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伍章 光明與黑暗同行
第二節 理性的崩解
一. 納粹時期的知識分子
只有在困難中，才看得出自己是什麼木頭刻出來的。我一直以為自己是橡 木，但現在看來更像是梨木，或哪一種軟趴趴的木頭。就那樣一個混蛋拿 著刀在我鼻子前晃著，我就掉了滿地的木屑。
──柯奈莉亞．馮克（Cornelia Funke）《墨水心》(Inkheart)5
朱薩克所謂的「抖字手」──那些了解文字力量的人，讓人聯想到的是納粹 時期的知識分子；那些公開支持希特勒，為希特勒說話的知識分子。
在討論納粹時期的知識分子之前，必須先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作一釐清。
說到「知識分子」一詞，好像是一個普遍的概念，但要明確定義知識分子的特質，
其實沒有想像中簡單。「知識份子」是社會學的一個名詞，但其意義模糊、有太多 不同的定義。歷史中的「知識份子」開始是指教士、書記員，還有占卜者。然而，
正如羅素所言：「知識分子是教士精神上的後裔，但是教育的普及已經奪去了他們 的權力。……事實上對於學者的尊敬從來不是由於真知，而是由於想像中所具有
5 柯奈莉亞．馮克（Cornelia Funke）著，劉興華譯，《墨水心》(Inkheart) (臺北市: 大田，2005)，
頁 162。
的魔力。6」
法國知名學者雷蒙．艾宏(Raymond Aron ,1905－1983)的觀察卻正好相反，他 認為知識分子當前的處境是：「數量日益增加、更解放、更具有影響力、更接近權 力的核心。7」他把知識分子分為兩類：廣義來說，「知識分子」包括所有的勞心工 作者。狹義的定義則是指專家和文人。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則將知識分子分為「普遍的知識分子」和「特 殊的知識分子」兩種。「普遍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作家和法學家。他們代表
6 羅素（Bertrand Russell），靳建國譯，《權力論》(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臺北市：遠流，
1989），頁 34-5。
7 雷蒙．艾宏(Raymond ,Aron)著，蔡英文譯，《知識分子的鴉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臺 北市：聯經，1990），頁 261。
8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Colin Gordo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 Pantheon,1980) p.126-7。
9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臺北市：
麥田，1997），頁 41-2。
10 薩依德，《知識分子論》，頁 42-6。
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總結了班達及葛蘭西兩人的看法，認為：
知識分子具有其社會影響力，不管那是公開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他必須 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
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 不顧的人們和議題。11」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著有《立法者與詮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一書研究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變遷，他認為：「那些試圖定義『知識分 子』的作者，都是同一個少數群體的成員。因此，每一次定義的目的，都是試圖 為它們自己的身分描繪邊界。12」
由上可知，知識分子自許為社會的良心，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在社會中具有 相當影響力，可能是某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是真理的悍衛者。
納粹時期的知識分子，大抵可分為三類，一為流亡或避居海外，一為留在德 國，但從此沈默。還有一種是進入政治社會的核心，成為「希特勒的抖字手」。
政論家暨史學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希特勒甫上台那年，正在法院實 習，親眼看見判案的法官們如何在納粹黨人的威脅下讓步。他評論道：
150 年前，同一座法院的法官寧可被腓特烈大帝下獄，也不願屈從君主的 敕命，來更改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決。……到了 1933 年，別說是腓特烈大 帝了，甚至連希特勒都不必親自施壓，即足以讓柏林最高法院的審理工作 被「同步化」。13
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是海德格的學生，也是一名德國猶太裔哲學家，他
11 薩依德，《知識分子論》，頁 48-50。
12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王乾任譯，《立法者與詮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and Intellectuals)（臺北市：弘智文化，2002），頁 2。
13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 1914-1933》
(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5），頁 227。
在《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中敘述海德格以哲學家及大學校長 的身份支持希特勒政府、影響學生觀感的情形。14海德格也曾與洛維特談到對於德 國前途的看法，他始終堅信：國家社會主義對德國來說是通往未來的道路。15洛維 特評論海德格充滿哲學意味的政治理念其實是源自於他對「存在」的哲學本質的 理解16。此外，洛維特也觀察到學術界的一個現象：
我一再的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們一方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表示整體上的 贊同，可是對於自己專業領域內的情況，他們又表示反感。……學術界就 是這樣用自己領域以外的進步來自我安慰，但卻忘記：只有自己的領域，
才是他們有責任也才有能力判斷的地方。17
知識分子一向是理性的化身，他被期待有較高的道德表現，被期待做為時代 的模範，他們的言行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正如雷蒙．艾宏所言，任何人只 要知道如何去說服群眾，以及是一位能建立一套思想體系的理論家，他就是時代 之寵兒。任何時代當然總是會有學者和作家替既定的政治體制辯解，而成為官方 教條的代言人。18
回到本節一開始要回答的問題，那些了解文字力量的人，為什麼甘願做元首 的抖字手？從哲學與史實觀之，可以歸納出三個原因：
首先，是缺乏道德勇氣與社會責任感。思想所要求的，不只是識見而已，還 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勇氣。19知識分子如果只求個人的成就，而不具知識勇氣或逃
14 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區立遠譯，《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rnd nach 1933)(臺北市：行人，2007)，頁 65-7。
15 卡爾．洛維特，《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頁 96-8。
16 卡爾．洛維特，《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頁 71。
17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臺北市：麥田，1998），頁 89-90。
18 雷蒙．艾宏(Raymond Aron)著，《知識分子的鴉片》，頁 259。
19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臺北縣新店市：
立緒文化，2006），頁 9。
避他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根據薩依德的說法，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 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20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壓力與誘 惑之下，成為希特勒的抖字手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是未能看清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從當時的政治情況來說，德國正遭 遇著國家信心危機，人民生活困苦，民主制度運作失靈，十分有利於極權政治的 出現。知識分子出於愛國及民族自尊，因而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即使在當 前世界，這樣的選擇仍佔得住腳，為有力行動而犠牲政治自由的誘惑，並未隨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消失。21
第三是缺乏人文素養。在第二章曾經探討過希特勒政權，以優生學為學術基 礎，強制淘汰「無生存價值者」；美國在 1920－1940 年間，也曾出現同樣基於優生 學考量，而有強迫絕育的違憲之舉。22此外，將猶太人安置於集中營施行最後解決 方案，以及在集中營中實行的極端的人體醫學研究。還有各種新式武器的發明與 運用……等等。科學理性若缺乏人文關懷，就會輕易為邪惡所利用。學者龍應台 則認為，這些支持希特勒的知識分子，雖然擁有高學歷，卻只是具備了「人文知 識」，而不具有「人文素養」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