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綜合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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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綜合發現
一、 衝突原因
本研究發現，政教衝突的原因，和社會變遷、導火線，以及政治企業家，都 具有密切的關係。
關於教義教導「別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的基督宗教，為 什麼會出現挑戰政權的戶外集會、街頭運動，發生激烈的政教衝突？他們的衝突 策略選擇是理性的嗎？從「社會變遷理論」來看，守望教會建堂的需要和中共維 穩的需要，不湊巧地在時間點上亦步亦趨，中共衝擊守望教會聚會場所的始點，
就在 2008 年北京奧運的舉辦前夕；而錫安山的發展歷程亦是緊扣威權政治轉型 的關鍵時刻，錫安山和國民黨政權激烈衝突的始點，就發生在 1980 年，也就是 美麗島事件爆發的隔年，說明政教衝突的確存在外在環境的肇因。
進一步來看，如果把衝突原因的焦點轉向導火線時，會發現北京守望教會、
台灣錫安山、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台北市基督教會，甚至更早的以色列人出埃 及，都有著同樣一個衝突導火線，那就是：教會需要解決基本的聚會空間問題。
換言之，數千年來基督教政教衝突的核心議題之一，一直是基督徒基對於「敬拜 上帝」的基本宗教需求而產生的問題，顯然這些 critical junctures 具有一定程度 的穩定性。對於基督宗教而言，「教會」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建築物，或是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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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空間而已，「集會崇拜」本身即具有神聖的意涵，倘若政府「侵害教產」，就 形同傷害了信仰本身，「分散信徒」，就是破壞集體崇拜，也就更容易導致激烈 的衝突發生。
當然，依照 Stark & Finke 提出所謂的「張力理論」，某些「高張力」團體似 乎本來就比較容易和外在環境間產生緊張關係，然而，可惜 Stark & Finke 對於 為什麼某些教派會成為高張力團體？或是為什麼願意維持與外界的高度張力？
並沒有著墨。透過錫安山和守望教會的例子，我們發現，即便是和政府激烈衝突 的高張力宗教團體，其教義都有著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歷程。就像守望教會 和錫安山，原本對於政治是採取類似福音派的消極立場，之所以有後來的發展，
反而比較像是宗教型的政治企業家，透過和環境的調適、對話，運用獨特的「天 啟」或神聖經驗，重新詮釋教義，慢慢發展出傾向改革的立場。
因此，關於政教衝突發生的原因，主要涉及三個變數，一是大環境的變動(社 會變遷理論)，二是小環境的經驗(導火線)，三是傳教者的獨特詮釋(團體對環境 的適應)，三種變數缺一不可。換句話說，關於政教衝突的原因，可以簡單歸納 為：某些宗教團體在環境變動下，基於生存需要，不斷對教義產生重新詮釋，因 此產生和外環境具有「高度張力」的教義，導致和世俗政權發生激烈政教衝突。
(相互關係請參考第 117 頁之圖 1)
二、 衝突過程
本研究發現，政教衝突的過程，和社會資本、宗教資本，以及宗教團體內部 制度的設計，都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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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k & Finke 在命題 29 提到：「在作宗教選擇時，人們會試圖保持他們的社 會資本」，命題 37 說道：「人們總是傾向最大化的保存自己的宗教資本」，雖然 Stark & Finke 提到了社會資本和宗教資本的概念，然而卻僅僅用這個概念來解釋
「改宗」和「改教」，沒有解釋「宗教動員」。然而，從宗教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角 度來看宗教動員，可以思考的問題相當豐富。
首先，透過錫安山和守望教會的個案我們發現，在宗教團體中，宗教資本和 社會資本本來就是高度重疊、相加相乘的。在動員衝突的過程中，宗教團體又為 每個成員提供了大量的宗教投入，包括教義、儀式、經典，而成員也大量投資於 它，包括花時間、心力參與聚會，進行儀式與活動，這些共同的經驗累積成了驚 人的宗教資本。原本存在的社會資本，藉由共同的受難經驗，透過宗教資本更進 一步凝結。因此，整體而言，衝突過程對於資本變動造成的利大於弊，即使在衝 突初期，會造成部分社會資本的流失，但是由於宗教資本的增加，宗教資本進一 步凝聚了社會資本，會回頭導致社會資本增加，最終反而有助整體資本的累積。
更有趣的是，衝突除了造成社會資本和宗教資本的「量變」之外，還會造成
「質變」，使委身程度和忠誠度在艱難困苦中不減反增。從守望教會和錫安山的 個案中看到，在一連串的衝突事件後，教會和信徒卻經歷一種「心靈重建」，從 軟弱變剛強，從安逸變警醒，這些從困境中長成的生命，卻更為堅韌，更充滿活 力。
另一方面，社會資本和宗教資本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錫安山事件已經事過境 遷 20 年，錫安山卻不願意放棄仇恨？因為從動員的角度來看，社會資本和宗教 資本都具有很強大的動員能量，錫安山至今所運用的動員符號，仍然大量引用當 年受政治迫害的歷史，因為少了這些，就少了凝聚的力量，少了這些，整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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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從定義自己，唯有反覆教育、重複強調，才能讓宗教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累積 不致中斷，如此最有利於團體的生存和發展。聰明的動員者，為了極大化宗教資 本和社會資本，會繼續運用仇恨的符號，來傳承宗教資本及社會資本，維繫團體 的永續經營。所以，對於政府來說，政教衝突是危機，具有殺傷力，但是對於宗 教團體來說，政教衝突卻可能是養分。社會資本和宗教資本可能自有其生命，甚 至本身就是不斷動員的過程，又在動員過程中被賦予意義，這樣長出來的生命，
是一種很排他的「內聚資本」(bonding capital)（Putman，1993），不是輕易能夠 改變的，甚至如果遇到外來力量的「攻擊」，也會產生強而有力的反擊。
最後，關於守望教會和錫安山如何解決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研究發現 守望教會和錫安山，在 Olson 提出的三個制度因素：「團體規模」、「誘因」、「門 檻」上，都具有一些有利於集體行動進行，或是有助於監督防弊的設計，如小團 體、各種誘因的結合運用，以及淘汰低委身者的高加入門檻設計。這些設計或許 是自覺的，或許是不自覺，但是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成為影響集體行動成功與否 的關鍵。
三、 衝突模式
本研究發現，政教衝突的發展模式，深受宗教團體內部組織制度形式的影 響。
中國的家庭教會有一個極富特色的傳統，就是不重視組織制度的建制。由於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教歷史，一直和帝國侵略的陰影糾纏不清，所以從扶清 滅洋的義和團、清末民初的教案，到 1950 年後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都可以看 到傳統中國思想中對於基督教作為一個「洋教」的民族主義情節；而中國教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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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努力擺脫自己作為「西方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載具」的原罪，從 20 年代開始，
開始了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覺醒，當時倪柝聲所建立的基督徒聚會處系統，受到 敬虔主義和靈恩派的影響，成為最具有中國本土色彩的教派。1949 年後，中國 教會基本上被斷絕和外國差會體系的一切聯繫，紮實地走上了本色化的路，倪柝 聲的系統，更成為一枝獨秀，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然而，在本色化的過程中，
卻矯枉過正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幾乎拋棄一切建制，否定一切宗派，連 帶也失去了基督教累積近 2000 年的豐富神學思想遺產。
因此，守望教會有計畫地引進加爾文神學來矯正組織制度的欠缺，在內部組 織上建立起長老制度，有很清楚的權力分立制衡觀念，重大決策是經過一種長期 內部的討論過程和民主程序的，而且是一種透明公開的討論。正因為有了討論、
容忍與妥協過程，守望教會採取的衝突模式明顯是比較溫和的，是一種非暴力不 合作的態度。在衝突過程中，守望教會也積極試圖保持和政府機關的溝通，爭取 用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在守望教會中，看到民主神學(democratic theology)的思想 透過民主教權(democratic ecclesiology)的制度落實，這在中國現況中是比較罕見 的。
但是錫安山明顯是一個對比的例子。錫安山的神學立場經歷三次轉變，起初 是受到聚會所系統影響，後來是靈恩派教會影響，1979 年後逐漸走向宗教烏托 邦，這樣的發展脈絡讓錫安山產生了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組織制度的欠缺。由 於倪柝聲所傳承的聚會所神學立場本來就是反對有形的組織建制，靈恩派的觀點 又導致尋求一種「天啟」式的教會領導，後來洪以利亞發展出的「一元領導」神 學觀，搭配宗教烏托邦思想的建立，又使錫安山成為強調家庭親族關係的社群，
因此錫安山最終逐漸走向一種「家父長制」的集權領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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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長制的集權領導對於衝突的發展和模式有甚麼影響？首先是政治企業 家的角色變得更為重要，由於在團體內部缺乏可以制衡的意見，因此政治企業家 對於衝突的立場態度，對於情勢的判斷和解讀，對於經典教義的詮釋，就變得更 為關鍵，也更具有主導發展方向的影響力。其次，由於缺乏一種正式的組織制度，
等於缺乏了「制度正當性」，所以就必須在神秘性或是神聖性上做加強，錫安山 的傳承和決策，一直訴諸「聖靈感動」這種來自「天啟」、「異象」的正當性。洪 以利亞在這樣的過程中被信徒不斷「神化」，他自己也要信徒把他「當成神」，於 是一切決策的權威性、正當性被大幅度的提升到了「神的旨意」這樣的高層次，
這樣的決策比較沒有「彈性」和妥協空間，一旦動員產生衝突行動，就很容易被
這樣的決策比較沒有「彈性」和妥協空間，一旦動員產生衝突行動，就很容易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