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使用世代差異與價值觀分組的概念對中國民眾的政權機構信任進行分 析，可以發現中國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呈現舊世代較為接近，而「80 後」
新世代出現更大分歧的情況。其內容是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的信任偏低，
儒家價值觀者與混合價值觀者則是屬於政權機構信任較高的一群。
接著，我們將使用迴歸模型來處理主要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並藉以理解影響 政權機構信任偏高或偏低的背景因素。表 5-5 為模型分析結果，第 1 欄只看世代差 異對於政治機構的影響，當使用年長世代為對照組時，我們可以發現世代對於政 權機構信任的影響具有顯著性，「80 後」世代的 B 系數為-.464，比「70 後」世代 的-.210 低了一倍，表示新世代的政治信任快速下降。當我們放入其他社會學變項 時進行控制，如第 2 欄的數據，我們發現世代差異的影響持續顯著，其他影響政 權機構信任的社會學變項包括性別、城市以及主觀社會地位，女性、居住於城市 以及自我認定為社會中層的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更低。
第 3 欄與第 4 欄以兩種型式納入了價值觀變數。首先是以民主價值與儒家價 值的分數型式，結果民主價值分數對於政治信任的影響不顯著，儒家價值分數則 會強化政權機構信任，這與朱雲漢教授的研究結論相近 (Chu, 2013) 。在其他相似 的分析中，我們也發現儒家價值分數會強化對於執行機構的信任 (民主價值分數影 響不顯著) ，而民主價值分數則會弱化對社會機構的信任 (儒家價值分數影響不顯 著) 。大體上而言，模型分析證實民眾對於儒家價值的信仰將會增加其政治信任，
但民主價值變化的影響則不明顯。
如果進一步從價值觀群體分類的角度來分析，結果則十分符合理論預期。納 入了價值觀分組以及所有的控制變項後，在表 5-5 的第四欄中，可以發現不同價值 觀群體之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以儒家價值觀群體做為對照組，民主價值觀群組 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最低，B 係數為-.353，顯著性小於.001；低價值觀群組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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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係數為-.246，顯著性介於.01 到.001 之間；混合價值觀群體與儒家價值觀群體之 間的差異不顯著。模型分析的結果符合趨同理論的假設，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 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而民主價 值觀群體的出現，如前幾章的分析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環境之下，包括經濟與社會 結構的巨大變遷、世代交替、以及擺脫了先前的狂暴性政治運動潮。在價值觀做 為主要自變數的模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影響中國民眾政權機構信任的其他變數。
在社會變項方面，城市居民的信任更低，但居住在東部的民眾則擁有較高的信任，
自我認定為社會上層的民眾對政權機構的信任更高。好的經濟評估以及更好的人 際關係依然有助於民眾信任政權機構，可以強化民眾的政治支持。訊息管道的影 響也符合預期，更多的網路使用以及交換小道消息將會削弱政權機構信任，正式 的政治訊息管道強化對政權機構的信任。另外，政治效能感越高的民眾，其政權 機構信任顯的更低。
經濟評估傾向正面，以及人際關係更為密切的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也 越高，前者是因為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人們更相信政府的作為與能力，信任感也 會提升，後者主要是因為在中國人際關係的緊密與傳統社會要求價值觀更為契合，
更好的人際關係多半與支持現況與穩定漸變的看法關係密切。訊息管道與政治涉 入在部分與政權機構信任呈反向關係，當民眾網路使用更頻繁、越容易接觸到小 道消息時，其政治信任就會更低，訊息的開放程度將會決定受信者的政治態度本 來就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不過，其中有一個轉折，訊息的內容也會左右受信者的 看法，在我們的分析中，經常閱讀政治訊息的變項也具有顯著性，但它是正向的 強化民眾的政治信任，這是由於公開的政治訊息帶有許多官方所同意的內容，受 信者將更傾向官方的論點。尤其在政府仍然牢牢控制正式傳播管道的中國，這種 正式與非正式傳播管道間受信者的差異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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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王正旭 (Wang, 2010) 整理了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正當性概念測量的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來自政治系統層次 (a system-level view) ，主要是建立在自由民主被視為 是唯一合法政府形式的立場上，所以其測量着重在政府的包容性、公平性、回應 性以及與其他政治體系相符的程度。另一種視角是從基層的意見出發 (view from the grass roots) ，試圖藉由理解民眾如何去關聯與參與政治的角度來測量一個政體 的正當性，當民眾對於現存體制有更高的評價時，其正當性也就確立，不論它是 什麼形式的政府。由於中國目前並未實現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們把焦點置於民眾 對於現有制度的評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