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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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一直有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兩大領域的爭議，然而本研究以為兩者並無優劣之分，採用 何種方式，應視研究主題適合與否。鑒於本研究的對象是兩個宗教團體，因此主 要採取質化研究法，以田野調查(field study)、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參與 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文獻分析(document analysis)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
誠如蕭瑞麟(2009)說：「其實嚴格說來所有的研究都是一種偏見的呈現，而每一 種偏見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方法。」，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
很顯然，不論是採取何種研究方法，實際上都涉及人的「詮釋」工作，也因此「有 多少人就有多少種詮釋」。然而，這樣的研究，難免被質疑其科學性，因此本研 究作為一份質性研究，在此針對自身立場，加以簡要說明。
首先，從「本體論」(Ontology)來說，本體論者認為除非人能夠「認識神」， 認識一切宇宙知識、絕對真理的創造者，否則人無法認識客觀的知識。但是，由 於人的理性、智慧都有限，因此人類並不具備認識真理的能力，一切的知識都會 因觀點不同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人類現存的知識世界裡，並沒有客觀知識的 存在，只有主觀的詮釋 21。然而，如果所有的個案都是主觀詮釋，那麼個案研究 豈不就成了文學作品？每個人說自己的故事，以致判斷研究的優劣只看文學造詣 的高下，而不顧科學上的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嗎？所幸，研究的科學 與否取決於方法論，而非研究結果。詮釋個案不是編造一篇文學作品，而是描述 一個事實，必須具有「洞察人性或事物本質的能力」。文學造詣的高下，有時很 見仁見智，但是「洞察人性或事物本質的能力」就比較能有客觀操作上的認定，
例如一篇研究能否「使事物被看見」(making things visible)(Golden-Biddle & Locke，
21人類能否「認識神」，對於古典的理性主義學者而言或許是可欲的，然而對於現代的理性主義 者而言，只擁有「有限理性」的人類，既不可能有完美的計算，更不可能認識絕對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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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隱藏在事件表面下的原因浮現。因此本研究支持以「真實度」(authenticity)、「合 理度」(plausibility)、「批判度」(criticality)三者22作為衡量質性研究的標準(蕭瑞 麟，2009；Golden-Biddle & Locke，1993)。其次，一個學科的「認識論」(Epistemology)代表這門學科如何取得知識、
如何獲致了解所做的思考。田野調查已經成為質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然而，
在科學主義盛行的典範下，田野工作的知識論，一直面對主位觀點與客位觀點、
現象取向和行為取向、當事人立場和研究者立場等二分的難題，在此也一併加以 說明。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曾提出「懸置」和「本質直觀」的概念，「懸 置」一詞源自於希臘文動詞epechδ，意為「我躊躇」，實際上代表的意思是「中 達到當事人觀點的境界，「同理的了解」或「同情心」(empathy)一直是田野工作 的知識論基礎23。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 (Malinowski)借用在了解異文化的方法論，結果是把宗教研究中無休止的爭論帶入人類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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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到形成意見，都是研究者的偏見。現代人類學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早期「搖椅上的人類學家」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在於研究者從身體、
情感到精神，潛在的捲入他人的生活中。若是人類學家傾向於將涉及判斷的問題 懸置起來，其寫出的民族誌將是枯燥乏味而缺乏生命力的。
總之，「客觀」的田野工作不僅不可能，也不可欲。葛茲(Geertz)指出「同理 心」並非是變成當事人，因為事實上不可能，當人類學者進入田野時，是藉由生 活其中而獲得一種漸進式的領悟與體會，只是讓我們越來越明白當事人的觀點，
這是一種「經驗接近」；而當我們重新用自己的語言和學術術語來描述這段經驗 時，就是一種「經驗遠離」。進一步看，田野工作是一種會談，在過程中，研究 者慢慢接近、掌握異文化的脈絡，與研究對象達成溝通、共享了解。這種了解不 但是相當個人性的(從研究者的角度而言)，也是相當特殊性的(從時空而
言)(Geertz，1973)。近年來，從情境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衍伸出的情境式解 經，也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詮釋學方法論，認為一切經典的詮釋都是研究者和經典 的互動過程，甚至積極主張研究者應該主觀的融入自己的經驗、個人的特殊的見 解，寫出有個性的著作，來和經典互動(Bevans, Stephen B.)。
最後，關於研究者的宗教信仰與研究倫理問題，Stark & Finke 曾說：「雖然 想要理解宗教的社會科學家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但他們要有足夠的能力來『懸 置』自己的不信，以便取得對於信仰和崇拜現象的某種感受。」(Stark & Finke，
2004：27)，Durkheim 則認為：「不把某種宗教情懷帶入宗教研究的人就不能有 發言權，因為那就如同一個盲人在談論顏色一樣！」(Durkheim，轉引自 Fields，
1995：xvii)。本研究在 2012 年 7 月 11 日到 2012 年 8 月 11 日共計 5 週至北京蒐 集守望教會田野資料，透過和 7 位北京基督徒弟兄姊妹朝夕相處、同吃同住，掌 握北京基督徒生活的現實感，又透過 7 位基督徒社交生活圈滾雪球，參與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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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同家庭教會共 27 場不同形式的聚會，包括主日聚會、受浸聚會、禱告會、
查經聚會、小組聚會、家庭聚會，此外還有非正式的讀書會、沙龍、音樂會、聚 餐等等，認識並訪談了許多關鍵人物，除了 7 所教會的牧師、長老、教會同工之 外，還有具基督徒身分的總理機要、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維權律師、人權作家、
教授、企業 CEO、記者、音樂家、工程師、學生，也 2 次採訪被軟禁的守望教 會金天明牧師。至於錫安山，由於被新約教會信徒視為宗教「聖地」，排他性相 當高，若非「自己人」，一般觀光客根本無法入住，所以第一手資料取得並不容 易。然而研究者曾經 9 度造訪錫安山，自第一次以研究者身分上到錫安山至今，
前後已追蹤錫安山 8 年，除了錫安子民之外，少有「非教友」對錫安山有如此長 時間的關注。過程中研究者曾破例以「非歸信者」身分入住「聖山」，參與「特 會」，證明研究者雖然獲得接近田野的信任關係，卻仍然保有一個「專業陌生人」
(Agar，1996)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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