第三章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第一節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一、 總督府的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化人的「方言觀」
《逆寫帝國》一書對殖民地語言有如下的觀察：「帝國主義的壓抑，其中一 個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對語言的控制。帝國化的教育制度，把都會語言的「標 準」版本，設置為典範正統，使其他一切的「變種」(variants)，皆被邊緣化為雜
5 Linda Javin 訪問，魏如風譯，〈論權力與人民－訪問陳映真〉，《暖流》1 卷 3 期，1982.03，頁 21。
6 施正峰，〈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收錄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1996），
頁 56。
7 施正鋒，〈語言人權〉，收錄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 言研究所，2007.05），頁 219。
8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14。
9 在此用「鏡像」參照黃美娥現代性「鏡像」對拉康(Jacques Lacan)鏡像階段論的闡釋，以現實 為鏡，詮釋台灣文學的語文爭議與社會大眾語言態度的對應關係。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 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語文學想像》，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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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不純。」10但是台灣經歷兩次語言的浩劫，而同為殖民者的語言政治，日本總 督府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在「變種」、「邊緣化」本土語言的策略與態度，卻也 因為對抗殖民文化的「漢文」具有重層意義而不盡然相同。
自 1895 年領台之初到 1937 年之間，日本總督府陸續成立「國語學校」及「國 語傳習所」，並增設漢文課程，逐步將傳統中國教育的「書房」收編至新式的教 育體制當中，再配合「國語講習所」的設置來提昇日語普及率。不過周婉窈認為，
「國語」縱然是近代國家統治本地與其殖民地人民的治理工具，但對日治之初的 台灣人而言還沒有發揮太大的效果，一般民眾在抵抗異族統治的思維之下，主觀 的學習意願也不高，台灣人幾乎是隨著教育的逐漸普及，基於實用目的才開始接 觸日語。11因此，日語逐漸發揮作為「國語」，要為台灣人注入「精神血液」的 積極意義，可以說是到了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發動「國民精神總動 員」之時才真正突顯，除了取消連年減授的公學校漢文課並廢止漢文欄之外，總 督府對本土語言的壓抑措施也更為積極。
只是從前述「台語復權」的現象可知，日治時期的國語政策並沒有，也無法 完全禁絕本土語言的使用。相反地，比起日治時期以日語作為「政治國語」，北 京話作為「文化國語」，在漢文被禁之前，對當時台灣新文學運動產生的影響或 許更大。那麼，相對於政治的與文化的國語，台灣話文論戰當中辯論台灣話主體 性的「方言觀」12如何產生？它全然是殖民政治操作之下的結果嗎？13又或者其 中有更細緻、更曖昧的因素，影響了戰後台灣人對「新」國語的接受，以及面對
「方言」的態度？
關於「方言」，洪惟仁認為有三種意涵：一是政治立場上的非標準語；二是 歷史語言學立場被歸屬同一語系的語言；三是社會語言學立場，無法彼此互通的 是「語言」，可互通但口音不同則是「方言」。14然而，重新梳理台灣話文論戰可 以發現，這場論戰除了黃石輝一直強調在政治上，台灣話不能被中國普通話所支 配，而且兩種「語言」在「語勢」上的差距幾乎無法溝通的現實以外，台灣話文 論者整體而言並沒有過度迴避台灣話與北京話在歷史語言學意義上同為「漢語」
10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 踐》（台北：駱駝，1998.06），頁 8。
11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 年代──台灣史論集》，頁 80-81。
12 可以想見的是，台灣話應該不會被日本人視為是「他們的方言」。根據先行研究者呂美親的觀 察，1920 年代以後出版的台灣語辭典相關書籍中，完全不指台灣語為方言。「台灣方言」的產生，
其實指的是台灣人講的日語（台灣腔、台灣國語），而台灣人把台灣話當日本方言可能性極低。「日 治時期台灣人的方言觀」值得作為本研究的延伸繼續討論，在此亦特別感謝研究者呂美親負笈東 瀛，仍於網路上對筆者提出的相關議題不吝回饋與意見交流。
13 吳長能，《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頁 41。
14 洪惟仁，〈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台灣語言危機》，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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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言關係。例如郭秋生雖然主張中國與台灣已是不同的政治主體，取消了台灣 話文在政治立場上「非標準語」的「方言」位置（所以相對地，日語和台灣話之 間就有此種政治立場的「國語」與「方言」位階之分）15，但他認為台灣話仍然 有和過去的言語不變的部份，透過既定的文字被保留下來。16黃純青則折衷於「獨 立的台灣話」以及「作為中國方言的台灣話」之間，主張改造獨立的台灣話，但 必須參酌台灣話與中國方言（指廈門話）的歷史淵源，建構與中國話之間的共通 性。17莊垂勝雖然認為當前要務「急於普及」，必須堅持「台灣話文為主，中國 話文為從」，但他也曖昧地說：「如果台灣話是中國的方言，台灣話文又當真能夠 發達下去的話，還能夠有一些文學的台灣話可以拿去貢獻於中國國語文的大成，
略盡其『方言的使命』。」18反對方則見張我軍以中國的「國語」與各地「方言」
的關係看待台灣話文19，廖漢臣將中國白話比擬為以東京語為標準的日本國語，
認為台灣應該也以中國白話進行創作。20自論戰中後期均不曾改變其反對立場的 賴明弘則認為：
台灣人既是中國的一地方人，台灣人若脫不出中國傳來的風俗習慣、文化，
至於語言既是中國的一地方方言，換句話說，無論接台灣文化的根源不同，
我們台灣人如不換從來的語言──台灣話──講台灣話，我們台灣人既是 還用漢字，我們祇有繼承前人的努力，無條件接受中國白話文以為我們台 灣新文學建設的表現工具罷了！……中國白話文就是「吾手寫吾口」的文，
就是講中國的一地方方言的台灣話的人需要的台灣話文。21
郭一舟則以語言學的角度，回應《台灣文藝》同人對台灣話言文一致的討論。他 以台灣話行文介紹福佬話，並指出福佬話作為「方言」，在台灣有兩種涵義：從 文化圈、語言的系統而言，對華北的官話來說是「方言」；另一方面，從政治圈 來說，對日本國語而言也是「方言」。22
15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資料彙編》，頁 39。
16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資料彙編》，頁 45-49。
17 黃純青，〈台灣話改造論〉，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 頁 126-129。
18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 頁 209。
19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67 號，1925.08.26。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 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 102。
20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 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68。
21 賴明弘，〈絕對反對建設台灣話文推翻一切邪說〉，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 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518-519。
22 郭一舟，〈福佬話（上）〉，《台灣文藝》2 卷 6 期，1935.6.10，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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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台灣話文在總督府馳禁漢文之前仍有相當程度的討論與文學實踐，
台語也幾乎是日語之外的共通語言，但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化運動者而言，無論是 支持或反對台灣話文，在「雙言現象」(diglossia) 23業已形成的社會語境當中，
台灣話或許作為「漢文」有高階語言的優勢，然而作為「語言」本身，早已因為
「語言文化」與「政治」的方言從屬關係，而陷落在政治國語／日語或者是文化 國語／北京話的雙重邊陲，於日治時期的國語政策之下，台灣話文的發展限制不 言而喻。
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新、舊國語的鬥爭與本土語言的「方言」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