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Sørensen (1998)；本研究繪製。
二、 政體類型與衝突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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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113 - 頁 | - 113 - 遭受嚴峻挑戰，不自由民主國家崛起將使自由主義面臨悲觀情景的未來。269
二、 政體類型與衝突機率
在當代國際政治思潮中，從「政體類型」探究國家間走向戰爭或和平的關聯 研究已然浩繁卷跌，關於「民主造就和平抑或肇致戰爭」、「民主國家之間較傾向 和平共存」、「民主是和平交往的條件（precondition）」、「民主政體是否為可靠聯 盟」等問題，學界觀點可歸結為兩種爭辯思路，形成交相論戰的立場分野。主流 觀點以 Doyle（1983）、Rummel（1983）、Bremer（1992）、Chan（1993）、Russett
（1993）等為代表，基於自由主義底蘊與康德（1795[1991]）「和平要件論述」
推衍出民主和平論觀點。Czempiel（1986）, Doyle（1983, 1986）和 Russett（1993）
等強調民主和平論的「規範性解釋」（normative explanation），以理論構建予以解 釋民主傾向和平的應然途徑；同陣營學者復以實證方式凸顯民主與和平之間的正 向關係，此派論者觀察自冷戰後期 1980 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間鮮少 彼此啟戰的事實。另一方面，以現實主義為首的質疑觀點，強調國內因素與制度 變遷（民主轉型）並未能改變國際政治結構的本質，270渠等認為儘管「民主與和 平」確實具有相關性，惟迄今的實證研究仍未能建立兩者因果關聯，從而質疑該 理論的假說和推論。
（一）民主政體間和平成因的解釋
民主和平論核心其兩項主張：第一、民主國家（政體）從未（甚少）與其他 民主國家戰爭；其二、當民主國家與他國發生衝突，其等甚少以使用武力威脅對 方。271在論證民主政體之間的和平因素，多數民主和平論者從國內層次切入，探
269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76, Issue 6 (1997), pp.
22-43.
270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19(2)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p.12
271 早期學者認為「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較無戰爭傾向（war-proneness）」，參見：Small and Singer, ”The War-proneness of Democratic Regimes, 1816-1865,”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4 (Summer 1976), pp. 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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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自由假說」（Joint Freedom Proposition）和「自由假說」（Freedom Proposition）
兩項假說，前者係指自由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武力衝突；後者代表一國自由程度愈 家卻往往由於理念懸殊而肇生戰爭。276Kenneth Schultz（1997）從觀察民主國家 交往行為驗證民主和平論的理解邏輯，渠認為民主政體之間具有互信基礎，彼此
272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 7; and Russett, "Can A Democratic Peace Be Buil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18, No. 3 (Spring 1993), pp. 277-282.
273 Zeev Maoz and Nasrin Abdolali, "Regime Typ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1 (March 1989), pp. 3-35
274 Clifton Morgan and Sally Campbell, Domestic Structure, Decisional Constraints, and War: So Why Kant Democr aciesFigh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 35 (1991), pp. 187-211.
275 R. J. Rummel, “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7, No.1 (1983), pp. 27-71.
276 John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1994), pp. 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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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戰事歸因於「制度限制」（institutional constraint），包括民意的拘束效果和民主 政體內政治結構中的制衡機制；第二、民主國家由於共享民主規範、文化，形成（status quo）的「鴿派」（dovish）立場。Harvey Starr（1992）從安全社群的視 角析論，民主國家之間傾向採取回應彼此需求的方式，以尋求或創造一個社群的 共同利益，當民主政體加入共同體，在互動交往過程中，彼等將不會選擇或威脅
277 Kenneth Schultz, “Domestic Opposition and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American Poli 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2 (1998), pp. 829-844.
278 Kant Doyle,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p. 205-235. See also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 1151- 69.
279 T. Clifton Morgan and Sally H. Campbell, “Domestic Structure, Decisional Constraints and War: So Why Kant Democracies Figh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5, No. 2 (June 1991), pp.
187-211.
280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 31 (second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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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的選項。281
（二）對民主和平論的補充與校正
相對於民主和平論的眾多支持研究，亦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提供不同觀點，
甚或予以反駁，彼等之間激起爭辯的火花。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1995）認為，傳統的看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然渠等運用過去兩百年 的資料研究後發現，當國家處於民主轉型的過程，不僅彼此較易啟動戰端，更可 能與其他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國內制度未臻成熟而尚經歷民主化的國家則易於對 外發動或參與戰爭，渠等發展民主化政體相較於穩定的民主國家、獨裁國家、甚 至是正在獨裁化的國家都易於捲入對外衝突，呈現相對好戰的現象。
基於對民主和平的命題，Mansfield 與 Snyder（2002）續檢視世界上多數尚 處民主轉型國家之間的互動因素，渠等發現，相較於非民主國家之間，民主化國 家之間的戰爭風險更高。在民主化進程中，既有的舊體制面臨解瓦解，取得代之 的新政治制度尚未鞏固，易於形成一種權力真空的狀態。另一方面，在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的民主化過程，掌握國家機器的新、舊菁英均有動機與機會訴 諸民族主義的論述，進而發動戰爭。282國家內部產生激烈的政治競爭，為爭取選 票而贏得執政權，政治菁英或執政黨往往操弄民族主義、煽動民意輿論，易於衍 生對外衝突，故民主化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機率反而較高。283
Mansfield 與 Snyder（2004, 2005）認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之間較不易 發生戰爭，渠等並以一系列深入的個案分析驗證、闡述民主化與戰爭的因果關 聯，民主化與戰爭間的關聯主因在於，處於民主轉型國家的執政部門未能取得足
281 Harvey Starr, "Democracy and War: Choice, Learning and Security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2 (1992), pp. 207-213.
282 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39)：In particular, they argue that both old and new elites in incompletely democratizing states with weak institutions “have the motiv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sort to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ism.
283 Edwar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 Democratic Transitions,Insti 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0, I nternati onal Organization , Vol . 56 (2002), pp. 29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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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117 - 頁 | - 117 - 夠權力、獨立和制度穩定；在部分民主轉型的開發中國家，在軍、文政權更迭之
際，新政權為鞏固政權合法性，或為逃避政策失穩的責任，執政者往往通過民族 主義挑動群眾支持，此舉使菁英階層傾向採取好戰的外交政策（belligerent foreign policies），使民主化國家更易於發動對外戰爭。
儘管上述兩位學者的論點受到多數學者引用，284主導了近年民主和平論的研 究議程，惟邇來亦有對於渠等實證方法的挑戰論點，包括對於以民主化程度分析 國家定義、選取分析對象、區分衝突的差異類型等。285如 Narang 與 Nelson 於 2009 年複製（data replication）Mansfield 與 Snyder 研究中的同樣實證數據，藉 由重新釐定、選取觀察值—「民主政體」（democratizers）的程度，以及校正統計 時間（1816-1992），再行深入檢證，其結果駁斥了 Mansfield and Snyder 此前對 於經歷民主轉型國家易於戰爭的推論觀點。286然則，兩位學者亦承認，儘管 Mansfield and Snyder 的論點引燃熱切地政策爭辯（policy-debates），惟其所開創 的「民主化—戰爭」命題已成為民主和平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獲得多數學者的 廣泛運用，將此推論命題列為「民主與戰爭」的既定假設。
檢視迄今國家之間衝突與和平的文獻，既有研究對於「相對權力」、「政治制 度」及「民主化國家間的衝突傾向」之間關係仍尚未取得定論，基此，本文重新 評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作為檢視「民主化—區域合作」命題關聯。政體與國際 制度的關聯性：如「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相比較，成員國政治體制的差異決定國際合作與聯盟的結果。
284 其中重要原因在於美國主張應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以期其能和平崛起。
285 arang and Nelson 認為 Mansfield 和 Snyder 前此選取的研究對象並非為「不完整民主化國家」
（incomplete democratizers），而質疑渠等提出的「民主轉型國家易於參戰」有推論錯誤之虞。
Vipin Narang and Rebecca M. Nelson,” Who Are These Belligerent Democratizers？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o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2009), pp. 357-79.
286 原文：”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finding that incomplete democratizers with weak institu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initiate or participate in war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empirical data＂。該 篇文章闡述彙整當代民主和平論的學理爭辯，頗值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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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民主和平論的質疑
對民主和平論的質疑表現在方法論上分析層次、因果關聯的推論、實證研究 的操作，以及「區隔性和平」（separate peace）等主張的爭辯。287在分析層次上，
可歸類於強調第二象限（第二意向「second image」）國內結構的國際關係理論，
與強調第三象限（第三意向「third image」）的新現實主義有所不同。秉於此，民 主和平論採「由內而外」途徑（inside-out approach）予以解釋國際現象，論述國 家對外政策和交往行為並非由體系結構因素決定，而與國家內部因素相關。288對 應此，新現實主義認為民主和平論從單元層次理解體系層次問題有其侷限，而將 影響國際體系的國家對外行為全然歸責政治體制，亦可能有推論謬誤之虞。然 則，此類爭辯再次涉及方法論上「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分析層次，以及 對研究對象解釋能力優劣的爭辯，亦涉及方法論的立場分野。
現實主義陣營執著於將國際政治形構成一種恆定的無政府體系（anarchic system），求取生存在國家首要目標，為獲致安全保證，國家在其內、外部均將 採取一種均勢作為，以嚇阻、抵禦潛在的侵略者。然則，現實主義並不否認國家 間合作的可能，惟對應深植體系結構的競爭壓力，國家之間縱然合作則亦難長 久。誠如 Waltz（1986）所言，「在自助體系中，（體系內行為體之間的）競爭壓 力遠重於意識形態偏好或內部政治壓力」。289現實主義者秉道於此，強調國家內 部無論如何改變，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仍將保持不變，由於結構限制使然，處於 相似位置（相對權力）的國家仍將採取近似行為，無關該國是否民主抑或為其他 政體，爰堅持「體系結構制約國家行為」的分析邏輯。
287 康德提出「區隔性和平」係指，和平無法擴及非民主國，民主國家之間和民主國與非民主
國之間的交往不同，國家間的互動性因素為實現國際和平的主要因素。
288 朱雪瑛，前揭書（2005），頁 123~158。
289 原文：＂In self-help systems, the pressures of competition weigh more heavily than ideological preferences or internal political pressures.” Kenneth N. Waltz,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0.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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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119 - 頁 | - 119 - 鑒於對於民主和平論在因果推論的質疑，現實主義陣營認為其以單元層次推
演至體系層次，或有推論謬誤之虞。如 Layne（1994）直言，民主和平論所提出 的「自變數—單元層次的民主政治結構」和「依變數—民主國家之間缺乏戰爭」
之間的因果關聯迄未被證實，實證僅能說明兩者相關，然難以逕予推論因果關
之間的因果關聯迄未被證實，實證僅能說明兩者相關，然難以逕予推論因果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