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內閣的研究

早在一九五○年代，杜瓦傑所撰《政黨》(Political Parties)一書 除了探究政黨結構、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度間的關係之外，還專章分 析政黨聯盟(party alliances)的運作。他指出兩黨制造成政黨的獨立 性，較無結盟的必要性，而多黨制促使各政黨間的結盟和合作；多 黨制造成政府是由異質性的成員共組聯合內閣或少數內閣，政府內 部意見分歧且政策執行受到侷限，因此聯合內閣傾向於較為短命的 (Duverger, 1959)。

學者一般公認賴克(William H. Riker)於一九六二年的《政治聯 合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是有系統研究聯合行為 的 重 要 啟 蒙 著 作 和 里 程 碑 (Riker, 1962)， 他 提 出 「 最 小 獲 勝 聯 合 」 (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的概念，獲勝的 (過半數的 )聯合內閣是指 它僅需要聯合一些得以維繫其議會過半數席次地位的政黨即可，以 擴大其內閣閣員報償的效益。

陶德(Lawrence Dodd)亦假定政黨是個理性的行為者，在國會中 的政黨競爭是為了控制內閣，而內閣為了維持執政的地位，就必須 爭取議會的多數支持，而內閣的組合型態取決於國會內所存在的談

判情境(bargaining condition)。陶德發現在內閣形成過程中，政黨先 前(a priori)談判意願愈高，以及對談判情報掌握度愈高，則最小獲 勝聯合內閣愈容易組成；至於組成後的內閣持久性則端視聯合內閣 的地位而定，他研究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前十七個國家的聯合內閣 指出，最小獲勝聯合內閣較持久，而超量聯合內閣或少數內閣則是 短命的，他整理出其分析架構如下(Dodd, 1976: 13-21)：

內閣 的 持久 性 內閣 的

聯合 地位 國會 的

談判 情境 國會 的

政黨 制度

圖 2.1：陶德的聯合內閣分析架構

布利登(Pridham, 1986)對以演繹途徑為取向的形式化聯合內閣 理論(formal coalition)頗多微詞，他呼籲應該更加重視政黨在聯合內 閣過程中的角色，其研究途徑是採歸納模型，嘗試從歷史的、制度 的、動機的、核心–邊陲的、環境–邊陲的等多面向的角度，他認為 真實的聯合政治中，很難將政黨視為單獨的行為者，而應該深入政 黨的內部結構及其決策系統做深入研究。

曼歐 (Maor,1998)以英國、義大利、法國、丹麥和挪威為例，指 出黨內衝突確實對政黨籌組聯合內閣的談判有所影響，他發現政黨 組織的集權或分權程度以及黨內衝突的本質，皆會影響黨內菁英折 衝的能力以及對外與他黨競爭的能力。他挑戰了傳統觀點認為集權 的政黨組織較容易維繫聯合內閣，反而認為分權式的組織有助於提 供不同途徑來解決紛爭。盧伯特(Lubbert, 1986: 46)重視黨內派系競 爭對聯合內閣組成的影響，他認為政黨領袖都想維繫其黨內的領導 地位，其所做出的政黨政策通常是為了降低黨內各派系的阻力，而 將議題數量減至最低程度，以增強政黨領袖在聯合內閣組成的協議 過程中之角色，並擴大其在黨內的支持基礎。

另外，盧伯特 (Luebbert, 1986: 10-21)在其《比較民主：歐洲和

以色列的決策與執政聯合》(Comparative Democracy: Policymaking and Governing Coalitions in Europe and Israel)著作中，從「文化的 – 制度的」(cultural institutional)的角度，來解釋少數內閣的形成。在

「共識型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 中，就執政黨的地位來說，其 政權具有廣泛的正當性，就反對黨的角色而言，決策過程又能建立 起共識，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就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政權既缺 乏正當性的基礎，又無從營造共識的環境，盧伯特稱之為「衝突型 政治」(conflictual politics)，德國威瑪共和、法國第四共和即屬之。

盧伯特指出：在「共識型政治」的國家中，少數內閣較易形成，因 為各政黨並沒有與政府合作的迫切性；至於「衝突型政治」的國家 之 所 以 會 形 成 少 數 內 閣 的 原 因 ， 是 由 於 各 政 黨 不 太 可 能 進 行 合 作 (Lubbert, 1986: 87-89)，但整體而言，少數內閣發生在「共識型政治」

的頻率多過於「衝突型政治」(參見圖 2.2)。

反對 者 的共 識建 立 有 無

非 協 合 型 民 主 ： 挪 威 、 瑞 典 、 丹 麥

競 爭 型 民 主 ：

愛 爾 蘭 、 以 色 列 、 德 國 、 比 利 時 、 荷 蘭

共 識 型 民 主 ： 芬 蘭 (1967 迄 今 )

衝 突 型 民 主 ：

威 瑪 時 期 的 德 國、芬 蘭 (1945-1966)、法 國 第 五 共 和 、 義 大 利

無 有

執政 者的 合法 性

資 料 來 源 ： Luebbert, 1986: 10-11.

圖 2.2：多黨民主的類型

內閣組合的變異型態是少數內閣，它似乎脫離了多數統治的原 理。在少數內閣的研究中，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學系的 史托恩(Kaare Strøm)可說首屈一指，其研究少數內閣的博士論文被

賦予極高的評價，他透過實證的研究，發現少數內閣依然可以達到 政 治 的 穩 定 ， 推 翻 了 對 少 數 內 閣 的 刻 板 負 面 印 象 (Strøm, 1986;

1990a)。 他 於 一 九 九 ○ 年 出 版 的 《 少 數 內 閣 與 多 數 統 治 》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更 是 此 領 域 唯 一 的 英 文 專 門 著 作 (Strøm, 1990)，他在一九九四年並因該書而獲頒第六屆「羅肯門獎」

(the sixth UNESCO Stein Rokkan Prize)，該書列舉了「少數內閣」形 成的背景和理論，他發現少數內閣在多黨競爭而非衝突的狀況中，

反而是理性的選擇(Strøm, 1984)；而各政黨間政策的差異和結構上 的 限 制 ， 亦 是 造 成 少 數 內 閣 形 成 的 主 因 (Strøm and Leipart, 1993;

1993; 1994a; 1997)。

另外，赫曼和波伯(Herman and Pope,1973)以及勃格曼(Bergman, 1993)也 從 制 度 層 面 來 分 析 「 少 數 內 閣 」 的 形 成 。 勃 格 曼 (Bergman, 1993: 58-62)發現憲政規則與選舉制度對內閣的形成有影響，少數內 閣經常伴隨著憲政運作上非正式的任命過程，而且選舉制度皆以比 例代表制為基礎。聯合內閣主要的行為者：政黨在聯合內閣籌組的 階段，隱約中受到制度安排的限制，史托恩等人(Strøm, Budge and Laver, 1994)針 對 十 個 國 家 所 做 的 跨 國 研 究 指 出 ： 一 些 制 度 上 的 設 計，降低了聯合內閣選項的範圍，而且各政黨間的談判權力也會重 新搭配。

絕大部分聯合內閣的研究，皆侷限於全國層次的內閣組合，但 是由於歐陸國家的地方政府亦採取內閣制，全國性政黨和地方性政 黨到處林立，在地方議會的政黨競爭激烈程度，甚至不亞於國會大 選，因此選後往往無任何政黨能單獨組閣，也必須籌組聯合政府。

這方面的研究以麥勒斯和皮洛伯格(Mellors and Pijnenberg, 1989)合 編 的 《 歐 洲 地 方 政 府 的 政 黨 與 聯 合 內 閣 》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alitions in European Local Government)為代表作，該書分析了比 利時、英國、丹麥、法國、愛爾蘭和義大利的地方層級的聯合內閣。

另外，梅洛和布利里(Mellors and Brearey, 1986)跨國比較地方層級的

聯合內閣時，發現地方媒體、地方官僚機構、利益團體和選民等這 些環境面向因素，影響到地方政客對聯合內閣組成的態度和行為。

特別以某個國家做為個案研究素材的文章多得不可勝數，例如 奈屈密爾斯(Nachmias, 1974)以「最小獲勝聯合內閣模型」(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models)來研究以色列。鮑特勒(Butler, 1983)從歷史 的脈絡，闡述英國憲政和單一政黨多數內閣所面臨的盲點。布利登 (Phidham, 1988)以歸納的途徑(inductive approach)，從歷史角度和社 會政治面向來研究義大利複雜的聯合內閣行為。羅冷達(Roozendaal, 1993)以「博奕理論的概念」(game theoretic concepts)研究荷蘭的內閣 型態時發現，中間政黨在聯合內閣的「左派–右派政策面向」上，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無怪乎荷蘭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九○年的內閣組 成份子中，都可發現中間色彩政黨的蹤跡。史托恩(Strøm, 1994)研 究挪威聯合內閣在籌組的談判過程中之所以失利，而導致「單一政 黨少數內閣」(single-party minority cabinet)的出現，乃是因為情報 的不充分、政黨內部的扞格等因素所造成。另外，克雷波爾和提龐 利斯(Kreppel and Tsebelis, 1999)甚至將焦點轉到歐洲議會的立法此 一較新的領域，他們發現以意識型態立場為基礎的立法聯合行為，

有時超越國家認同之上，成為政黨立法聯合的主要依據。

一九九○年，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口氣上 市 了 三 本 聯 合 內 閣 的 專 書 (Budge and Keman, 1990; 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Strøm, 1990a)，這些書並非採個案分析法，而是以 綜合比較法來研究歐洲的聯合內閣。班吉和凱曼(Budge and Keman, 1990)花 費 相 當 多 心 思 研 究 戰 後 二 十 個 歐 洲 國 家 三 百 八 十 個 內 閣 一 百 三 十 個 政 黨 的 聯 合 行 為 ， 他 們 整 理 出 「 政 黨 政 府 」 (party gov-ernment)數 個 一 般 性 理 論 ， 並 在 後 面 章 節 逐 一 檢 視 ， 此 二 學 者 認 為 政治職位應該充當實踐政策的基石，而不是使政策淪為職位的附屬 品。雷佛和史寇費爾德(Laver and Schofield, 1990)在《多黨政府》

(Multiparty Government)一 書 的 研 究 主 題 幾 乎 與 班 吉 和 凱 曼 (Budge

and Keman, 1990)雷同，也一樣強調政策立場在聯合內閣形成過程中 的重要性。雷佛和班吉(Laver and Budge, 1992)合編一本《政黨政策 與政府聯合》(Party Policy and Government Coalition)，他們依舊重 視「政策間距」(policy space)在尋找聯合內閣夥伴的重要性，甚至 以二十個政策面向來研究聯合內閣的組成。

雷佛和謝普梭 (Laver and Shepsle, 1994)集合一些學者分別探討 西方十四個內閣制國家的內閣決策以及國會、國會政黨與常任文官 人員的互動，他們將內閣決策模式分成：官僚政府、議會政府、總 理政府、政黨政府、內閣政府以及部長政府等六種，發現各國內閣 決策各具特色，民主的真締在於人民能控制決策。

此二人又於一九九六年合著一本《成立和瓦解政府：內閣制國 家的內閣與議會》(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s: Cabinets and Legislatur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Laver and Shepsle, 1996)

，他們建立了「閣員職位導向模型」(portfolio-based model)，指出 制度限制了可供執行的政策結果，在政府形成的過程中各種因素會 達成一種均衡。

就內閣的持久性 (cabinet durability)或聯合內閣對政局穩定性的 研 究 而 言 ，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可 說 是 汗 牛 充 棟 。《 比 較 政 治 研 究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這份期刊於一九八四年七月號，發行 專刊討論聯合內閣與內閣穩定性，多位學者撰文分析內閣的穩定性 和持久性(Browne, Frendreis and Gleiber ,1984; Dodd, 1984; Lijphart, 1984b, 1984c)。杜魯克門 (Druckman, 1996)研究發現黨內派系林立和 傾軋才是內閣不穩定的主因。羅冷達(Roozendaal, 1992,1997)認為優 勢和核心政黨在整個內閣組成及日後內閣持久性上，皆扮演決定性 的角色。

研 究 總 理 (prime minister)及 其 內 閣 部 會 的 書 籍 亦 不 少 (Blondel, 1985; Mackie and Hogwood, 1985; Weller, 1985; Dogan, 1989; Blon-del and Thiebault, 1991; Jones, 1991; James, 1992; Rhodes and

Dunleavy, 1995)。這些書籍幾乎都是英國學者掛帥，因為英國的「西 敏寺模型」(Westminister model)正是內閣制的典範，其中最具代表

Dunleavy, 1995)。這些書籍幾乎都是英國學者掛帥，因為英國的「西 敏寺模型」(Westminister model)正是內閣制的典範，其中最具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