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在學術史上之貢獻

錢穆先生讚揚朱子之貢獻極大，以為應當跳脫門戶之見，方能對朱子學能有 一全新之評價。朱子學極為博大，而朱子學又可謂囊括四部、和會百家而形成一 新的儒學傳統。因此錢穆先生常稱朱子可謂當時之集大成者，可與孔子並稱之，

儼然將朱子之貢獻，提升至孔子以下之第一人。錢穆先生曰：「中國思想之主流在 儒家，前有孔孟，後有程朱，影響最大。」⁴又曾提到：「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 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

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⁵錢穆先生將朱子之學上接孔 孟，乃是其獨到之發明，然肯定朱子於學術史融通百家四部之精神，可與孔子克 承周文化之大統相符。可知錢穆先生對於朱子之評價，乃是從當時整個學術發展 上入手，朱子能會通百家，正如孔子能集周文化之大成。朱子學問之精神極似孔 子，而錢穆先生看到這一點，故對朱子有更深刻之讚揚。

如前所述，朱子為當時學術上之巨擘，不僅在理學上與象山、張拭等人有所 交流，更於經學、史學之領域亦多有涉入。朱子為學如此密實，可謂真能達到其 所倡言格物致知之精神。而朱子與各家交流甚為頻繁，亦提出許多獨到之觀點。

錢穆先生注意到此，因此特別提出朱子學之種種貢獻，以下分別述之。

錢穆先生以為，朱子在學術史上的貢獻非常多，朱子為理學中之大家，對於 理學之貢獻自然不能輕忽，而錢穆先生認為其最大貢獻，莫過於完成儒家之新道 統。錢穆先生曰：

然朱子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貢獻最大而最宜注意者，厥為其對儒家新道統 之組成。道統觀念，似乎孟子已言之，但亦可謂其本由釋氏。隋、唐間台、

賢、禪諸家皆有其傳統，不獨禪宗也。韓愈〈原道〉，始為儒家創傳統。下 及北宋初期，言儒學傳統，大率舉孔子、孟、荀以下及於董仲舒、揚雄、

4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程朱與孔孟》，臺北：東大，1991 年 8 月出版二刷，頁 203。

5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1991 年 2 月三版，頁 1。

王通、韓愈。惟第二期宋學，則頗已超越董、揚、王、韓，並於荀卿亦多 不滿。朱子承之，始確然擺脫荀卿、董、楊以下，而以周、張、二程直接 孟子。第二期宋學，始確然占得新儒學中之正統地位。此為朱子之第一大 貢獻。關於此方面之著作，最著者為《近思錄》。⁶

錢穆先生以為，朱子於學術史最大之貢獻，便是確立儒家之新道統觀。中唐韓愈 已率先提出儒家道統之觀念，而北宋初年承之，並於孔孟之後增入董仲舒、揚雄、

王通等人。而傳至朱子，朱子超越董、楊、王，而以周濂溪、張橫渠、二程子直 接孟子，儒家之新道統觀如是確立。

朱子對於北宋初期將董仲舒、揚雄、王通列入儒家道統之中並不以為然，而 對此三人之優缺亦有所取捨，最終仍排除董、揚、王，而以周、張、二程直接孟 子。因此錢穆先生曾提到：

北宋諸儒，乃從韓愈之言而益加推衍，於西漢舉出董仲舒與揚雄，於隋舉 王通，於唐舉韓愈，以為儒家道統在是。朱子於董、揚、王、韓四人皆多 評騭，尤於王通〈中說〉，辨其偽而存其正，闡其博而抉其失，非淺淺用心 者所能及。於董仲舒，則只取「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求其利」兩語。

於揚、韓，則尤貶抑為多。⁷

由此觀之，朱子對於以董仲舒、揚雄、王通乃至於韓愈為儒家道統之正宗不以為 然，亦對此四人有所評述。尤其是王通的〈中說〉，朱子更是對其有深入之研究，

錢穆先生認為，此非淺淺用心者所能及。對於董仲舒之言論，則只取「明其道不 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兩語，而放棄其「天人感應」的讖緯之說，作為儒家 行德求道的基本精神，且對於揚雄與韓愈也有所貶抑。因此朱子乃改由周濂溪、

張橫渠、二程子直接孔孟，以此為儒家道統之正宗。

確立儒家道統一系之傳承，更加使得理學在儒家道統上取得正統之地位，其 影響力自然亦超越當時其他思想，成為學術之主流。而朱子確立儒家之正統在理 學後，亦積極尋求儒家之新經典。而《論語》、《孟子》之影響已不須多言，朱子 又加入《中庸》、《大學》而成四書，四者儼然成為儒家之新經典，錢穆先生曰：

《論》、《孟》自來為儒學所尊，中庸之書，當起於秦代。其書融匯儒道思 想，與《易繫辭傳》相先後，實已為先秦時期一種新儒學，與孟、荀有異。

南北朝時代釋道思想盛行，《中庸》、《易繫》亦為當時所重。唐李翱復性書，

還開宋代新儒學之先河，其篇中理論即據《中庸》。釋氏如天台宗等治《中 庸》者亦盛。北宋初期諸儒，皆極重視此書。張橫渠初謁范文正，范即勸

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朱子學術評》，臺北：東大，1991 年 8 月出版二刷，頁 159-160。

7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1991 年 2 月三版，頁 28-29。

其讀《中庸》。《大學》則由二程始特推尊，故曰程門多以《大學》、〈西銘〉

開示學者。至朱子遂彙《學》、《庸》、《論》、《孟》成一系統，並以畢生精 力為《論》、《孟》作集注，為《學》、《庸》作章句。元、明以下迄於清未 七百年朝廷取士，大體以朱注《四書》為圭臬，學者論學亦以朱注《四書》

為準繩。朱子注《四書》，正猶孔子修六經。孔子修六經，未必有其事，而 朱注《四書》則其影響之大，無與倫比。此為其第二大貢獻。⁸

《中庸》之思想，有一物我合一、天人性命相感應之圓融精神，因此人與天能互 通為一，皆為歷代儒者所認可。故《中庸》自先秦以來，便廣受到重視。而〈大 學〉自程門始重視，為入門修德必讀之書。朱子注《四書》而成《集注》，自朱子 以後《四書》之地位被提升，而使孔孟之精神更加凸顯。

朱子之注《四書》，使得自元朝以降，科舉考試皆以朱注為考試用書，成為讀 書人不可不讀之儒家經典，因此《四書》對於元明清之士人影響甚遠。錢穆先生 極為看中朱子注《四書》之貢獻，除對政治科舉與學術界有深遠影響之外，其最 重要之精神，乃在於將儒學從經學之中擺脫，重新建立一套儒家之新道統。《四書》

之完成，更加確立儒學道統之正統地位，以周、張、二程直接孔孟。朱子以其深 厚之理學底蘊，直接探求先秦孔孟之精神，因此孔孟之思想經由朱子之手發揚，

而不須再由經學之去理解。故對於經學之重新定位，是錢穆先生認為朱子在學術 史上之第三大貢獻，錢穆先生曰：

朱子第三大貢獻，在其對經學地位之新估定。先秦儒學雖原本經術，但儒 學與經學畢竟有不同。兩漢博士，始把經學替代了儒學。此一風氣，直到 唐人未能改。宋儒始漸漸從經學中擺脫來復興儒學，朱子乃此一績業之完 成者。⁹

錢穆先生認為朱子在學術史上之第三大貢獻，便是重新賦予經學之地位。錢穆先 生以為，先秦儒家雖本於經學，孔子亦能通曉五經，然孔孟之思想之核心乃在於 成就德性，在自我之完成，在教人博文約禮，而非只從經學中探求。直至宋代儒 學復興，乃始從經學傳統中逐漸走出，而朱子正是此績業之完成者。而此最大之 貢獻，在《四書》之確立，使得學者可由《四書》直接理解孔孟。

可以如此說，錢穆先生於前所列舉朱子在學術史上之三大貢獻，實惟一也。

即是振興孔孟以降之儒學，並將儒學之發展重新導正，使得宋代理學能夠與先秦 孔孟相接軌。自北宋以來，宋儒喜談論尋「孔顏樂處」，濂溪、明道、伊川皆以此 理想示人。然最為看重《論語》者，當推朱子為第一人。濂溪為理學開山之祖，

其思想核心多近《易》與《中庸》，程門亦推崇《大學》、《中庸》，視其為入德第

8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朱子學術評》，臺北：東大，1991 年 8 月出版二刷，頁 160。

9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朱子學術評》，臺北：東大，1991 年 8 月出版二刷，頁 160。

一法門，明道著述甚少，而伊川注《易》得以傳世，可見其學術核心在《易》而 不在《論語》。朱子為《論》《孟》做注，並將程門所重之《大學》、《中庸》，與之 合成《四書》，合孔孟思想與北宋理學，既有繼承亦有創新。

錢穆先生極為看重朱子注《四書》，而朱子成四書之貢獻乃在於使學者回歸四 書，直接探求孔孟之精神，不須再經由鑽研經學之過程。若以此觀點來說，則可 謂為朱子之一大洞見。尋「孔顏樂處」，若不能回到《論語》，志孔顏之道、樂孔 顏之學、修孔孟之德，恐無著力處。朱子為《四書》作注，其貢獻與用心，乃是 上承孔孟。清儒亦不乏大家注《論》、《孟》，然其義理造詣不及朱子，又不能契宋 明諸儒之優點，則恐有失之。

錢穆先生以為朱子注《四書》之貢獻意義深遠，使宋代新興之理學得以與先 秦孔孟相接，朱子成《四書》後，孔孟之精神得以撥雲見日，學者直從《四書》

入門，篤信聖人之志、好學聖人之言行，守死善道，便能漸入聖境。而錢穆先生 對此則極為讚賞，其言曰：

在他手裏，把自漢歷唐，對古代經學的尊嚴性與神秘性全剝奪了，而重新 還他們以應得之地位，後來陽明「六經皆史」的理論，其實在朱子早已透 切發揮了。從此以下，四子書占踞上風，五經退居下風，儒學重新從經學 中脫出，這是朱子第三大貢獻。¹⁰

朱子注《四書》，使得宋代儒學重新發揚，退去五經之影響而直接孔孟。故錢穆先 生先前所評述朱子之三大貢獻：新道統之確立、注《四書》、退五經，其目的是欲 使理學與先秦儒學結合，發揚孔孟之真精神。錢穆先生此段話看似言朱子捨棄五 經，而獨尊《四書》，實不然也。朱子一生對五經亦下過許多工夫，其對五經亦有

朱子注《四書》，使得宋代儒學重新發揚，退去五經之影響而直接孔孟。故錢穆先 生先前所評述朱子之三大貢獻：新道統之確立、注《四書》、退五經，其目的是欲 使理學與先秦儒學結合，發揚孔孟之真精神。錢穆先生此段話看似言朱子捨棄五 經，而獨尊《四書》，實不然也。朱子一生對五經亦下過許多工夫，其對五經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