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架構的設計來看，除了世代差異外，本文必須處理幾個重要的概念。
包括競爭性的價值觀、國家權力變項、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政治參與以及民 主正當性等。以下簡要說明這些概念的測量方式。此部分將集中討論概念的形成 方式與主要變項的使用內容，至於統計上的操作程序與變項處理方式，將以附錄 的方式記錄於文末。
一、競爭性的價值觀：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觀
中國在鴉片戰爭爆發以前一直有著獨立發展的優勢文明。歷史上雖然遭逢幾 次重大的外族入侵，但做為優勢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各朝代政權的接受或尊 重。其正統性獲得相當的持續，並長期影響東亞其他社會。儒家思想對於政治生 活有自我完善的邏輯與標準，至今仍在泛東亞地區的官方與民間發揮作用。8 這些 社會共同分享了一些價值體系，例如，「孝道」與「三綱五常」標示著以家庭倫理 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仁政」顯示了對於政府與領導人的治理要求與評價標準；「民 本」則是政策內容上更強調提供人民基本福祉與社會照顧的政府責任等等。在政 治方面，傳統上藉由知識菁英組成的官僚體系，以及強調天下一統的超穩定社會 共識結構，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有效地支持其政治系統的運作。可是西方在 18 世 紀進入亞洲之後，這個文化傳統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其中，與本文密切相關的部 分，是民主價值觀與傳統儒家文化之間的競爭關係。
我們將測量兩組價值觀念，首先是民主價值觀。胡佛教授以及朱雲漢教授等 所長期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對於民主價值觀已經發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 量表。早期，胡佛教授等人就針對系統層次的民主政治文化，亦即對政治體制運
8 東亞社會一般而言可以包括四個華人社會與四個非華人社會。前者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
以及香港。後者則包括日本、南韓、北韓，以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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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規範原則，發展出五種權力價值取向，包括了「平等權原則」、「主權原則」、
「自由權原則」、「社會多元權原則」與「制衡權原則」等 (胡佛，1998a；1998b) 。 依照張佑宗教授 (2000：20-22) 的整理，這些都涉及在憲政自由主義的原則下，
規範體系成員之間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則或信仰。原先胡佛教授等人一共發展了二 十三道測量題目，因歷次題目的增減，二十多年來一直被延續下來而更動不大的 約七個題目。張佑宗教授在 2000 年的論文使用了其中五個，其他的相關研究者也 會根據研究議題所需選擇必要的題目。本文依據研究上的需求，選定包括政治自 由、政治多元性、以及制衡原則等三項主要的民主概念，其中共包括五個題目，
我們反向計數受訪者的回應，合併成民主價值指標。9
其次，在儒家價值方面。一般來說，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歷史上東亞許多社 會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思想是最重要的內容 。包括 Inghlehart (2003)、
Inglehart and Baker (2000)、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Wang (2008)、Huntington (1996) 以及 Shin (2011) 等人的研究，都把儒家文化圈視為一個區域。早期如韋伯 (1978) 與裴魯恂 (2007) 等強調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都指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儒家 文化的持續性影響至今在東亞各個社會都可以發現其痕跡。所以儒家文化做為一 個持續性的價值觀，在中國社會仍然深具意義，尤其是近來中國官方與知識精英 開始把儒家文化復興做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文化工程。
本文將直接運用 Shin 最近的工作成果，他辨認了儒家文化圈共享的五個核心價值，
並檢證它們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Shin, 2011; Nathan, 2012) 。雖然 Shin 主要是使 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的資料，唯該題組具有持續性。筆者也將直接使 用這五個問題，分別測量中國民眾的階層主義、道德精英、人際和諧、公共利益 以及家庭主義的傾向性。這五道題目都選取正向的回應。以下是民主價值與儒家 文化指標時所使用的題組。
9 張佑宗教授 (2000：23) 指出，胡佛教授等人所採取的測量的方式，與其它類似研究的區別，在 於不採用抽象的和直接的問法，因為這種測量方式將不會有很好的區辨效果，受訪者容易在題目 的引導下作正面的回答。因此，以反面的問法，可以讓受訪者聽到問題後會稍加思索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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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價值題組
政治自由：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政治多元 1：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政治多元 2：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制衡原則 1：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 (司法獨立) 制衡原則 2：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麼就很難辦好大事情。 (立法 制衡)
儒家文化題組
家父長與階層主義：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
人民都應該服從。
道德菁英：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決定一切。
人際和諧：即使和別人發生了矛盾，也應該避免正面衝突。
集體利益：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家庭主義：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二、國家權力變項
在社會的價值觀變遷過程中，國家—或是指政權本身—為了維持系統的穩定，
自然也會傾向藉由政治社會化過程來取得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自 1989 年以 來，中國政府也有幾個重要的措施來進行系統維持。就筆者觀察，與民眾的政治 態度相關並應給予特別關注的，至少包括提倡「新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的 政治安排」兩方面。
1990 年代中國興起「新民族主義」，其內容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 適時運作民族主義，取代放棄共產主義後的意識型態真空，並企圖將西方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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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這個發展一直到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的
「扺制家樂福」事件，以及涉及釣魚台主權爭議時的「反日遊行」，仍可看到其所 發揮的影響。此外，為了處理因為社會快速發展所潛藏的不穩定，從江澤民、胡 錦濤、一直到習近平，繼任的中國領導人皆主導該時期的國家論述做為施政主要 方針，包括「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中國夢」等，這些 都表現了政權對於影響政治文化內容的企圖心。這些論述的具體政策作為可以表 現在對於中國特色政治安排的訴求上。不過，本文認為這兩個方式有些地方需要 區分。雖然民族主義初期也是政府主導，但後來的發展是民間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有時連政府都難以掌控。而中國特色的政治安排，包括「和諧社會」與「維穩」
目前仍是政府的政治目標內容之一。對於民間而言，前者可能是具有內在趨動力 的，後者則是完全來自外在環境。
就本研究而言，主張上述兩者在某種程度會與價值觀的變遷有關，應對其相 關性加以觀察。本文所使用的測量方式如下：首先測量受訪者是否具有民族主義 傾向。民族榮耀感計數正向的表達，土地歸屬感則計數反向回應，合成一個民族 主義指標。其次則是希望了解民眾對於不同面向政治制度安排的看法。本文使用 ABS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制度偏好的題組進行測量。訪問中給予受訪者兩個競爭性 的選項一個指涉西方民主的主要制度，另一個則是非民主政府的其他制度。在不 提示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給予受訪者自己選擇的空間。這些選項分別關聯了「民 意角色」、「人民主權」、「媒體自由或管制」、「政府的照顧責任」、「政治甄補方式」
以及「利益代表方式」等內容。
國家權力變項 1：民族主義
民族榮耀感：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嗎？
土地歸屬感：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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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變項 2：贊同中國的政治制度 (對比民主制度) 民意的角色：
(1) 政府決策應該完全遵循人民的意見
(2) 政府認為怎麼做對人民最有利就應該怎麼做 人民主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媒體自由或管制：
(1) 媒體應該有權自由地發佈新聞和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控制 (2) 政府應該有權阻止媒體發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與意見 政府的照顧責任：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政治甄補方式
(1) 政府領導人應該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
(2) 政府領導人應該根據他們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經過選舉 利益代表方式
(1) 多個政黨代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 (2) 由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三、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
民眾的政治支持是否會受到價值觀變遷的影響，是本文的核心論述之一。關 於政治支持，本文將研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政治系統 論。政治支持 (supports) 是作為政治系統的重要輸入項之一，另一輸入項則是政 治需求 (demands) 。就 Easton 來看，政治支持可以分為兩種，普遍支持 (dif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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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與特殊支持 (specific support) ，特殊支持指的是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某 一特定的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所進行的評價，這表示成員對權威當局的 政策與舉措在概念上能夠感知，這種評價如果是正面的就是具備某種政治信任，
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普遍支持的指涉對象通常
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普遍支持的指涉對象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