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組與政治參與有關的題目包括較為激烈的行動，內容是「團結大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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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理論」以及「上訪、遊行、示威、靜坐」等，這些行動型態與中國目前逐漸 增加的群體性事件有所關聯。我們具有興趣的是，「抗議型」政治參與與世代差異 以及價值觀變遷是否具有關係。
表 6-7 包括了四組羅吉斯迴歸的檢驗。首先，在第一欄的世代差異與是否採取
「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因果關係具有顯著性，內容是 70 後世代較年長世代更會採 取「抗議型」政治參與，而 80 後世代的比例更高，顯著地高於年長世代，同時其 系數也高於 70 後世代。在納入其他控制變項後，世代差異的影響被其他變項吸收，
具有顯著性的變項包括性別、居住地區、政治面貌、訊息管道等。男性會採取「抗 議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在居住地區方面，以中部省份的民眾為對 照組，東部的受訪者採取此項行動的比例較低，西部的受訪者明顯較高；具有共 產黨員身份的受訪者相較於曾申請入黨以及群眾更不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
符合其更居於政治正當性位置的情況。
當我們納入價值觀變遷的考慮後，從第三欄的模型結果可以發現僅有儒家價 值觀分數對於「抗議型」政治參與帶有弱化的影響，這與此項政治參與的性質有 關，儒家價值觀與更為保守的傾向相關聯，也更不會選擇較為激烈的政治參與，
但這種影響與民主價值觀分數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一樣，都是處於在 發展中的情況，並非完全符合理論預期，因為在第四欄以價值觀群體為變項的模 型中，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就沒有顯著的比例上差異。
在其他的變項方面，基本社會學變項對於受訪者是否採取「抗議型」政治參 與的解釋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性別差異上，男性的比例高於女性。其次，地區 差異與是否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影響十分顯著，其中東部地區較中部地區 的受訪者更不會採取此行動，相對地西部地區則是有更高的比例會采取「抗議型」
政治參與。訊息管道的影響只有管道數量一項具有顯著性，有著更多接觸政治與 政府訊息的受訪者比較容易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這在「請求型」與「舉報 型」的政治參與中同樣保持顯著。對未來家庭經濟具有更好的評估、更高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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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以及具有較緊密的人際關係，這類受訪者較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可 能是因為這有助於他們進行集體行動的動員。此外，具有整體人際信任的受訪者 其加入「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會比較低。
整體來看，價值觀變遷目前看來對於「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影響並不全面，
我們只能發現受訪者具有更高的儒家價值分數，參與此類政治行動的比例更低。
在社會特徵方面，受到經濟發展正向影響的中國民眾採取行動的比例會比較低，
包括東部居民、正式黨員以及對家庭未來經濟情況給予更高評估的。民眾的政治 訊息管道數量、個人的政治興趣以及人際關係的緊密度將有正面的影響，這些結 果相當符合政治行動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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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L 4670.428 2702.681 2108.321 2107.353
N 3381 2176 1706 170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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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L 1548.609 1010.782 876.726 874.992
N 3415 2189 1716 171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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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L 2754.415 1831.843 1552.944 1552.936
N 3404 2184 1711 1708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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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治參與的動力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最近以來的變化，多數的研究都發現社會矛盾 的擴大與群體性事件快速增加是主要特徵。本文依照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2011 年中 國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將政治參與的類型分為三項，分別為「請求型」、「舉報 型」，以及「抗議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可以發現，從 2001 年到 2011 年之間整體 的變化，可以用各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同步提高，同時以抗議行動的快速提高 做為顯著的特點，此點與大多數中國社會觀察的結果相符。
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民眾曾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民眾，在 2001 年調 查時僅有 2.9％，到了 2011 年，回答曾採取這類行動的人數已經達到 14.3％，增 長速度十分驚人。這個初步結果顯示，近來對中國群體性事件的逐步增加的官方 統計與研究資料，在大規模的抽樣調查中同樣也得到確證。
這些群眾的特徵為何呢？以社會學變數進行交叉列表的結果來看。採取請求 行動的民眾主要是男性、居住於城市、教育程度高、正式黨員或曾經申請入黨者，
以及自認為家庭社會地位為中層的受訪者，整體而言，除了性別外，城鄉差異與 教育程度都表現了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這結果更可能與政治能力有關，
因為具有黨員身份與曾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與一般群眾相比，更會進行「請求型」
的政治參與。會採取舉報行動的民眾背景大致是 80 後世代、價值觀群體中的低價 值觀者、男性、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教育程度達中學以上者、正式黨員以及主觀 社會地位在中層以上的受訪民眾。在本文比較關注的「抗議型」政治參與，新世 代的參與是一個顯著特徵。但與現代化程度相關的變數只有教育程度有關，在地 區變項中，反而是現代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民眾採取此行動比例更高。
可是，本文所關心的重要變數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參與，尤其是「抗議型」政治 參與，還沒有展現出其影響力，只有儒家價值會削弱民眾的「抗議型」政治參與。
整體而言，我們要持續注意的是，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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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數量、型態與內容都在轉變當中。雖然目前尚未與價值觀變遷有直接的關 係，而是與居住於中、西部省分、更多的管道數量、對未來家庭經濟的改善評估、
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等。這將成為未來民主化參與的潛在動力，
一旦它與價值觀變遷有所關聯，一項體制的賦權過程就有可能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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