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穩定類型的建立

政治穩定到底取決於社會條件、文化條件或是制度條件呢？政 治學文獻較少探討政治制度與民主穩定之間的關係。本節嘗試比較 艾爾蒙、李普賽的政治社會學觀點以及鮑威爾、李帕特的新制度主 義模型，四位學者對一些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政治穩定之間的 關係，做過類似的研究，卻得出不同的結論。

西歐和北歐國家除了法國、芬蘭、瑞士以外，大抵選擇了內閣

制做為其政府體制，正如第四章所分析的，這些地區國家的社會結 構基本上是多元分歧的，其政治體系被其社會的分歧所困擾，這些 國家的社會存在著不同的次級文化(subculture)，社會的異質性是否必 然釀成不穩定的政局而困擾著各國的決策者？多元分歧社會需要何 種制度搭配才得以避免陷入混亂？這些問題都將在本節予以探討。

一、政治穩定的概念澄清

政治穩定是政治產出面的結果，它受到前面章節所探討幾個因 素的影響，制度規劃者在選擇某種政治制度時，將會評估何種制度 的搭配將達到何種程度的政治穩定。經過本章前面的分析得知，聯 合內閣並非必然是導致政局不穩的因子，同樣是聯合內閣型態的最 小獲勝聯合內閣、超量聯合內閣、多黨少數聯合內閣等，其內閣的 持久性或存活率，各國的情況亦有所不同。

政治穩定應該是個多面向的概念，它包含以下的觀念：體系的維 持(system maintenance)、公民秩序(civic order)、正當性(legitimacy)、

效益性(effectiveness)(Lijphart, 1977: 4)。穩定民主政體最為顯著的 特徵，是相當程度地維持民主運作於不墜，使公民暴力能消失無形，

政權正當性獲得選民的肯定，政策亦能產生極高的效益，如此一來，

政治穩定當然能得到確保。另外，桑德士和赫曼(Sanders and Herman, 1977: 346)指出這項概念的多樣意義：憲政規範的延績，政府職位的 持續性，社會穩定不受暴力的威脅，政策或政治產出的效率。

二、學者對政治穩定的看法

(一)政治社會學的論點(Ⅰ)：艾爾蒙

傳統的看法認為兩黨制和同質性的社會是民主政治有力的憑藉 (Almond, 1956)，認為兩黨制產生單一政黨內閣，內閣壽命因而較為

持久。艾爾蒙(Almond, 1956: 392-393)大致依此脈絡，透過某種概念 架構，將政治體系予以分類，並將焦點集中在政治穩定的研究上。

艾爾蒙並不是依據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而是依據政治文化的同質性 程 度 和 角 色 分 化 的 程 度 這 二 個 變 項 ， 來 解 釋 西 方 民 主 體 系 的 穩 定 性，並按照此二標準，將政治體系分成四種類型：(1)英美類型；(2) 歐陸類型；(3)前工業化或部分工業化政治體系類型；(4)極權政治體 系類型(參見圖 7.2)

根 據 艾 爾 蒙 的 看 法 ，「 英 美 類 型 」 是 穩 定 的 ， 因 為 其 人 民 對 政 治的手段和目的，具有高度的共識，也由於其政治機構權責分明，

各政府機構行政中立而不受其他部門和社會機構的干擾。英美體系 被認為具有同質的政治文化及高度分化的角色結構，基於「重疊會 員」(overlapping memberships)和「交叉分歧」(crosscutting cleavages) 的 命 題 ，「 英 美 類 型 」 的 人 民 由 於 大 都 同 時 分 屬 兩 個 以 上 的 不 同 團 體，將造成其在心理上的交叉壓力而導致一種中庸節制的態度，因 此 這 些 國 家 的 政 治 體 系 呈 現 高 度 的 穩 定 和 效 能 (Almond, 1956:

392-393)。 其 他 類 型 的 政 治 體 系 則 或 多 或 少 陷 於 不 穩 定 的 局 面 ， 因 為這些政治體系的團體和組織各具有彼此相斥的政治文化，而且其 政治角色的結構也未能分化成各自獨立的、有組織的及特定的機制 (Lane and Errson, 1999: 38)。

政治 文化

角色 結構 同質 的 分裂 的

高度 分化 的 英 美 等 國 歐 陸 各 國

低度 分化 的 極 權 國 家 前 工 業 化 國 家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Almond, 1956.

圖 7.2：艾爾蒙的政體分類

艾爾蒙的分類法，遭到不少嚴厲的批評。他本人承認這項類型 仍然相當粗糙，雖然開啟了民主體系各種類型差異的討論風氣，然 而這項類型未將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國家和低地國等歐洲民主小國 包 括 進 去 ， 而 且 粗 糙 地 將 一 些 國 家 歸 類 為 極 權 國 家 和 前 工 業 化 國 家 ， 在 分 類 上 未 做 到 窮 盡 (exhaustiveness)的境界，因此很難成為一 項完美的分類架構(Lange, 1991: 87)。另外，結構功能論經常被批評 為 帶 有 西 方 文 化 偏 見 ， 相 當 鄙 視 和 嘲 諷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Lane and Ersson, 1994a: 8)。再者，政治文化呈現分裂的且角色分化並不明顯 的國家(如比利時、奧地利等小國)，並不如艾爾蒙預測是不穩定的，

反而透過制度的設計，亦能呈現穩定的局面(Lijphart, 1977)。

(二)政治社會學的論點(Ⅱ)：李普賽

李 普 賽 (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 其 膾 炙 人 口 的 《 政 治 人 》 (Political Man)一書，討論的焦點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與民主體系穩 定 性 的 條 件 (Lipset, 1959)。 李 普 賽 的 分 析 路 徑 與 艾 爾 蒙 的 觀 念 類 似，他們認為同質性的社會有益於穩定，異質性的社會不利於穩定。

一九六○年代的很多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重視社會分歧的型態及其 結構，政治不穩定性的影響(Lipset and Rokkan, 1967)。但是，李普 賽的研究也與艾爾蒙略有不同，他尋找維繫民主政治的條件，艾爾 蒙則關注社會結構和政治文化對民主穩定的影響。

李普賽在《政治人》一書中，運用基本的社會學研究途徑，來 分析民主規則建立的動力，他說：「研究促進民主政治的條件，必須 集中焦點於分歧和共識的來源」(Lipset, 1959: 21)。分歧可以導致衝 突；共識有助於化解因衝突引發不愉快的結果，其方法是透過民主 政府規則的界定，使相互競爭的政黨有所遵循。急劇的政府轉移或 社會動盪都可能造成不穩定一個民主政體；如果面臨各種團體的壓 力而無法妥善地排解，則亦將顯露出不穩定的跡象。

李 普 賽 的 政 治 穩 定 模 型 ， 指 涉 兩 項 結 構 與 民 主 規 則 的 建 立 有

關：(1)階層化的體系(stratification system)；(2)分歧的結構(cleavage structure)(參見圖 7.3)。階級結構的低度階層化以及交叉分歧的存在 等因素，是李普賽所引用關於分歧和共識的基本概念，此足以充當 李普賽探求民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差異性和團結性之泉源。當社會 多元分歧的程度，強到足以營造競爭和反對的空間，以及這些分歧 結構並沒有排斥共識的達成，而界定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之正當性 也會受人尊重，如此一來，民主政治亦能非常順暢地運行(Lane and Ersson, 1994b: 21-22)。

相互 增強 的分 歧 相互 重疊 的分 歧

高度 階層 化 民 主 的 不 穩 定

低度 階層 化 民 主 的 穩 定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Lipset, 1959.

圖 7.3：李普賽的政治穩定模型

李 普 賽 提 出 幾 個 有 助 於 民 主 穩 定 性 的 要 素 ： 經 濟 的 發 展 、 階 級 結構、政黨制度、交叉情感、政治制度以及衝突解決的歷史過程。

他指出：

或許連結政治體系與社會其他面向最為普遍的通則，是民主 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情況有關。愈是富裕的國家，其維繫民主 的可能性愈高(Lipset, 1959: 48-50)。

經 濟 發 展 造 成 以 階 級 為 基 礎 的 分 歧 ， 並因而促成了共識。李普 賽認為民主的穩定性與階層化結構有所關連：一國人口中階層化程

度愈低，則民主運作的可能性愈高。階級結構或階層體系對一些有 助於民主的要素，發揮正面的影響，經濟的成長促進了階層體系的 平等性。李普賽特別提到：大量的中產階級有益於民主的生存，透 過中道力量以及民主政黨的注入，使衝突得以緩和下來，並且抑制 了極端主義團體的崛起(Lane and Ersson, 1999: 21)。

另外，李普賽指出政治制度的本質亦會發揮影響力，有些制度 比其他制度更有助民主政治的延續，例如兩黨制比多黨制、以地域 為基礎選出公職人員比比例代表制、聯邦制比單一制，較能得到政 治的長治久安。他認為兩黨制之下的政黨將嘗試去吸納各類團體的 支持，於是它們傾向走中間的路線。比例代表制可能削弱民主政治，

因為比例代表制在運作上是不利於兩黨制的形成(Lipset, 1959: 90)。

李普賽這類的想法，事實上與美國本土學者的思維大同小異，

他們心目中皆以美國政治制度為理想的標的，而忽略了其他國家所 具備的要素，亦可達到民主的穩定。民主穩定性的概念不同於政治 穩定性的概念。因為民主國家的政治可能是不穩定的，卻可以持續 民主的狀態。李普賽承認極端主義的政黨或極端主義的意識型態威 脅民主的穩定性，然而民主政體的穩定性還有賴於許多其他因素，

民主國家就算沒有存在大型的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也可能 是不穩定的。

(三)新制度主義的論點(Ⅲ)：鮑威爾

艾爾蒙和李普賽是傳統美國本土學者的思維方式，但是以下二 位學者：鮑威爾和李帕特則較持歐陸學者風格的想法，後兩位學者 已更將焦點轉移至政治制度的產出和影響。鮑威爾在一九八一年發 表於《美國政治學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

探究何種政黨體系較能表現出優異的政府表現。鮑威爾的研究途徑 並非著重於政黨的數目，而是在於選舉時是否能產生一個議會多數 黨。其次，分析政黨與社會的連繫關係，不同的政黨與社會團體之

間，是否具有強勢且明確的連繫關係(參見圖 7.4)，值得注意的是，

鮑威爾的論證著重在制度化的連繫關係而非價值本身(Powell, 1981:

861-863)。

鮑威爾將英國、奧地利歸為負責任的多數，因為這兩個國家黨 紀較為嚴謹且政黨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連繫較為緊密，執政黨在選舉 時較能贏得過半數的席位，因此組閣後的責任歸屬較為明確，至於 德國、荷蘭、挪威、瑞典、瑞士等歐陸國家，雖未能產生一個議會 多數黨，但由於政黨與外界社會團體的連繫密切，能充分反映其利 益，因此可視為「代表式」政黨制度類型。另外，鮑威爾認為對政 治秩序本質要求根本改變的「極端主義式政黨」，構成對民主政體的 威脅，也影響到塑造一個穩定政府、解決民主體系內部衝突、處理 回應性和責任性的能力(Powell, 1981: 861-862)。

鮑威爾將英國、奧地利歸為負責任的多數，因為這兩個國家黨 紀較為嚴謹且政黨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連繫較為緊密，執政黨在選舉 時較能贏得過半數的席位，因此組閣後的責任歸屬較為明確，至於 德國、荷蘭、挪威、瑞典、瑞士等歐陸國家，雖未能產生一個議會 多數黨，但由於政黨與外界社會團體的連繫密切，能充分反映其利 益，因此可視為「代表式」政黨制度類型。另外，鮑威爾認為對政 治秩序本質要求根本改變的「極端主義式政黨」，構成對民主政體的 威脅，也影響到塑造一個穩定政府、解決民主體系內部衝突、處理 回應性和責任性的能力(Powell, 1981: 861-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