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性與文化相對性的辯證

根據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經驗，基本上就是一個追尋現代性的過程，體制 內改革的努力、追求共和的革命運動、軍閥割據與內外戰爭，以及共產主義革命 與激進改造。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這些改變離全面的現代化還有一段距離。歷 史學家指出，中國謀求改造的困難在於「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黃仁宇用大歷史 的觀點分析，認為中國因為缺乏數字管理的能力，所以無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近代以來，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中國建立了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與中共 則是藉土地改革而建立了低層機構，目前則需要在這兩個層次間建立法制性聯絡 管道。到目前為止，也才初步具有數字管理的能力。(黃仁宇，1990)

現代性在中國立足為何如此困難，本文認為應該回到文化變遷的觀點上來思 考，有一個貫穿社會與歷史的強固傳統文化存在，仍然在各個層面塑造民眾的價 值觀內容，面對外來的現代化價值，發生了很強的競爭性。對於現代性，有意義 的結構性變遷發生在 1979 年之後的中國，鄧小平路線或理論實際上真正使中國走 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雖然經歷了「天安門事件」以及稍後的「姓社姓資」路線爭 議，唯鄧小平以高度的政治能力解決了改革前期的內外矛盾，改革開放政策的落 實使得中國真正具有了現代性。這可以從本文的數據分析來取得證實。

首先是競爭性價值觀。藉由政治安排、社會互動以及信仰原則的對比，我們 辨認了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在世代之間的變動情況。基本上，中國價值觀變 遷的趨勢是儒家價值觀沿著世代線的逐級下降，以及民主價值觀沿世代推新而逐 步上昇的過程。其中，民主價值觀由負轉正的關鍵世代是「70 後」世代。另外，

我們也發現國家主義與儒家價值觀的變動情況相當一致，這或許是因為中國近代 所建構的國家主義與傳統儒家價值觀有契合之處，給予了民眾相近的影響。此外，

除了世代以外，我們也發現了現代化指標對於民主價值分數提昇的正向影響。其 中，訊息管道中的網路使用情況的影響十分關鍵，正面地影響了民主價值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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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涵納世代差異。儒家價值分數的變動則大致與影響民主價值分數變動的 因素一樣，只是提供的是負向關係，我們注意到傳統含量越高，其儒家價值分數 也就越高，例如更相信親近的人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

第二個主要發現是價值觀結構的變動。藉由世代間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分佈情 況，我們確認了有兩種價值觀結構存在於不同世代之中。早期的模式是絕大多數 民眾贊同或擁抱儒家價值觀，具有其他三類價值觀的民眾相比而言都是少數；更 為當代的模式是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數量相當的分佈型式。另外，模 式的改變具有斷層性，1960 年代之前與 1970 年代之後存在兩種不同的模式。上述 兩點說明，過去 30 年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改變的確改變了中國新世代的價值觀，其 中的特點是，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數量正在成長中，而且很有可能在未來與贊同儒 家價值觀者分庭抗禮。

最後，我們分析新世代中各類型價值觀群眾的特徵發現，就社會條件與基本 態度來看，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並不相同。民主價值觀者受到現代化更 多的影響、更多的訊息管道、對於經濟現況更強的批判性、對於政治更多的心理 涉入以及較過去疏離的社會人際關係。儒家價值觀者則基本上相反，較多居住在 農村、西部省份、訊息管道較少，以及受過中學教育的民眾；他們的基本態度更 傾向給予經濟情況較高評價、較少的政治心理涉入以及較好的傳統人際關係。

讓我們回到趨同假設與文化相對假設的討論，那一個說法在中國案例中更可 以得到支持？從資料的整體結果來看，文化相對論的說法在中國是有其影響力的，

這可以表現在儒家傳統價值觀的元素在中國民眾之中仍然具有很高的認同，包括 家庭主義、人際和諧以及集體利益等。雖然各個世代之間具有差異而且呈現下滑 趨勢，可是整體而言仍然得到民眾正向的反應。更重要的是，從價值觀結構的角 度來看，1970 年代以前出生的儒家傳統主義的價值觀大軍，在數量上仍然具有絕 對優勢，這是中國目前局勢仍然十分穩定的主要支撐力量。可是，當我們進入到 新世代中的價值觀體系，可以發現另外一些現象正在發生，只是可能被整體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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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暫時掩蓋。第一個重要變化自然是民主價值觀認同的提昇，尤其是「70 後」世 代開始進入正向的認同。當我們使用價值觀群體的角度來檢視，可以發現價值觀 群體的世代差異可以用民主價值觀認同者的大量增加做為新世代價值觀結構的特 徵。在 1960 年代以前出生者，中國民眾中的儒家價值觀者都以超過一倍的數量大 於民主價值觀群體，「70 後」世代開始拉近，「80 後」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者數量開 始超越儒家價值觀者。進一步分析，這些變化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有關，它們 都或多或少都與現代化因素相關。也就是說，趨同假設正在發揮作用，儘管面對 強大的傳統文化影響使其變動幅度不如理論預期，但仍然在相對開放的部分改變 民眾的觀念，包括更高的教育程度、更都市化的生活、更開放的訊息管道等。具 有新價值觀的民眾也展現與傳統價值觀擁護者的差異，例如更具有政治效能感、

以及偏離傳統關係社會下的人際關係等。

1979 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這些變化的真正根源，中國過去 30 年的結構變遷 的確形成了世代差異，尤其要注意的是「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之間的差異。從 本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性所帶來的差異可以在兩種不同價值觀的變動與 結構消長中看出來，這種變化是否會與政治支持進一步聯繫起來是下文分析的重 點。不過，在此之前，也要注意到國家加上社會環境所建構的意識型態對於世代 與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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