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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推論至區域整合的成敗及其走向，但單元互動卻形塑體系穩定與否，故本論文 以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強調體系對單元制約以及單元對體系回應，
觀察「次體系」內各單元的「互賴」（interdependence）與互動「過程」（參下 圖 3‒1）。
一、分析層次的爭辯：個體主義或集體主義
長久以來，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構建始終存在簡約化（parsimony）和廣博 性（comprehensive）之間光譜抉擇的兩難。實踐證明，過度追求簡約將可能減損 對研究對象的解釋能力，陷於「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侷限；而涵蓋範疇 廣泛的理論框架亦恐難對個案或議題有深切地解釋，因此兩者之間必須尋求一種 均衡與妥協。理論途徑的選擇直接表現在方法論上的分析層次，相對於政治學的 其他分支（subfields），國際政治與比較政治在政治學門中有著不同的制度邏輯，
316前者根植於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傳統，視國家為國際社會中的主要行為 者，國際政治的運作係反映「政治—均勢能力的格局」，傾向以國際層次的權力 分配為分析基礎；後者偏重國內層次的精緻分析，從而影響國際制度論者的命題 邏輯，主張國家並非為單一整體的行為體，而係一多頭政治（polyarchic）實體，
任何國際合作的協議或制度，必然造成得益者與損失者，國家對外政策須考量國 內利益團體的競爭關係，此對國際協議的成功與失敗深具影響。317誠如 Helen Milner（1997）所言，國內因素是理解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關係的重要層面，理 解國際合作需要深入國內政治層次，而非逕予概略地將國家視為具有理性計算而 追求利益的整體。
316 James A. 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Integrat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4, (1997), p.584.
317 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1997)；該文研究得出一個國家之間合作問題的悲觀 結論，亦即國內部門競爭的事實隊國際合作的進步具有消極的影響，它使任何國際合作協議的 實踐成為不可能。有關國內政治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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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一種「本體論的兩難」（ontological dilemma），以及根據研究議題對分析途徑 的選擇疑惑。321簡言之，個體主義根源於經濟學自由主義的傳統假設，係將個體（國家）作為分析起點（分析單位），基於對個體行為動機、認知價值、偏好選 擇的考量，關注國家對國際制度的需求誘因，進而從個體動因推導至集體（體系）
結果，此途徑以新自由制度主義長久以來借鑒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與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為代表。
318 如國際制度在獲得「遵約問題」除了制度本身的可責性，尚要深入被成員國的國內政治接
受，如 Finnemore（2003）以建構主義闡明國際制度的國內影響，強調一種自外而內的社會化機 制，通過分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政府建立科學官僚部門進行案例分析，認為國 際組織在國家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導師」功能。參見 Martha Finnemor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9 此處觀點，係借鑒 Lisa Martin and Beth Simmons (1998)曾為文，兩位學者檢閱過往 50 年 的國際制度文獻，為提出國際制度提出新的研究綱領，呼籲學界在遵循「結構理論」之外，應深 掘國家行為的深層動機問題，主張國家偏好、國內政治等各類國家需求面向，構成國際制度起 源的重要因素，影響所及，往後的相關研究關注以探討「需求因素」為主的國際制度研究。參 見：Lisa Martin and Beth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729-758.
320 Peter Gourevitch 提出主要是以下兩個維度對國內政治特徵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一是國家間 權力分配；或者說是國際性國家體系；其二是經濟活動和財富的分配,或者說是國際經濟。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 No. 24 (1978), pp. 881-911
321 究竟將自變數的國際體系和作為應變數的國內政治進行了概念化的工作；抑或是以國內
政治為自變數，而以國際體制或制度為應變數，乃兩個不同分析層次與分析途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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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會學家 Talcott Parsons 為代表，嗣後成為新制度論中歷史制度主義為方法途 徑，引介至國際關係理論則受到英國學派的重視，該學派淵源於早期制度主義思 想，Hedley Bull 等學者賦予體系理論歷史與社會學的解釋，將個體置於集體脈 絡中分析。國際體系係由主權國家所組成，國家之間的互動遵循一定規律，形成 一種以規範、規則、價值理念及國際制度為基礎的「多國社會」（society of states）， 進而形成一種共享利益與價值的秩序。323322 相關研究如 Finnemore (2003)對於全球規範之影響作用的探討；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揭櫫「理念」之概念；以及歷史制度主義學者 Pierson (1996)強調制度之「依賴路徑」
（institutional path-dependence）。
323 依照 Hedley Bull 的理論，國際社會不僅提供均勢，亦提供某種形式的共同利益與制度結 構，渠將國際社會界定為：「當一群國家意識到某些共同利益與共享價值的存在，認知由一系列 共同的規則制約彼等之間的關係，並分享共同制度的運作，便形成規則化的社會。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3.
324 Brian Barry (1970, 1988)在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一書中，提出劃分社會 科學理論的兩種最主要的方法途徑，即社會學模式與經濟學模式。Brian Barry,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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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137 - 頁 | - 137 - 折、變遷的過程。
回顧過往廿年，國際關係學界習以行為體之動機誘因，觀諸各類國際制度的 演進過程，將國家視為獨立自主的實體（autonomous entity），國際制度對於國家 間合作的影響實屬有限。325基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主流地位，國際制度的「結 構性因素」傾常被予忽視，除陷於「個體—結構」方法立場的論戰之中，亦衍生 至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對「理性個體」與「社會建構集體」之間的爭辯問題。當前，
國際制度研究已從國際層次的功能安排，愈趨轉向國際制度與國內制度互動關係 的趨勢，此種轉向兼容了比較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元素。Scott Cooper（2008）等學者鑒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主宰了過往國際制度研究的主流思 維，呼籲學界此際似應重拾結構主義，有別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視角，渠 等主張「既存制度」與「體系衝擊」係影響國際結構的重要因素，從而以結構導 向的方法論建立國家向「權威性國際制度」（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讓渡主權的分析框架。
鑒於國際制度的研究路徑需求，吾人似有必要提出一個相對廣博的比較分析 框架，如制度主義學者 Richard W. Scott（2001）致力於建立組織與制度的連結，
理解各種制度思想及其基本假定和方法論。326此目的不在於對各種制度途徑進行 優劣比較或選擇，而是增進研究者對制度流派方法立場的理解，並對長久以來缺 乏整合途徑思考的制度研究進行反省。爰此，本論文嘗試採取一種折衷主義，327有 別於前揭兩派學者對「需求因素」與「結構因素」熟重孰輕的爭辯，本文強調制 度係一種隱含「強制（規則）與價值（文化）」的非個別的結構限制，而非僅為 個 人 偏 好 的 聚 合， 國際 制 度 具 備 個 體選 擇與 結 構 制 約 的 雙重 內涵 （ double
325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David A. Baldwin,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8-19.
326 Richard W.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327 所謂折衷就是假設行為主體與外部環境是兩個獨立的但又互為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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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難以逕予切割「個體—結構」的制度成份。328毋寧，制度研究雖難以廣 泛地概括各種分析變數，惟吾人應在「選擇—限制」光譜中的諸多變數之間尋求 平衡。最後，有鑒於過往研究相當程度地忽略「時空因素」的影響作用，本文亦 將強調制度演變中時間序列作為外部變因（exogenous）的重要性。歸結前揭論述，
以下僅粗略以圖表說明國際制度變遷的分析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