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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論的構建
強權國家，就是能夠在戰爭中獲勝的國家。
-A.J.P. Taylor (2010) 291
壹、推論建立
身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吾人期望從現實世界中已被觀測的事實推導至尚未被 直接觀測的事實範疇，以期能迫近真理和事實，故需先以經驗資訊進行描述和解 釋性的推論，此涉及「描述推論」（descriptive inference）和「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研究步驟。透過對衝突與合作本質的理論探討，筆者期望從理論根源 系統性地推導出適用於開發中國家雙邊互動的主要因果邏輯，提出具有解釋力的
「東南亞國家雙邊互動關係」變異模式，釐清國家實力、軍事力量、政治體制、
貿易互賴及經濟發展等因素如何影響兩國之間雙邊關係走向，據以釐清基本概念 與衡量指標，作為後續實證檢驗的基礎。基於上述，筆者擬以東南亞地區為推論 範疇，建立本研究對東協國家雙邊關係之推論觀點。
一、權力（國家實力）推論
（一）權力轉移論
本研究關注與國家相對特質有關的雙邊互動關聯因素，「權力」因素對於雙 邊衝突開啟乃至衝突程度的影響相當重要。基於權力轉移論的理論觀點，「國家 的相對實力變動幅度較大，則戰爭更有可能發生」，本研究引介「國與國之間相 對實力」的測量概念。承襲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權力轉移論賦予權力「相對性、
主觀性」的屬性，前者指出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屬權力的討論範疇，當相互競 爭或聯盟國家之間的均勢發生轉移，意味著雙方可能因利益評估而產生戰爭誘
291 轉引自 TED, Joseph Nye’s speech on “Global Power Shifts,” (July 10), U.K.: Oxford University, http://www.ted.com/talks/joseph_nye_on_global_power_shifts/transcript?language=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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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121 - 頁 | - 121 - 因；後者則認為跳脫權力的客觀估算形式（如國家實力、軍事力量、經濟結構等），
權力範疇亦須涵蓋意識形態、國（軍）民士氣、國家形象及政治意志、機會主義 等考量因素。亦即，國家對外政策屬性及與他國互動關係，除體系結構的制約因 素，亦將受到其國家特質、政府素質及領導人能力所制約，以及開啟權力轉移的 窗口效果（window effect）。
綜此，對於戰爭誘因的解釋，有別於傳統現實主義的均衡理論，權力轉移論 以大規模的實證檢驗，建立「體系內權力均衡易肇生戰爭」的支持推論，主張衝 突與戰爭源自體系內成員的國力差距、實力位階、發展速度、外交變化等差異而 定，292據以提出另一命題：「國家對體系現狀的滿意程度」為戰爭發生的解釋變 因，當一國的國家實力增強且不滿於體系現況，則最具有戰爭威脅。
鑒此，本章將東南亞區域內「國家間相對實力」列為後續的重要變數，擬以
「國力比值」方式呈現估算數值，參照 Van Evera（1999）所提：「國家的相對實 力變動幅度較大時，戰爭將更有可能發生」的假設。然則，本研究範疇限於東南 亞區域內十國，該地區尚屬於開發中的次體系區域，在此次體系內雖有主導國 家，惟其等尚難稱之「強權國家」（great powers），在區域內部，多數東協成員 國家仍屬維持現狀國家，而非對現狀極為不滿或意圖破壞既有秩序的修正主義國 家（revisionist），故本研究並未將「對於體系現狀滿意程度」列為測量範疇。
推論一：東南亞兩國之間國力比與雙邊衝突機率呈負相關
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國力差距愈大，則雙邊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愈低；
反之，兩國的國力差距愈近，則雙邊衝突程度愈大。293
292 如 Van Evera (1999) 認為，當國家面對內部（軍事、經濟）與外部（外交）的變化，前者 如經濟成長、軍事擴充的速度；後者如一國在短期內獲得更多盟國的外交支持，兩類變化趨勢均 將形成國家權力變化的窗口。
293 此推論觀點與權力平衡理論主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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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守平衡的推論
本論文之所以引介攻守平衡理論，係因相關研究對於該理論的核心命題已取 得了基本共識，認同「國家之間的攻守能力（相對軍事能力）及攻守平衡的變化 對於國家行為（對外政策）具有影響力」，亦即攻守平衡與國家行為之間具有因 果關係，此符合筆者對於研究對象「東南亞國家雙邊互動」的學理推論。對於權 力觀點的概述，現實主義守勢陣營採取「權力修正」觀點，認同權力係國家對外 行為的參考依據，惟對於「權力屬性」及「權力構成」則有解釋上的分歧立場。
294守勢現實主義者將權力區分為攻勢能力與守勢能力（軍事能力），推論攻守之 間的優勢消長直接影響國家行為，從而影響國際結構穩定。守勢主義者從軍事安 全的視角理解物質能力（material power），認為能力分配並非國際結構的危機解 釋變數。有別於結構現實主義假定國家追求目標相似—求取生存，守勢陣營則推 定國家行為係經過理性衡量的產出結果。295
從攻防理論的早期觀點闡述，Jervis（1978）首將「攻守平衡」列為戰爭的 解釋變數，提出「當一方具攻擊優勢時戰爭較易發生；而當（防禦方）具有防禦 優勢則較能避免戰爭爆發」的界定概念，296渠最初概念實質地影響該理論陣營學 者後續的研究方向；Levy（1984）則從軍備競爭與軍事科技的視角切入，推論進 攻性武器或將加劇國家間的緊張，從而增加戰爭的風險；297針對攻守平衡的估算 問題上，Jervis 提出以「軍事支出」投入進攻性或防禦性軍事力量，以抵消對方 國對應軍事力量的強弱，亦即攻守雙方將軍事資源投入轉換為戰爭成果的成效之 比值。故此，國家決定啟動戰爭的決策，本國與對手國雙方實力的對比和差距具 有重要影響。
294 鄭端耀，前揭書。
295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分配中權力的操作性定義是傳統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物質能力」
29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297 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 /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1984), pp. 2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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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proxy variables），301據以選入為雙邊互動關係的解釋變數。302區域內各成 員國投入軍備競賽，增強本身進攻優勢（offense dominacne）可能導致戰爭風險300 Kei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76；楊仕樂，「攻守 平衡的實證檢驗：案例比較研究 1914-1973」，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三期（民國 96 年 9 月），
頁 118。
301 此處採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建置之數據資料庫。
302 Glaser 與 Kaufmann（1998）則列出政體類型、文武關係、社會結構等可能影響雙方衝突 意願和攻守優勢的因素。其他包括：地理、資源、民族主義、政體同質（regime popularity）、
聯盟行為（alliance behavior）、軍隊規模、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和軍事部署的密集程度。
303 此處推論亦可參見：Stephen Van Evera, supra note 172, pp. 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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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惟此除勢將需倍增調查時間，縱能取得相關詳細資料亦需慮及量化測量的 問題。至有關地理距離因素（如兩國首府距離等），由於本研究範疇框定於東南 亞十國，其雙邊互動事件的距離因素大致恆定，故本研究則排除地理差異的變因 考量。循此，根據攻守平衡的理論，筆者預期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軍事力量差距愈 近，則區域內雙邊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愈高。
推論二：東南亞兩國之間軍事支出比值（攻守優勢）與雙邊衝突機率呈正相關 兩國軍事支出比的數值愈大，代表兩國軍事力量差距相近，則雙邊衝突
發生的可能性愈高，意味著區域內國家競相投入軍備競賽，增加雙邊之 間的衝突風險。304
以表 2‒1 為例，泰國、菲律賓自 1990 至 2000 年十年期間軍事支出之比較，
可以觀察，泰國在 1996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軍費逐年穩定增加，惟 1996 年後軍事 支出大幅縮減；相對比較，菲律賓自 90 年代中期對外軍事採購費用持續成長，
雖軍費總額仍低於泰國，惟成長幅度高於泰國；由此估算，兩國軍事支出比值由 1990 年 0.48 至 2000 年 0.68，顯示兩國軍事實力的差距逐年趨近。
表 2‒1 泰國、菲律賓軍事支出之比較（1990 至 2000 年）
304 此亦符合「安全困境」理論的主張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