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錢穆先生在《王守仁》與《陽明學述要》中思想之轉變
第三節 錢穆先生於王學轉變之軌跡
二、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內心方面，而此篇所論則擴大及於人生一切 知識才能與事業。
三、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人與人之相同處，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人 與人之相異處。
四、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倫理問題的一部份，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 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20
錢穆先生於書中所提及〈拔本塞源論〉之四項重點，不僅是錢穆先生重視的地方，
亦可見得錢穆先生對於王學之深刻理解，以及其限制所在。而〈拔本塞源論〉之 貢獻，正是在於其能彌補王學之限斷，並且能使良知之學，走向一歷史文化、大 群績業之中，而非只是側重在人之一心上。良知之學容易使人側重在個人方面，
即是所謂之「當下心」，然而〈拔本塞源論〉卻能以「當下心」做基礎，走向「歷 史心」、「文化心」。且良知之學容易使人偏重於個人「道德本心」之建立與修 養，對於人身以外的客觀知識與才能所有忽視，而〈拔本塞源論〉中卻能清楚論 及之。講良知之學，主要重在人與人之相同處，或可說是強調「人心之所同然者」。
人心固有同然之處，然人之所秉持之才能與天賦畢竟不同，〈拔本塞源論〉中，
卻能依照人的才能與分兩之不同，給予其在社會上一適宜之分位。故陽明曾提到，
人才性、分兩終有不同，聖人成色與分兩皆重，非凡人所能及。故陽明教人只要 在成色上求其與聖人相同，便可做一起碼之聖人，故人人可學而至，人人皆可成 聖之理想，便有了一明確之進路。最後，良知之學較注重倫理問題，如：「見父 自然知孝」、「見兄自然之弟」、「見君自然之忠」等。而〈拔本塞源論〉卻能 涉及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等群體問題，使人不只是在方寸之心上，求其無過而 已，更能以良知涉及社會大群，以成就堯舜之聖人事業。
第三節 錢穆先生於王學轉變之軌跡
上述顯然是錢穆先生止步的地方，即是錢緒山所主師說之「四句教」；而龍谿
20 錢穆：《陽明學述要》，臺北：聯經，1994 年，頁 89。
所發明師說之「 四 無 論 」卻 是 牟先生再大步邁進之處。錢穆先生所謂的「走失」、 所謂「一件極可惋惜的事」、所謂「懸 空 的 摸 索 與 思 辨 」、「猖 狂 妄 行 ， 所 謂 狂 禪 與 僞 良 知 」等，對牟宗三先生而言似乎都是無其事的。因為從中根到上根，
自然會走上四無教，一切工夫的根本即是要有一圓融之氣象，待證得本體之後，
便不再安煩有工夫，即是所謂「即本體便是功夫」。這也並無任何違失之處。
但錢穆先生卻認為陽明所提出良知，這是一踏實篤行之學問，因此錢穆先生 又在《中國學術通義‧泛論學術與師道》一書中指出：
陽明提倡良知，可謂是偏在道一邊。但要人落實用功，則一步步腳踏實地，
便須有許多層次步驟、曲折艱難，那就轉上術的一邊了。我們也可以說，
陽明還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兩面經嘗的。龍場一悟，可謂是陽明之由 博返約。但陽明門下，終是偏重其師龍場悟後之一段，而把陽明早年經嘗 之百死千難忽略了。21
可知錢穆先生對於陽明仍是十分推崇，陽明雖主良知，但卻要人於人情事變中用 功，而於人事中努力，也自然需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而良知 已是提點出一頭腦，頭腦既立，為學方不至於走失。這也是孔子所教人「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兩端並進的路子。
此外，錢穆先生於《中國學術通義‧泛論學術與師道》一書中，對於朱子給 予同情之理解，可謂善體朱子之用心。錢穆先生曰：
因此朱子雖講格物窮理，但不似程子，不大愛講理無大小，而多講「理一 分殊」。所謂窮理，卽是窮此分殊之理。佛家主出世，不須理會事，因此 重理一，不重分殊。儒家於人事貴無不盡，有修、齊、治、平種種責任，
故理雖簡，而行則多方。不學無術，道不虛行。一切人事都該注意，有落 實用力之處。這是朱子講學，多著力在道問學上之用意所在。22
此段話又可見錢穆先生對於朱子理解之深，朱子多講「理一分殊」，然朱子仍是 偏重在「分殊」之上。朱子喜言「格物窮理」，於〈格物補傳〉中言：「是以大 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23朱子講格物，是要學者於分殊上用功。此處又可看出儒佛之疆界，佛教講求出世 間法，因此與儒家重視治道的理想不同，故對生活世界中的經世致用並不講求。
然儒學貴在於人事之中能盡分，孔子所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都是在強調敏學於人事，進而用於人事。因此儒家對於社會
21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泛論學術與師道》，臺北：聯經書局，1994 年，頁 268。
22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泛論學術與師道》，臺北：聯經書局，1994 年，頁 266。
2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大學章句》，臺北：鵝湖，2005 年，11 月 8 刷，頁 6-7。
便有一份道義之責任，修、齊、治、平即是儒者所努力的目標。這也是朱子學問，
多偏於分殊一邊，而講道問學多些的原因。若是再舉伊川評論儒佛之別，所謂「吾 儒本天，釋氏本心」，便能更清楚明白朱子學之用心，儒家於人情世故之中，以 至於社會政治一切事物上用功，即是要使一切合乎天理，故格物窮理不可輕放。
這亦是儒佛之分別，因此朱子批評象山近禪，雖不合理，但若只重道德本心，而 忽略講學之重要，則不免為釋氏接引而去。
最後錢穆先生又說：「讀《孟子》只是教人自得一方便法門。朱子則教人如 何窮經、論史、學文，如何讀書窮理，幾乎細大不捐，直可謂他教人之話嫌過多 了。」24朱子教人為學，鉅細靡遺，又兼即經、史、文，可謂氣宇宏大，然其弊亦 在於此。
如上所述可見從《王守仁》到《陽明學述要》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等書中，錢穆先生對陽明學有很大的不同思維。錢穆 先生慎重地加入了更多超越陽明學的良知、心體以外的部分，其更多是來自於「歷 史文化、大群積業」與心和物之間的種種認知元素。於是乎朱子的地位就自然地 提高。而通過了陽明與朱子，孔子的地位更是因此而提高到最高的標準。可以發 現對錢穆先生而言，落 實 到 具 體 人 事 上，終 是 蓋 過 了「 四 無 論 」。「 四 無 論 」 雖 然 成 就 一 超 越 的 良 知 心 體 ， 本 體 工 夫 朗 然 具 在 ， 然 卻 也 忽 略 了 歷 史 文 化 等 元 素 ， 故 錢 穆 先 生 終 止 步 於 此 。
其實在民國四十九年之前，錢穆先生於《湖上閒思錄》一書就已經有轉變（如
〈自然與人文〉、〈成色與分兩〉二文）。此後如《人生十論》（〈如何安放一個人的 心〉一文）、《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靈魂與心》（〈孔子與心教〉一文）
《論語新解》（〈再版序〉）、《朱子新學案》、《雙溪獨語》（共有四節）、《孔子與論 語》（〈孔子的心學〉一文、〈孔子之史學與心學〉一文、〈孔子的心性學〉一文）《晚 學盲言》等書都有明顯的轉向軌跡。故錢穆先生《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甚至 有一長序，回顧一生的轉變，並言之更甚深切。從《王守仁》到《中國學術思想 史論叢七》，這之間的轉變，應該是有深研錢穆先生者所不能忽略，這還要包含上 述的幾本書。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中的〈羅念庵年譜〉與〈王龍谿略歷及語要〉
兩文中，錢穆先生言及這是他於抗戰初所先讀的兩人，之後則是將朱子通讀過。
而這些心得大體都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五與第七冊二書中。考其時間 約略為錢穆先生五十歲之際，是為錢穆先生對於陽明與朱子反求諸己的重大心得。
原來在這時候錢穆先生已經通過宋明理學的考驗，於是對朱子乃就有一更深刻的 理解，亦因此返回孔子的史學與心學，而有了更具源頭性的對照。也因此再回頭 時，更對王學的得失有了一更明確的分判。
錢穆先生所自道其學問之轉變，其實只是一種十分平常的讀書方法。但因為
24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泛論學術與師道》，臺北：聯經，1994 年，頁 265。
對朱子、陽明兩人有了十分不同的評判，甚至對於陽明的評價出現兩極的轉變，
於是乎會使人想一探究竟這其中轉變的關健點為何？
大抵錢穆先生將明代理學，以及對於整個王學的評騭都收錄在其《中國學術 思想史論叢》的第七冊之中，欲理解錢穆先生對王學之看法，則此書不能不重視。
以下特別針對此書中王學的部分評論，並綜合為以下的一些看法。其中〈陽明良 知學述評〉（民 36）一文當最先讀，文中對於陽明學之優缺點都能掌握得恰如其分，
然其中最為關鍵處是錢穆先生對《傳習錄》第三卷的轉變深感不安，陽明早年思 想多收錄在《傳習錄》前兩卷，此時陽明教人側重在「知行合一」，強調良知與行 的並進，心與物的兩端並進，亦是孔門「下學上達」之進路。而《傳習錄》第三 卷則多轉為獨重一超越的良知心體，並以天下萬物之眾理皆從此良知心體流出，
轉而空疏懸蕩。錢穆先生有此不安，乃是因為有先秦孔孟的底子，再加上朱子的 功夫，更能見王學末流所產生的問題。
再者乃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民 45）一文宜留意。至於〈讀 陽明傳習錄〉（民 36）則偏重於考據與歸納分類，應可先略過去。此外《中國學術 思想史論叢》第七冊之中，以下篇章仍須特別重視，分別論及陽明以後，及其後 學，以及明代學術晚期之演變，如〈王龍谿略歷及語要〉（民 30）、〈讀龍谿及言禪 言三教〉（民 66）、〈羅念菴年譜〉（民 34）、〈讀陳建學部通辨〉（民 67）、〈記公安 三袁論學〉（民 66），是知當時已羣然逃儒皈禪，借禪詮儒，則其所以爲儒者亦可
再者乃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民 45）一文宜留意。至於〈讀 陽明傳習錄〉（民 36）則偏重於考據與歸納分類，應可先略過去。此外《中國學術 思想史論叢》第七冊之中，以下篇章仍須特別重視，分別論及陽明以後，及其後 學，以及明代學術晚期之演變，如〈王龍谿略歷及語要〉（民 30）、〈讀龍谿及言禪 言三教〉（民 66）、〈羅念菴年譜〉（民 34）、〈讀陳建學部通辨〉（民 67）、〈記公安 三袁論學〉（民 66），是知當時已羣然逃儒皈禪，借禪詮儒，則其所以爲儒者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