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七冊序言當中，可以清楚知道，錢穆先生自言 其理學思想轉變之過程。其早年偏好陽明，至中年思想為之一轉，對陽明有較多 之批評，亦在此時回頭審視朱子，乃知朱子之深允，終而離開陽明學，完全接受 朱子地看法。
再從第七冊序言裡，可約略看到錢穆先生理學思想轉變的關鍵時間，民國十九 年的《王守仁》，至民國四十三年將《王守仁》一書重新增訂、修補，並改名以《陽 明學述要》重刊，前後相距二十餘年。此段時間中，錢穆先生之理學思想有一大 之轉變，因此若欲細細探究錢穆先生理學思想轉變之軌跡，或許可以從此二十餘 年中的著作、文章，做一深入的對比、研究，便能看出錢穆先生思想轉變的核心 關鍵。
研讀錢穆先生相關之文章，可以發現其轉變的關鍵時間在於對日抗戰年間。
因此歸納整理錢穆先生之文獻，大抵可以找出幾本關鍵的著作，其中以最早的《王 守仁》，在到思想以轉變後所增訂的《陽明學述要》，以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五冊，其內容文章以宋代學術為主，期間收錄一些於抗戰年間，與宋明理學相 關之著作。而第七冊，主要在介紹明代之學術，並也收錄一些於抗戰時期，其對 王學的一些總評。再來便要到民國四十、四十一所寫的《中國思想史》以及《宋 明理學概述》，錢穆先生自言於舊見頗有變更。可知在此兩書完成後，錢穆先生之 思想也已稍稍定型。
如前所述，錢穆先生思想改變的關鍵時間點，在於抗戰年間，通讀朱子《語 類》、《全集》之後，乃知朱子學之深允與用心，故開始對朱子有較多正面之讚美。
回頭審視陽明，看到陽明講求良知，然在很多地方略顯單薄，不如朱子之面面俱 到，故對陽明有較多之批評。因此欲通透明白錢穆先生思想轉變的軌跡，則抗戰 前後之文章，便顯得更加重要，而這些文章，大抵收錄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五冊以及第七冊當中，以下試著依照其完成之年代做一排序，希望能使此脈絡 更加清楚。
鍾彩鈞有一篇文章〈錢賓四先生理學研究的檢討〉，收錄於《錢穆與中國學術 思想》論文集中，裡頭詳細羅列整理錢穆先生關於理學著作之完成年代，可以其 分類作為基礎，一探錢穆先生思想轉變之大門。
首先，為民國十九年的《王守仁》一書，為錢穆先生最早關於理學之著作，
內容寫出陽明學之優點長處，幾乎對陽明沒有批評，可知其早年對陽明之嚮往與 欣羨。然幾經喪亂，相隔二十餘年，民國四十三年，經錢穆先生重新修訂後，以
《陽明學述要》重刊，內容大抵與《王守仁》相去不多，然錢穆先生於《陽明學 述要》的最後部分，新加入〈陽明的晚年思想〉一章，其中特別舉出〈拔本塞源 論〉作為陽明學社會實踐之根據，並多給予讚許。然對其晚年之〈大學問〉與「四 句教」持保留之態度，尤其對「四句教」走向「四無教」，批評最多，故錢穆先生 一再地強調，治王學者應當嚴守陽明早年立教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存天理、去 人欲的精神，再以〈拔本塞源論〉地理想，去落實在社會實踐上，方不至於走偏。
而「四句教」走向「四無教」，終只流於玄想；空談良知心性，而無工夫下手處，
不得不慎。
錢穆先生提到：「民二十六年在南嶽，多讀宋明理學各家專集，於王龍谿羅念 菴兩集深有感。」6之後在抗戰年間，沉澱思慮，開始對王學有不同以往之看法。
而此間之轉變，乃是由讀王龍谿、羅念菴兩先生全集之後，開始對王學有重新的 審視。按照鍾彩鈞〈錢賓四先生理學研究的檢討〉之考訂，民國三十年五月，錢 穆先生完成〈羅念菴年譜〉一文，乃是經過與王龍谿對讀之後的研究心得。經對 讀後發現，羅念菴立學之用心，實欲矯正王龍谿的「現成良知」說，故轉而強調 陽明得良知之前，歷經百死千難的過程。羅念菴雖欲矯正王龍谿將良知講得過於 空泛玄妙，然王龍谿乃是受陽明直接影響，故在反龍谿的同時，實際上也與陽明 有所出入。
同年十月，錢穆先生又成〈王龍谿略歷及語要〉，對龍谿之學能識其大體。錢 穆先生言龍谿雖不背離儒家之真義，然其有些思想，恐與佛家相接引。故又寫成
〈摘錄龍谿集言禪言三教〉，此篇雖年代不詳，然其內容大體，應當也可視為同時 期之作品。文中摘錄許多龍谿言儒、言禪之話語，按龍谿之話。儒與禪似乎分別 不大，可以互相出入，此也印證錢穆先生先前所認為，龍谿跨越儒釋疆界之說。
從以上三篇文章看來，錢穆先生對王學看法之轉變，乃是先審視陽明後學，見其 優缺後，再上推至陽明，終而發現陽明學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可能產生
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序》，臺北：東大圖書，1993 年，頁 1。
的流弊。
民國三十三年，可視為錢穆先生思想轉變最關鍵的時間點，其自述：「民國三 十三年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餘卷，又接讀《指月錄》全 部，因於朱學深有體悟。」7故可知其轉變的關鍵核心，在於對朱子重新認識，深 知朱學之用心與精神，使其開始對陽明學批評轉多。民國三十三九月，寫成〈辨 性〉一文，內容從孔孟、〈中庸〉、程朱，下至陸王，將孔子以下各大家之心性論 做一評述。其中對陽明之批評乃是以為其「認性未明」，有時以心為性，亦有時涉 及天地萬物之性。心、性與天地萬物之性不加分別，故容易造成挽天地萬物之流 行於心中，其弊不可勝言。同年十一月，又有〈說良知四句教與三教合一〉，此篇 乃對於四句教走上四無教之批評，以為陽明認性未明，將天地萬物變化之流行，
盡歸於吾心，如此恐失儒家之精神，而與佛家相引而去。可知在民國三十三年的 時候，錢穆先生回頭審視陽明學，確實看到陽明本身的問題，以為其影響後世深 遠，故對此問題有較嚴格之批判。
至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有〈濂溪百源橫渠之理學〉，同年七月又著成〈宋明理 學之總評騭〉，此可視為錢穆先生考察宋明理學之心得。下至十二月，成〈讀陽明 傳習錄〉，乃是對《傳習錄》的一些考證，而最後勉勵學者欲治王學當如何進入，
他說：
故今日治王學，於《傳習錄》上中下三卷，固可分別而觀，亦當會合而求。
於江右浙中之相異，於緒山龍谿論學之不同，固亦當分別而觀，但仍當合 會而求。而梨洲《學案》，則承自蕺山，而實未得蕺山之深旨。若即據此以 作王學之衡評，則又未見其有當也。8
欲理解王學之全貌，定要分別觀之，最後再合會而求，此是錢穆先生認為治王學 最好之方法。又他認為黃梨洲在分判陽明後學時的意見時，有時不夠公允，望學 者審視之。
隔年，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著〈略論王學之流變〉，提出「歷史心」、「文化心」
之概念，補足王學只重「當下心」的缺失，期望王學應該走入此人文精神化成的 世界去落實，而非只是在求一家心體之無過。至五月，而有〈二程學述評〉，七月，
〈朱子學述評〉完成，文章中多讚美朱子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之貢獻，在使孔孟 精神獲得新生，並且讚揚朱子能繼承前人之說，消化成自己的一套系統，有傳統、
有創新，朱子不愧為孔子以下，整理儒學遺產之集大成者。文章中，其實亦多處 點明朱子學之缺失。然朱子面面俱到、環環相扣的精神，著實不易，故說朱子之 深允。相隔兩月，於同年十二月又寫成〈陽明良知學述評〉，內容對陽明的優缺點 及其貢獻，都能有合理的評論。陽明學確實有其值得信奉、讚許之處，然對讀兩
7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序》，臺北：東大圖書，1993 年，頁 2。
8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讀陽明傳習錄》，臺北：東大圖書，1993 年，頁 94。
篇朱子、陽明學之述評後，便可發現朱子之廣博深允，朱子便可盡包陽明學，因 此由陽明轉向朱子，已不須多言。
相距一年，民國三十七，抗戰勝利之後，於六月，完成〈周程朱子學脈論〉，
朱子學，繼承北宋理學之傳統，而開創新的系統，周濂溪、二程子至朱子連成一 系。而此一系最大之貢獻，莫過於使孔孟精神重新抬頭，至南宋朱子注《四書》，
孔孟精神再度受到重視，而朱子便是績業之完成者。同年十月，完成〈朱子心學 略〉，錢穆先生以為欲通朱子學之大全，應當先明朱子論心之看法，由此脈絡而下，
更能掌握朱子學之核心精神。此篇文章極為重要，可視為錢穆先生離開陽明而盡 歸朱子的最後關鍵。錢穆先生看到朱子心學之優點，認為其心學能包一切陸王論 心之精采處，然又能免去陸王心學的一切流弊，綜觀宋明理學家中，識心無超乎 朱子之右者。
至此錢穆先生的思想，已經盡歸朱子，而脫離陽明。民國四十年、四十一完 成的《中國思想史》以及《宋明理學概述》，已經算是其思想轉變之後的著作。民 國四十三年，錢穆先生再著〈程朱與孔孟〉一文，內容大抵相同，以為程朱復興 孔孟精神，力求北宋新興之理學，能與先秦孔孟相接。故錢穆先生最後對欲治程 朱者有如此期許。程朱，必上追至孔孟，兩者一同而治，方能見程朱思想之用心。
民國四十九年錢穆先生開始草創《論語新解》，前後三年，至民國五十二正式 完成。錢穆先生藉由其對孔子深刻的體認，再回頭審視朱子、陽明，最後認為朱 子學較接近孔子思想，反觀陽明則離孔子較遠些，故對朱子多有稱讚。民國六十
民國四十九年錢穆先生開始草創《論語新解》，前後三年，至民國五十二正式 完成。錢穆先生藉由其對孔子深刻的體認，再回頭審視朱子、陽明，最後認為朱 子學較接近孔子思想，反觀陽明則離孔子較遠些，故對朱子多有稱讚。民國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