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未變，可以說傳統的國際政治理論核心即為「權力理論」（Power Theories）。
現實主義關注國家之間權力分配所形構而成的國際體系結構，200承繼新古典經濟
199 有關以認知心理學理論解釋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著作並不罕見，如 Robert Jervis（1976）
即強調「心理學的變數」（Psychological variables）對於國家戰爭行為具重要影響，渠認為威懾 與螺旋理論均解釋戰爭成因，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雙方基於對方國家形象（侵略性或防守性）的 國家意圖研判，據以強調心理變數的關鍵影響。Robert Jervis, “General Argument: Deterrence,”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Oct, 1983), pp. 76-99.
200 依據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structural realism），國際結構來自於國家間權力的分配(Waltz 1979: 1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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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與周邊鄰國爆發戰爭的機率將隨之提升。201
在決策層次上，承繼古典主義的分析視角，Stephen Rosen（2005）重新審思 在戰爭起源中的人性因素，渠聲言左右領導者決策因素多元複雜，難以理性人概 念予以化約理解，究其各項決策變數，恐懼、榮譽（名聲）、情感、壓力均對戰 爭決策有不同程度的影響。202另一個影響領導決策的重要概念，當屬 James D.
Fearon（1994）提出「政治觀眾」（political audience）與「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
模型，根據 Fearon 的觀察，國際危機取決於國家領導人選擇「攻擊、讓步或進 一步將危機升溫」等對外行為的決策方向，而危機過程中將產生「觀眾成本」。 由於國際爭端與危機往往為公開事件，經由媒體報導與揭露，國內觀眾得以觀察 到領導人處理危機的行為表現，據以評價其領導能力。在民主國家中，民意至上，
倘領導人在國際危機中未能實踐此前的公開承諾，或迫於威脅選擇退讓，此恐將 面對民意及反對派批評與譴責的「國內政治成本」；另一方面，對於危機處理的 錯判或進退失據，亦可能損及國家聲譽，對國家形象及國際地位造成負面衝擊，
形成所謂「國際觀眾成本」。Fearon 循此推論，民主國家的觀眾成本較非民主國 家為高，其領導者須承受巨大的國內壓力，故彼等不易選擇放棄承諾，203此種差 異導致不同政權類型的國家行為具有差異性。
除關切國家衝突與戰爭肇因，現實主義陣營為回應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亦 未忽視對於國家合作的解釋之責。Mansfield 與 Milner（1997）前此從三個現實 主義的理論觀點，檢討現實主義對於國家之間區域合作的影響因素：第一、非對 稱的權力分配：鑒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環境條件與國家之間非對稱的權力關係，
201 Stephen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4 (1992), pp. 321-68.
202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p. 5, p. 31 and pp. 181-182.
203 Fearon（1994）認為，倘領導人在國際危機之初展現動武意志，而其後復做出退讓舉措，
將易造成國內譴責效應，給予國內反對派陣營攻訐機會；如果在小國與大國的危機中，小國領 導者在先將危機升溫，嗣後再採取讓步策略，相比在危機之初刻即退讓，將可獲得國內觀眾的 正面評價。據此，民主國家領導人傾向保護國家的國際聲譽，選擇強硬作為。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1994), pp. 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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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89 - 頁 | - 89 - 形成不同樣態的國際建制，而國家之間對於相對收益的追求或將阻礙國際合作；
第二、聯盟關係與貿易自由化：由於國家對於安全條件的關切，使得國家願意參 與對其開放的聯盟，使不僅提升其軍事能力，亦可獲致經濟利益，爰政治軍事的 聯盟亦有促進盟國彼等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第三、霸權促穩：國際經濟體系的均 衡穩定係一種公共財，「誰有能力亦願提供國際公共財？」成為分析國際合作的 重要基礎，而既往大量的研究論證，唯有霸權性的權力分配，方能促成、維繫一 個開放性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降低國家之間貿易交往的交易成本，使國家間合 作成為可能。
綜整上述兩項理論內涵與應用，權力轉移學派（power transition school）主 張權力均勢（power parity）是雙邊衝突可能性提高的一項重要因素；204攻守平衡 理論則認為防禦優勢的強弱得以預測戰爭起因。作為衡量指標，當一國防禦優勢 較小時，攻擊方可能損失較小而取得較大戰果，反之，防禦優勢較大。
冷戰過後，國際社會並未如現實主義的悲觀預測，在歐洲並未發生戰爭，亞 洲亦未如預測發生戰爭，僅見零星衝突，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誠如現實主義學 者 Jack S. Levy 坦言，儘管人類先天的侵略傾向及國際體系中缺乏抑制戰爭的穩 定力量，然該些因素仍不足以解釋何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從和平國家走向 戰爭國家，何況歷史見證，和平其實是比戰爭更為常見。205有鑒於此，尋求國家 之間合作本質及和平構因的解釋變因，尚須從自由（制度）主義著手，以下僅自 由主義的理論途徑切入分析。
204 Tammen et al., supra note 165.
205 Jack S. Levy, “Causes of War and Conditions of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 (1998), pp.1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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