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歧結構的影響
第四節 權力分享與大聯合內閣
內 閣 的 組 合 型 態 並 非 完 全 基 於 最 小 獲 勝 (即 掌 握 議 會 勉 勉 強 強 過半數的席位即可)的假定上，有時亦會產生一個遠多於最小獲勝所 需 參 與 者 的 政 黨 數 目 之 聯 合 ， 形 成 所 謂 的 大 聯 合 內 閣 (grand coali-tion)。此時，雖處於多黨體制之下，但是各政黨間的合作和妥協，
甚過於其彼此間的競爭和衝突。大聯合內閣最為重要的特徵，莫過 於它是特殊的制度上的安排，主要社會單元體的領袖，共同參與治 理處於分崩離析局面的社會。
一、大聯合內閣形成的原因
一旦某政黨贏得國會過半數的席位，我們似乎可以輕而易舉預 測即是由該多數黨來組成單一政黨內閣。這個預測在大部分的情況 下是正確的，但是當遇上特殊的情境(situation)時，此多數黨亦可能 邀 請 一 個 或 更 多 個 少 數 黨 共 組 廣 泛 分 享 權 力 的 大 聯 合 內 閣 (鄒 篤 麒 , 1985: 92)。
(一)社會分歧結構的嚴重對立：
在多元分歧且呈現嚴重對立的社會中，政治菁英為了避免社會 中潛在的衝突，傾向採取「大聯合」的權力分享方式，將所有重要 的社會單元體收編至執政的決策體制，弱勢者的暴力抗爭手段因而 失 去 著 力 點 ， 而 有 助 於 政 局 的 穩 定 ， 李 帕 特 提 出 「 協 合 式 民 主 」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和「共識型民主」 (consensus democracy) 權力分享的大聯合概念，來化解國內的紛爭(詳見第七章第四節後面 的說明)。
(二)戰爭的威脅或爭取獨立之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保守黨雖然在平民院享有明顯的多 數，但是當時邱吉爾為了響應「政黨休戰」的號召，組織「戰時大 聯合內閣」(war coalition cabinet)，它是由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所 組成的廣泛聯合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自由黨為主導的大 聯合內閣亦屬戰時危機所組成的內閣型態。由於大聯合內閣是與眾 多政黨分享權力，對較大政黨而言，此類內閣組合是相當不利於其 權力或效益的極大化，因此大聯合內閣通常是在特殊的時空環境下 產生，尤其是面臨到內憂和外患時，為了加強內部的團結和共識，
各政黨摒棄成見而共同分享內閣職位和政策決定。
馬 來 西 亞 早 期 為 了 爭 取 獨 立 以 及 面 臨 印 尼 此 一 強 大 外 敵 的 威 脅 ，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起 ， 華 巫 印 聯 盟 (Alliance) 及 隨 後 的 國 民 陣 線 (National Front)是一群政黨的聯合，其間每個 政黨仍維持其自身的
認同以及自己完整的政黨組織，這些政黨共同籌組大聯合內閣來化 解國內的歧見(謝復生, 1983: 211-213)。以色列建國之初即面對中東 回教國家的威脅，一九六七年爆發以阿「六日戰爭」，以色列雖然政 黨林立，但當時各政黨體認加強團結一致對外的迫切，於是聯合各 黨派組成了大聯合內閣。
(三)民主政體遭到威脅或陷入內戰危機：
布吉和荷蒙(Budge and Herman, 1978: 243)針對二十一個國家 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八年期間，進行以下假設的檢證：一旦民主 的 體 制 遭 到 立 即 的 威 脅 (不 論 是 外 在 的 或 內 在 的)，所有支持民主的 重要政黨，除了反體制的政黨之外，都將加入政府。他們發現處於 此種危機狀況下所組成的內閣，有百分之七十二確實屬於「大聯合 內閣」。一九四五年後，奧地利出現的「紅–黑大聯合內閣」即是為 了擺脫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避免再度爆發內戰的權宜之計。
在上述三種特殊的非零和賽局下，可能會導致大聯合政府的出 現。許多國家在遭遇外侮時、或當內部有嚴重分歧時、或當殖民地 在爭取獨立時，各方人士以組成大聯合內閣，來共同解決社會所面 對的難題。一個殖民地希望爭取獨立，其中所涉及之總報償可能從 無變有；又如當一個國家遭遇外患，或其內部多元分岐的性質可能 導致社會的解體時，總報償就很能會從有變無，這些都是賽局的總 報償可能有變的情況，即是所謂非零和賽局(non-zero-sum game)。
在非零和賽局的情況下，政治菁英為獲取或維護較大的總報償，往 往會同心協力，合組成遠大於最小獲勝聯合的聯合，即大聯合。就 多元分岐社會而言，大聯合的組成，可以將各重要分岐單元的政治 菁英代表，納入決策體系中，來緩和這類社會所存有的潛在衝突(謝 復生, 1983: 208-209)。
二、大聯合內閣的範例：瑞士和奧地利
李帕特指出「最小獲勝內閣」視為民主西敏寺模型的一項特徵，
而且它通常發生在近似於西敏寺模型的民主政體中，並且其社會是 屬於同質性的；而「超量聯合內閣」和「大聯合內閣」則較接近共 識 模 型 的 傳 統 例 子 ， 而 且 特 別 適 用 於 多 元 分 歧 社 會 裡 (Lijphart, 1984a: 62)，如果執政內閣擁有國會總席位遠超過執政所需的過半數 甚多，例如掌握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議會席位，則其所組成的內閣，
就可稱為大聯合內閣。瑞士與奧地利某段時期，其多黨聯合的型態，
就是屬於大聯合內閣的型態，以下從比較–歷史的角度來探討瑞士和 奧地利的大聯合內閣的範例。
(一)瑞士
位於中歐心臟地帶的瑞士，各種族的分佈反映了其所處地理位 置的特性，境內有德裔、法裔、義大利裔和原住民等種族分佈。誠 如 前 面 第 三 章 所 述 ， 瑞 士 由 七 人 所 組 成 的 內 閣 ： 聯 邦 委 員 會 (the Federal Council)，乃是由四個反映其選舉勢力的黨派所組成：二位 激進派人士、二位社會主義人士、二位天主教人士以及一位代表農 民 利 益 的 人 士 。 另 外 ， 此 七 位 委 員 也 反 映 不 同 的 語 言 團 體 和 地 域 (Lijphart, 1977: 31-32)。
大聯合、比例分配政治職位可視為妥協與讓步的結果，亦可視 為消弭衝突的制度設計。從戰後瑞士內閣組合的數據來看，除了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這段六年期間，社會民主黨缺 席而組成「超量聯合內閣」外，其餘時間皆是由基督教民主黨、社 會 民 主 黨 和 激 進 民 主 黨 以 及 瑞 士 人 民 黨 四 大 政 黨 共 組 大 聯 合 內 閣 (Woldendorp, Keman and Budge, 1998: 162-164)，各按 2： 2： 2： 1 的比例，分配七名聯邦委員會閣員的職位，四黨的大聯合政府在國 會所佔有的總席位合計皆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依慣例總統是 由聯邦委員會七位委員每年輪流擔任，且不得連任，充分流露權力
分享的大和解精神。
(二)奧地利
在 第 一 共 和 期 間 (西 元 一 九 一 八 年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 奧 地 利 社 會 有沿著社經和政治界線而區分的三個主要團體：右派的民族–自由主 義(national-liberal)陣營、右派的神聖–保守主義(clerical-conservative) 陣營、左派的激進馬克思主義(radical Marxist)陣營，彼此嚴重地對 立。在此期間，第一共和的部分衝突是源自都會的「紅色維也納」
(Red Vienna)與神聖取向的「黑色」邦 (“Black” Länder)之間的矛盾。
在一九二○年代，社會民主黨除了在維也納的地盤區以外，都處於 反對者的地位，從一九二○年以來，社會主義人士被排除於政府大 門之外，更加燃起彼此的懷疑與敵意，最後導致一九三四年的內戰，
社會民主黨人被打敗，奧地利境內建立起法西斯主義的政體，導致 奧地利的政治進入黑暗期(Drejimanis, 1982: 237)。
大聯合必須使組織中成員體認到局勢是屬非零和性質，如果涉 及的成員數目愈少，大聯合的組成愈容易成功。一九四五年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後，奧地利兩大政黨領袖感受到在多元分歧社會採取多 數決「零和遊戲」的危險性，為了防止第一共和悲慘歷史的重演，
主要黨派著手進行權力分享的嘗試，國內的幾個重要政黨：奧地利 人 民 黨 (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 ÖVP) 、 奧 地 利 社 會 黨 (Sozialis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 SPÖ) 、 奧 地 利 共 產 黨 (Kommunis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 KPÖ)，為了消弭國內緊張對立 的局面，決定展開大和解，以追求國家團結、獨立以及戰後經濟重 建 工 作 ， 籌 組 幾 近 「 全 部 政 黨 大 聯 合 內 閣 」 (all-party grand coali-tion) ， 即 一 般 俗 稱 的 「 紅 – 黑 大 聯 合 內 閣 」 (Black-Red Coali-tion)(Drejimanis, 1982: 238-239)。此種權力分享的政治結構一直持 續到一九六六年由天主教單一政黨內閣，一九七○年則改由社會黨 單獨組閣，大聯合內閣的局面才逐漸打破。不過，一九八○年代末
至一九九○年初又再度出現「大聯合內閣」的政黨組合(參見本論文
【附錄一】奧地利部分)，這種「大聯合內閣」在減輕彼此敵意上，
確實頗為奏效(Lijphart, 1984a: 63-64)，而且奧地利內閣壽命戰後迄 今的平均存活率為 61.51%，高居本論文所研究十八個國家中的第四 名(參見表 7.1)。
何種因素可以解釋奧地利戰後初期大聯合內閣的形成？就其形 成誘因而言，一般咸認為戰後經濟重建迫切性已形成全國的共識，
以及盟軍佔領撤除後百廢待舉，促成奧地利偏離單一政黨內閣或最 小 獲 勝 聯 合 內 閣 的 常 軌 ， 而 改 組 成 全 民 的 大 聯 合 內 閣 (Drejimanis, 1982: 248)。另 外，戴 史 瓦(De Swaan, 1973: 81-82)提出「政治需求」
假設(“political requirement” hypothesis)，他指出：「政治需求改變了
『最小獲勝』的定義，因為決策若由單一多數或缺少某些團體或個 人的加入，決策將變得沒有效率(ineffective)，此時另外形式的聯合 內閣將出現；再者，儘管上述因素不夠強烈，只要遭受內戰或戰爭 的威脅，而使內閣制運作陷入危機之後，大聯合內閣便會浮現出來。」
大 聯 合 內 閣 是 可 說 是 一 種 衝 突 管 制 的 措 施 (conflict-regulating practice)。 政 治 菁 英 必 須 瞭 解 各 重 要 社 會 分 歧 體 之 間 協 調 與 合 作 的 重要性，以化解社會上其他人的暴力傾向，降低爆發內戰的可能性，
並使分離主義的意識消失於無形。由以上的探討可知，大聯合內閣 是 在 制 度 的 框 架 內 進 行 權 力 分 享 ， 是 多 元 分 歧 社 會 爆 發 嚴 重 對 立 時，一種可供思考的衝突解決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