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原住民族新聞媒體地景
第三節 電視成為原住民族媒體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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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太大意義與影響力，這一方面是受制於部落中族人的經濟與教育程度，對於此 類具社會運動理想性格的報刊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刊物本身「知識份子」
的強烈性格，使得刊物呈現「從上而下」視角，偏重於「由內而外」式由部落裡 對外界發聲，而非部落族人都能參與的大眾性報刊。因著此些因素，兩份刊物發 行過程始終呈現不穩定、最終使能短暫結束（兩份刊物約略發行了兩年）。41
約略同一時期（1990 年代中期），除了原住民自辦刊物外，蘭嶼的蘭恩基 金會以服務地區為目標，創辦了以社區資訊及交流為主的《蘭嶼雙周刊》與申請 蘭嶼電台，雖然始終面臨資源不充分之限制，但這兩媒體仍持續發行與運作至今。
第三節 電視成為原住民族媒體重心
揆諸現實，原住民族廣播並不以新聞為主要內容或說服務，而曾經蓬勃、形 成廣大社會影響力的台灣原住民族新聞平面媒體，已經式微甚而是消失。當前，
可說原視為最具影響效果與象徵意涵的原住民族新聞媒體。回顧原視於 2005 年 正式開播之前，涉及原住民族新聞節目或影片則可追溯自國府來台之時。1945 年 11 月 1 日，當時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省電影攝製場（後改名為「台灣省電 影製片廠」）」開始攝製新聞片，直到 1983 年，期間共拍攝了 1317 輯新聞片。
其中，原住民族新聞雖僅有稀少的 12 輯，若再外加電視短片與記錄片，也只有 25 部（李道明，1994，頁 59）42。李道明（1994）指出此些原住民族新聞片或 記錄片十足代表官方對於原住民族之態度，意在展現政府改變原住民族的政治與 經濟結構之成果；原住民族文化在影片中，被看成是落後保守、是現代化的障礙
（頁 59-60）。
隨後，公共電視成為原住民族電視或新聞節目的主要提供者。在公共電視節 目在 1984 年代於無線三台播出時期，提供了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播出影片，當中 便有少數原住民文化、藝術與生活的節目，然而，此些紀錄片多少帶有浪漫主義 情懷，意圖在節目中表現出比較「正確」的傳統原住民族文化面貌，顯現較多「指 導」痕跡（李道明，1994，頁 61）。
然而，首個能夠以原住民族為主要閱聽人、強調從原住民族觀點製作的電視 新聞節目，43亦來自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與「部落面對面」。原住民新聞
41 吳宛憶（2008，頁 70）認為，《高山青》至《獵人文化》的原住民刊物發行過程與偏重內容，
反應了原運路線的變化，即自街頭抗爭走向回歸部落。甚而可說，原住民刊物中種種相關論述 對於往後台灣原住民運動的路線與作法有極大的貢獻。吳宛憶另也提出一項可再探討的議題：
原住民自辦刊物組織起街頭原運與回歸部落兩時期的理論與行動共識，若是沒有刊物的出現或 是除去刊物的影響，原運抗爭與自救的道路應該怎麼走？還有哪些途徑？
42 李道明（1994，頁 59）分析 25 輯影片，9 條（36%）為宣導政府成功改進山胞生活政策，遷 村或遷社區有 6 條（24%）。同樣有 6 條的是蘭嶼新聞與記錄片，時間涵蓋了 1940 至 1970 年代，
為特殊之處，但其原因有待研究。
43 在公視開播之前，曾有實驗性之「部落傳播」嘗試。江冠明（1996、2005）自言大約於 1993 年時形成，內涵主要是引入國外的原住民族運動與議題之記錄片，配上中文字幕與台灣各族群 的族語，之後透過部落社區管道進入社區居民的錄影電視機，以此帶動原住民族意識及促成原 住民族議題之討論。此構想後在台灣大學城鄉所推動的屏東好茶村社區營造計畫中實踐，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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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的開播，乃受到原住民人士及關心原住民傳播議題之人的間接推動。1994 年時，公視籌備委員會為了落實公視兼顧族群平衡精神，接納李道明（曾撰台灣 電影電視中的原住民形象等文章）與孫大川（原運人士，創辦「山海文學」雜誌）
等人建議製作由原住民負責採訪原住民族新聞性節目「原住民世界」的構想。公 視基金會接納此提議，但基於新聞節目不外製的原則，委由時任新聞部製作人馮 賢賢提出培訓原住民記者之「原住民影像工作培訓」計畫。1994 年 6 月 9 日登 報招訓，同年 7 月 22、23 進行筆試（新聞寫作、原住民族族語），經初、複選 後錄取 21 名學員，後經培訓及評選出 11 名為公視記者。1995 年 4 月 28 日，此 批記者自行企劃、採訪、攝影與剪接，完成了兩集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同年 11 月 20 日，公視開始試播，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也正式向社會大眾播送，公視 試播期間，共播出 38 集，每集 15 分鍾，後鑑於節目反應不俗，節目時間延長為 每週 60 分鍾（陳右果，2004：24-25；楊政霖，2005：7；謝偉姝，1996：3-4）。
「部落面對面」為談話節目，其目的乃是藉著邀請主管機關、專家學者以及 地方原住民族人進行對談，以及開放 call-in 的方式，建立行政機關、專家學者、
社會大眾以及原住民部落族人相互對話的機制。部落面對面節目於 1999 年 7 月 3 日開播，在公視共播出 373 集，後於 2007 年 1 月 1 日，轉由原視播出，節目 時數同時由每週一集增加為每週兩集，後於 2009 年停播。「部落面對面」停播 後，相同類型的「原地發聲」於 2009 年 4 月 2 日開播，此節目又於 2014 年 1 月 4 日改名為「部落大小聲」。其後，隨著 2006 年《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 例》通過施行，次年原視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44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金會（以下簡稱為原文會）成立於 2010 年正式運作，後於 2014 年正式營運原視 業務，「族群語言與文化」逐漸成為原視營運目標。
回顧原視設置脈絡，涉及了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等不同部門因素之互動。
張鴻邦（2014）分析到，從社會氛圍來看，1980 年代原運初期媒體建置並非主 要訴求，僅見零星呼籲（丹耐夫‧景若/童春慶，1987），但因建構運動論述中 有意援引國際原運論述，當時國際論述已經開始注意到原住民族之主流媒體負面 再現、原住民族媒體闕如等問題，促成傳播權益議題逐漸被納入台灣原運論述。
當地族人自行拍攝影片後分享。後於 1995 年，江冠明向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提出計畫案（政治 大學孫秀蕙協同主持），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4 月間到台東卑南族的南王、知本、初鹿、和賓 朗進行部落電視計畫。其成果寫成《原住民社區節目發展之研究──從卑南族的參與式傳播談社 區傳播發展》一書。
44 隨著公視委辦原視標案，公視這兩個原住民節目轉由原視製播，節目若干人員躍升成為當時 原視的主管，包含台長、副台長、新聞部經理等。2013 年，原視準備脫離公視基金會委辦轉由 原文會營運，原文會人力移撥與續聘等程序引發原視員工不滿，其中有 25 名不被錄取的員工透 過立委陳情。隨後，在孔文吉、鄭天財與簡東明原住民立委招開跨部會協調會，決議員工全數 移撥原文會。然而，不少前公視員工選擇留在公視。2017 年原文會第三屆董事會成立後，傳出 執行長處理人事時要求自願降薪降職等行為，促使立委質詢原文會董事長與執行長，但原文會 方面否認此項傳言（見原視新聞 http://titv.ipcf.org.tw/news-27916）。前一年，相同涉及於員工薪 資與勞工權益，原住民立委 Kolas Yotaka 要求原文會提供人事相關資料，原文會以觸及員工隱 私為由僅提供部份資料，學者投書指出這為政治力介入事件（見林福岳，2016.12.15；原視新聞 http://titv.ipcf.org.tw/news-2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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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行政制度來看，隨著憲法修憲保障原住民族權利與政治地位，原住民族事務 行政化與法制化提供了原住民族媒體建置之合法性與政策需求。除原住民族社會 提出擁有媒體訴求，學界自 1990 年代逐漸累積的原住民族傳播相關研究同時提 出學術論據，倡議與遊說政府制定政策滿足族群傳播需求。
進而，當千禧年後民進黨政府上任形成政黨輪替，過往民進黨在野時提出媒 體開放等訴求獲得實踐的契機，也刺激了行政部門願意協助建置族群媒體。再 者，1990 年代台灣傳播環境正邁入電視蓬勃發展時期：兩個無線電視頻道（民 視與公視）先後開放，有線與衛星電視合法後頻道大增，後到了 2003 年客視成 立首開族群電視台；加以，當時「數位匯流」技術突破，無線頻道可因數位技術 增加頻道數量而允許族群電視之設置。另一方面，電視機已普及於原住民族日常 生活中，此番科技進展與日常化也在某些方面鼓動了原住民族想要擁有自身電視 頻道的情緒。在原住民族社會提出訴求、政策手段與資源逐漸建制、學術研究支 持、科技門檻降低等多方因素下，支撐了設置原視所需條件。但整體觀之，魏玓
（2015，頁 17-18）認為原視設置政策是沒有適當法源與制度安排、由上而下的 決策，同時也缺乏草根民主、社區的醞釀與討論過程，也沒在地影視實務基礎，
開播初期又常見政府介入而被外界詬病，顯示出政府「決策虛有其表」（頁 25）。
原視創設的決策過程雖有瑕疵，如今來看，大量資源隨子嗣誕生後跟進，是 不爭的事實。如圖 2-1 所示，在原住民族媒體環境中，原視佔據了核心位置，自 2007 至 2016 年，它的年度預算每年約 3 億元，悉數為政府編列捐贈，佔了原民 會教育類經費的四分之一。45
圖 2-1：原視預算（2007-201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原視、原文會歷年預算與經營報告。46
45 同時，有論者指出原視佔居原住民族媒體象徵與現實重心位置此境況造成了政府經費多投入 於原視運作，導致難以兼顧其他媒體類型（張鴻邦，2010）；另方面，當研究偏向原視則壓縮了 其他類型媒體（如廣播）之於原住民族社會的探討（陸正誼，2004；黃凱昕，2005）。
45 同時，有論者指出原視佔居原住民族媒體象徵與現實重心位置此境況造成了政府經費多投入 於原視運作，導致難以兼顧其他媒體類型（張鴻邦，2010）；另方面，當研究偏向原視則壓縮了 其他類型媒體（如廣播）之於原住民族社會的探討（陸正誼，2004；黃凱昕，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