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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本質與和平構因
－自由主義的分析路徑
和平是貿易的自然效果，
當兩國互通有無，將形成互賴關係。
-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748206
歷久以來，「國家之間為何願意彼此合作」、「國家基於何種條件參與國際制 度」、「國家為何願遵守國際承諾（遵約行為）」等研究問題（puzzles），始終位列 於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核心議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主張，當合作收益大於未合 作收益，行為體（國家）將選擇合作，此構成國際合作的主要條件。從「制度」
的觀點，Helen V. Milner（1992）, Beth A. Simmons（1994）及 Lisa L. Martin（2000）
等國際制度學者認為，探究國家對於參與國際制度及重視彼此間承諾履約，尚須 回歸對於國家屬性與國內因素的理解，包括政治制度（政體型式）和國家偏好，
以及國內政治中利益的聚集與形成過程，由於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協定需要國內 立法部門批准程序，國家對外承諾遵約行為須基於國內行為者的同意與授權，形 成國際合作與簽署協定的構成要件。207
一、國際合作的動因
二戰結束以來，政治現實主義蔚為主流論述地位，惟在解釋若干國際事件、
國際合作及國家為何選擇參與制度等問題，以權力競爭為假設前提的現實主義似 有力有未逮的解釋之憾，令人感受現實主義的解釋途徑難以貼近「現實」。對此，
206 原文：“peace is the natural effect of trade. Two nations who traffic with each other become reciprocally dependent: for if one has the interest in buying, the other has the interest in selling and thus their union is founded on the mutual necessities" (Montesquieu,﹝1748﹞1989: I, Bk. 20. Chap.1)。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baron de (﹝1748﹞1989)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And ed.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7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April 1992), p.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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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現實主義學者 Josephe M. Grieco（1993, 1995）提出「發聲機會」之假設（voiceopportunities hypothesis），主張中小型實力的國家參與（區域）國際制度的創設， 與各方（小國）提出可信承諾（the 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s），方能確保彼等 之間的穩定合作關係，而大國本身的國內政治制度對於多邊機制與國際合作亦有
208 Joseph Grieco, “The Maastricht Treaty,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 ion and the Neo-Realist Program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1 (1995), pp. 21-40;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42-63
209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Routledge, 2009)；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495.
210 P. F. Cowhey,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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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作即便形成，亦難持久。211渠引用 Joseph Grieco 的觀點，歸結兩類因素 抑制合作：對於「相對收益成本」（relative achievements of gains）及「相互欺瞞」
（cheating）的顧慮。212就前者而言，任何兩個試圖合作的國家，均首須考量在 彼此之間如何分配收（獲）益，彼等可能按照「相對收益」或「絕對收益」的標 準考量分配問題；另對欺詐的顧慮亦使大國參與合作協定（制度）顯得猶疑不決，
擔憂他國在協議中採取欺瞞手段，片面取消雙方協約以獲取更大的優勢對此。對 此，Mearsheimer 總結，國家間合作仍須置於一個以競爭為核心本質的經驗分析 框架中，縱使國際政治場域中的合作再多，然均無法改變國家之間基本上仍是處 於安全競爭的根本邏輯。
自 1990 年代初期，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大陣營對於兩類收益展開多 場學理爭辯，國際合作的構成即涉及兩學派對「收益」概念的界定。213新自由主 義認為，當國家認知並預期合作收益將高於合作成本，則基於絕對收益的考量，
國家將傾向選擇合作或參與合作制度；對應於此，新現實主義則強調，應將收益 概念置於無政府狀態之下予以考量，行為者將計算在雙方合作下共同利益的分配 問題，根據「相對收益」概念採取對外行動。Mearshimer 聲言，由於大國重視均 勢的維繫，故傾向以相對收益選擇合作與否，而權力平衡的邏輯往往敦促國家之 間結盟，聯手反制共同的敵人。如面對氣候暖化日益嚴峻，國家之間究願以合作 實現集體行動所帶來的最適均衡狀態；抑或走向 Garrett Hardin（1968）所描述
「公地悲劇」 的預測劇情，彼此之間持續陷入對於稀缺資源的競逐，遂使戰爭 終難避免，顯見「利益衡量」之切入點為兩造爭辯核心。
21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212 Joseph Grieco, supra note 202.
213 David A. Baldwin（1993）將這時期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辯，稱為「新—新之爭」
（Neo-Neo Debate），渠於 1993 年主編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之論文集反映此次辯論的主 要成果，該書問世亦標誌著新自由主義正式與新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的兩大主流學派，取得 理論爭辯的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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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1977 年「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問世後，Robert O. Keohane 復於 1984 年出版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該書代表 1980 年代自由主義最具影響力與創新性之 作，亦形鑄出「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內涵的完整論述。214該書第二部分「合作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6 Keohane 認為，許多無效或較低效度的國際制度之所以尚能維持，係由於創設新制度的成 本高於維繫既有制度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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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遵守制度中的「規則性規範」（regulative norms），即使此或未符國家追求自利 的行為邏輯，然基於多變的世界局勢，各國政府仍將選擇遵守（Keohane, 1984:
107）。217
在理論建構方面，Keohane 引介「寇斯定理」（Coase Theory）解釋國際機制 的功能問題。寇斯（Ronald Coase）強調「寇斯定理」成立的三個關鍵條件：確 立行動責任的法律制度架構、完全資訊狀態及零交易成本。218顯然，三項條件在 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中均難以滿足。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並未有一個 絕對的權威來制定法律以及保障法律的實施，由於國家之間的疏離和不信任，國 家間的合作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及極高的交易成本，然 Keohane 推演論證，國 際制度具有緩解上述困境而增進合作的作用，敦促國際合作的實現。
承此，本節引據自由主義的理論命題，回溯自 1980 年代以來，學界以新自 由制度主義作為國際合作的分析途徑，筆者將從「相互依賴—貿易和平論」、「民 主和平論」兩項國際關係雙邊理論觀點切入，循此提出本研究的推論觀點。
217 制度會彙聚各國政府的行為預期, 提供資訊並改善資訊品質, 減少不確定性, 降低交易成 本, 做出可信的承諾, 賦予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 改變行為者利益偏好, 建立協調的焦點, 從而 促進國際合作。
218 參見：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臺北：時報，1994）（原著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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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Charles de Gaulle）發動「空椅外交」危機，作為抗議「歐洲共同體」議事 規則改變的反制政策，影響所及造成了歐洲整合的延滯，亦使當時蔚為主流的「新 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備受理論解釋的質疑聲浪。嗣後，1970 年代的 兩次石油危機及 1980 年代歐洲經濟僵化（eurosclerosis）221，迫使歐洲整合的步 伐停滯，整合理論在 1980 年代面臨解釋力匱乏的問題。222直至 1980 年代中期歐220 該條約正式官方名稱《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其重要意義在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惟當時建制之初尚未有貨幣同盟之機制規劃。
221 上世紀 70 年代，石油危機的衝擊導致了當時所稱「歐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係形 容歐共體出現經濟成長率的停滯，以及歐洲失業率的經濟失衡現象。
222 1960 年代，戴高樂推動「聯邦主義」的歐洲政策對當時歐洲整合過程甚具影響，如 1961 年，法國提出建立政治和安全共同體的「富歇計畫」，以及發動「空椅子危機」。雖然法國期望 主導的整合計劃失敗，但卻影響 1969 年 12 月，歐共體成員國的國家元首在海牙會議上，決定實 施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計畫，以加強外交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223 1985 年歐洲區域整合進程重啟，其促動原因包括「密特朗主掌法國新歐洲政策及其多
位閣員進入 EC 各項組織、英國同意德、法提出的預算建議、歐洲執委會重生，以及最後在密 特朗倡議集會並促成歐洲會議在盧森堡召開從而展開隨後一連串的制度改革，即「盧森堡包裹」
（Luxembourg package）革新行動」。參閱：衛民，「千年爭戰下的歐洲和平—「新區域主義」
與「全球化」的共生」，通識研究集刊，第 11 期（2007 年 6 月），頁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