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惡一線間

一. 隨時面臨考驗

歷史告訴我們，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戰爭，雖說在殘酷與暴力程度上有所差 別，但不管是什麼樣的戰爭，除了少部分心智近乎瘋狂的野心家外，沒有人希望 它發生，甚至有不少人致力於實踐和平的可能，只是戰爭卻從未就此絕跡。雖然 戰爭的目標不在造成痛苦，卻必然帶來集體的、嚴苛的和不公義的痛苦。就像戰 爭中充滿了血腥與暴力，也充斥著與暴力血腥一樣無法理解的故事。（頁 153）戰 爭中唯一的真實就是生與死，面對這一切無法理解的事，馮內果(Kurt Vonnegut 1922-2007)的回答是：「事情就是這樣。(So it goes)⁸」

在《偷書賊》中，死神對於人的困惑來自於戰時的人性表現，他說：「同樣是 人，怎麼有人如此邪惡，又有人如此光明燦爛呢？人類的文字與故事怎麼可以這 麼具有毀滅性，又同時這麼光輝呢？」(頁 477)

如果從小說來剖析，那些特別讓死神感慨人性的情節中，我們看到了默不作 聲的旁觀者，也看到了像漢斯和魯迪那樣不懼權威的旁觀者；漢斯在納粹軍官及 圍觀群眾的面前，送了一片麵包給猶太人，魯迪在青年團裡幫聽力受損的湯米求 情。文本中也呈現了猶太人如何被去人性化，飢餓、虛弱的老先生跌倒了好幾次，

又被迫起來再往前走；稍有力氣的，為了搶麵包而打起來。

然而，在大環境如此黑暗的情形下，人性的善良並沒有完全被泯滅。修柏曼 一家為了道義而冒險收留了一個猶太人，並且盡可能的幫助他，和這個初次謀面 的猶太人成了朋友。看到魯迪對受重傷的敵軍飛行員動了惻隱之心，在他的肩上 放著泰迪熊；還有老是吃不飽的莉賽爾和魯迪，特地在猶太人行進的路上為他們

8 ‘So it goes.’是馮內果小說《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中反覆出現的一句話，表現出 主角對於一切無法理解的事、戰爭的蠻橫殘暴，抱持一種無動於衷、冷眼旁觀的態度。

放了一些麵包。正呼應了漢娜．鄂蘭對於那個時代的觀察：「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

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 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 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⁹」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挽救別 人性命的人，他們並不是特別有能力，也不特別有權勢，只是因為他的良知告訴 他必須這麼做，這就是金巴多所謂的「英雄的平庸性」。

故事中插入的文本〈抖字手〉，提到那些為元首工作的那些抖字手，那些人是 最了解文字力量的人。因此，在本篇研究中，也探討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 公開支持希特勒，或是為納粹政權宣傳。基於對知識與專家的崇敬，那些具有高 學歷的專家們，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知識分子也應該是真理與良心的悍 衛者，他們被期待成為時代的楷模，就像是齊格蒙．鮑曼所說的：「作為一個『知 識分子』的潛在意義是喚醒每個人，超越專業或藝術風格類型的局部偏見，以參 與真理判斷和時代感的全球性議題。¹⁰」那些成為希特勒的抖字手的人，或許是缺 乏社會道德勇氣，也許是未能明辨問題，做出合理的判斷，或者是缺乏人文關懷，

以致於成為助紂為虐的人。

發源於德國的浮士德神話，在不同時代中被改寫成不同形式及內容的作品，

然而，浮士德的悲劇象徵的正是知識分子的失敗，其失敗的源頭來自於：只追求 能力的精進，而不具有人文精神。什麼是人文精神呢？依照何懷碩的見解：「人文 主義、人文精神，其實就是就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信念，它應該有的態度是：一 方面是不斷追求信念以及責任心；另一方面是一種寬容、謙卑、仁慈的胸襟。¹¹」 當我們放棄了人性中美好可貴的一面，來成就我們的慾望──不管它是關於個人

9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臺北縣新店市：

立緒文化，2006），頁 10。

10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王乾任譯，《立法者與詮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and Intellectuals)（臺北市：弘智文化，2002），頁v。

11 何懷碩，〈人文之美與知識份子的責任〉，《知識份子十二講》（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

頁94。

的或是國家民族的，我們也成了與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 交易的現代浮士德。

為了明白人性為何會顯出邪惡的一面，特別是納粹大屠殺的惡行為何會發生 於知識發達的德國？──畢竟那樣大規模的邪惡，並不是由少數心理異常的的人 製造的，而是多數如同我們一樣心理正常的人所為¹²──社會心理學家、心理學 家、社會學家等知識分子由他們的專業出發，提出各自的研究成果。並希望能找 出約束邪惡的可能。本研究綜合了漢娜．鄂蘭、菲利普．金巴多、齊格蒙．鮑曼、

弗洛姆及羅洛．梅的看法，歸納出邪惡行為出現的原因包括有：人們對於權威者 的敬佩、信任，或者渴望成為「局內人」，又或者因為恐懼，而服從權威。去個人 化－個人在不被辨識的情形下，不願負起道德責任。去人性化－使受害者先失去 人性的尊嚴，予以貶抑。不為之惡－旁觀者明知邪惡正在發生，卻什麼也沒有做。

及狂喜經驗－ 找不到其他的方法來取代暴力帶來的心流經驗。

二. 為時代點燈

與二次大戰相隔超過半世紀的當今世界，暴力與邪惡有增無減，然而，邪惡 並非萬能，人們仍有機會抵抗它與制服它。金巴多在他的《路西法效應》一書中 展示了好人如何在情境的力量下轉變成惡人，同時也提出如何避免由情境引發惡 行的十種方法：包括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成為有批判力的知識消費者，小心架 構化的資訊、堅持獨特性不允許去個人化、分辨真正值得尊重的公正人士，反抗 不義者、不犠牲個人或公民自由來換取安全感、記得自己對於過去和未來的責任，

並反對不公正的系統。羅洛‧梅說：「人生不是脫離惡，才成就善，而是雖然有惡，

依然為善。¹³」無論是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或是金巴多的《路西法效應》，

在書的最後也都提醒我們，歷史及當前的生活中，但還是有人可以抗拒引發邪惡

12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 著，孫佩妏、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臺北市：商周出版，2008），頁 354-60。

13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探索暴力的來源》(Power and Innocence : A Search for the Source s of Violence)（臺北縣新店市：立緒，2003），頁326。

的情境，超越自我保全的想法，發揮他良善的特質；而一個小小的善行，將引發 更多的善行，正如漢娜鄂蘭對於良善的譬喻：「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 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¹⁴」這些人的善行義舉照亮了我 們的時代，為身陷困境的人帶來希望，就像安妮．法蘭克的日記所寫的：「我看見 世界正在被變成一片荒野，我聽見雷聲正在接近……我感覺到千百萬人在受苦受 難，可是，我仰視天空，冥冥中覺得世界還能好轉，這場殘酷也會告終，和平與 安詳會重新回來。¹⁵」。這股希望，成為無盡等待中的支撐下去的力量。

14 漢娜．鄂蘭，《黑暗時代群像》，頁 91。

15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奧圖．法蘭克(Otto H. Frank)、莫珍．普萊斯勒(Mirjam Pressler)著，

彭淮棟譯，《安妮的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 the Definitive Edition)（臺北市：智庫，1996）。

頁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