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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 59 - 頁 | - 59 - 年以前，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
在經濟整合方面，如吳玲君（2000）則以 APEC 因素探討東協國家對於經濟 合作的政經因素。其他國家互動議題尚包括，亦有從各國在人權議題的互動關係 切入；伊（2007）續為文探究「東協加三」至「東協高峰會」建制進程，呈現制 度建構對於東協及東亞經濟合作的影響；124顏永銘（2013）以實證方法檢視自 1980 年代以來的人權政治實踐，藉由對「民主—人權」單一命題邏輯的反思，
渠推究民主對於東南亞當地違反人權的抑制效果，並得出國內因素較國際因素更 能解釋該地區人權保障模式的結論。125亦有，集中探究個別國家與東協的關係，
如陳勁（2000）專文探討緬甸在東協的角色及其影響。126
二、國際學界的東協安全研究
127對比區域安全整合的研究傳統，或可觀察出東、西兩股看似對峙觀點。首先，
西方學界習以延續 1950 年代 Richard W. Van Wagenen 與 Karl Deutsch（1956）兩 位和平研究耆宿之觀點，從戰後北大西洋國家的聯盟體系運作經驗，歸理出構建 共同體的應然路徑及必要條件，其中隱含「民主造就安全」的規範命題，繼以歐 盟經驗作為理論演化的實踐對照，從政體異質、發展差距、領土紛爭等比較觀點，
悲觀預測東南亞區域的合作前景。有別於西方安全整合的設想，亞洲學者拒絕歐 洲中心主義，近年多從社會建構論觀點切入，以「東協方式」（ASEAN way）呈 現東南亞國家區域安全合作的觀念及價值揉合，頗為樂觀地期待東協合作延續及 制度擴散的可能性，並設定共同體構建的先決條件（propositional concept）。128
124 吳玲君，前揭註 103。
125 顏永銘，「民主必然促進人權？東南亞人權保障之實證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 56 期
（2013），頁 91-118
126 陳勁，「緬甸在東協的角色及其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2000 年），頁 16-18。
127 本節之所以使用「國際學界」取代「歐美學界」一詞，係考量迄今多數的東南亞研究文獻
和史料多數仍以英文語系撰寫，惟其中多數乃來自東南亞地區學者著作，當中許多研究成果備受 國際肯定，故以國際學界稱之，尚能兼顧廣博性。
128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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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視角出發，揮別 20 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六個西歐國家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啟動歐洲整合，冀以永久性地結束歐陸各國之間的戰爭。經歷半 世紀的整合進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簡稱「歐盟」）凝聚了貨幣、
財政、關稅政策及內部決策機制，乃至於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實現數百年以來 歐陸民族國家之間的和解願景。129尤以， 2009 年 12 月 1 日，「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正式生效，化解區域整合危機，亦為歐盟決策制度民主協商與效率機 制挹注動能。承此，歐美國際關係學界慣常以先驗性的命題（如「民主—安全」、
「民主—人權」等），驗證演繹分析模式，對東南亞研究及區域整合問題進行科 學計量性之分析，「精確地」測量區域整合、區域安全的程度，惟此類研究途徑 難以深入東南亞區域的歷史脈絡，忽略敘事結構和經驗性描述，甚或較易漠視從 歷史案例分析推導普遍性概括解釋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對於關注東亞區域研究的學者及政策分析者而言，「東協共同體」
（ASEAN Community, AC）的建構進程及其成果，在理論應用及經驗建構上，
無疑地具有相當程度的意涵與啟示。在理論應用方面，東協共同體將是繼歐盟之 外，另一個令世人期待的區域整合案例，提供一種「非西方模式」、「開發中國家」
的區域實踐經驗。然則，基於東南亞各國國情、殖民傳統及政經發展的殊異性，
致使吾人難以將其全然視為西方整合理論擴展的實踐場域，亦難以依循西方先進 工業化國家間制度合作的軌跡描繪整體圖像。
（一）從政治發展視角切入
戰後初期，東南亞國家經歷民族獨立運動，邁入「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
的進程，地區內國家之間的關係尚未密切，多數西方學者對於東南亞研究傾向以 政治發展視角切入，探究東南亞開發中國家的內部問題。此類研究議題以 Muthiah
129 歐盟創始會員國法、德、義、荷、比、盧六國，首於 1951 年簽署「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951），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繼於 1957 年簽署「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 1957)，設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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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gappa（1995）主編之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一書具代表性，該書作者群認為，多數成員仍屬新興國家的東南亞地區，各自對應不同程度的族裔
以印尼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政權為例，推究該政權打造「強國家
（政府）」以反制種族分裂的內部威脅，政治體系始終擺盪於民主化政治光譜的 兩端；131Christopher M. Dent（2001）以新加坡為例，探究一種以完全地國家控 制尋求一種經濟安全的治理模式，據以制約來自外部強大鄰國及內部種族割裂的 威脅勢力；132Micheal Leifer（2000）則以歷史回溯探討新加坡在獨立之後，如何 在國家脆弱性的劣勢條件下建設國家，處理其與馬來西亞的雙邊衝突問題。133
（二）從國際關係理論視角切入
東南亞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及區域整合的構成因素係西方研究東南亞國際關 係的重要起點。印度裔加拿大學者 Amitav Archarya 與 Richard Stubbs（2006）前 探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理論化」（theorizing）的進程，渠等認為東南亞研究在理
130 Muthiah Alagappa, “The Anatomy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a) pp. 11-30；Alagappa, Muthiah, “The Bases of Legitim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53.
131 Harold Crouch (1998) “Indonesia’s ‘Strong’ State”, in Peter Dauvergne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 Pacific Societies, Canberra: Allen and Unwin, pp.93-113.
132 Christopher M. Dent, “Singapo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3, No.1 (2001), pp.1-23.
133 Christopher M. Dent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London:
Routledg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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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應用的推展，已從過往現實主義轉向更為多元的理論運用。134
有別於 1990 年代之前，多數以現實主義探究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傳統途徑，
近年以來，東南亞研究學界已調整對理論運用的方向，依循東協制度建構實況，
與時俱進地詮釋該區域的環境變遷。鑒於東協整合的持續推進，提供以新自由主 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檢驗場域，自由主義和制度論蔚為東南亞區域研究的主流 途徑，聚焦探討區域制度對於建構經濟與安全建制的功能角色。有別於現實主義 強調的「unitary state」，自由主義儘管同意國家為國際體系的基本行為體，然強 調國家是一種個體意志的集體展現，故係一種「多頭國家」（poly-archy state）概 念出發，分析東南亞國家衝突和合作的驅動因素。如 Etel Solington（1999）。135 在建構主義方面，以 Amitav Archarya 為代表，渠強調以「規範」和「認同」
作為共同體的影響變數，據以解釋東協成員國間透過對話論壇、非正式的制度慣 例逐步形成社群共識；136Nikolas Busse（1999）挑戰以現實主義解釋東南亞安全 的正統途徑（orthodoxy），以建構主義作為替代理論框架，探究東南亞國家基於 對規範的集體認同，已然建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則」、「非干預」、「非正式衝突管 理」的區域行為準則（regional code of conduct），137 迄今該類準則成為東協成 員國研訂對外政策及界定「國家利益」的主要依據；相對而言，過往外交政策議 程中所秉持的現實主義策略（戰爭、武裝衝突及結盟對抗等），其重要性已趨下 降。138
在制度建構方面，Hiro Katsumata（2006）以建構主義作為分析框架評估東
134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06), pp.126-127.
135 “ASEAN, Quo Vadis ? Domestic Coali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136 Amitav Archarya (2001), p.8
137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1999), pp.39-60.
138 有關此觀點所涉及之「東南亞外交與安全文化」，參見：Jürgen Haacke,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 London: Routledg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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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區域論壇的功能構建；139Sarah Eaton 與 Richard Stubbs（2006）140分別從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辯內涵，比較兩者對於東南亞區域內權力運作的解釋 力。再則，部分學者認為建構主義對於東協整合的解釋尚有缺遺，從而主張以英 國學派作為分析途徑，如 Ralf Emmers（2003）兼容英國學派與制度論的理論觀 點，尋求對於東南亞推展區域合作的解釋途徑；141Shuan Natine（2006）則認為
「 東 協 方 式 」 強 調 主 權 的 不 干 預 原 則 ， 符 合 英 國 學 派 對 於 西 代 利 亞 體 系
斐聲於東南亞學界的 Acharya（2001）在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提出「安全共同體」（SCs）理論蘊含四層機制（meaningful layers），渠以一種先 驗型的概念建立分析框架，期盼能在安全共同體的理論框架和東南亞區域的案例 研究建立聯結，契合 SCs 理論的適用性。144
139 Hiro Katsumata,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structing a ‘Talking Shop’
or a‘Norm Brewer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06), pp.181-198.
140 Sarah Eaton and Richard Stubbs, “Is ASEAN Powerful? Neo-Re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06), pp.135-155.
141 Relf Emmers, Cooperation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142 Shaun Narine, “The English School and ASEAN,”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06), pp.199-218.
143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4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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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Collins（2004）則在 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 一書析陳，
至 1990 年代末迄今，東南亞區域內仍存有嚴峻的「安全困境」問題，其區域安 全環境的特性包括：不確定性、互不相容性、自相矛盾性等成員間相互關係的特 性。東協維持安全共同體的假象，惟成員國之間彼此間仍採潛在敵對的立場。145 Micheal Leifer（1989, 2005）在其專著 ASEAN and Security of South Asia，以
「外交共同體」為名，對東協安全整合進程進行研究。146Donald K. Emmerson
（2005）則從「安全、共同體、民主視角分析東協，以一個多元安全共同體
（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 PSC）的分析框架，提出「共同體能否造東南亞 的安全」、「東協究或屬於一種 PSC」等研究問題。國立新加坡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學者 Walter Woon SC 綜整渠多年對東協各國外交代表的 訪談，撰文「東協方式的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the ASEAN Way）；
其他文獻則以議題導向為切入，如 M. Rajendran 在 ASEAN’s Foreign Relation: A Shift to Collective Action 專書中，對東南亞區域議題及東協集體外交有深入探討。
毋須諱言，當前國內外東南亞研究走向一個以東協為中心或集體的研究範 疇，做為東協區域整合的基礎知識，過往就個別國家的政治變遷、治理結構為主
毋須諱言，當前國內外東南亞研究走向一個以東協為中心或集體的研究範 疇，做為東協區域整合的基礎知識，過往就個別國家的政治變遷、治理結構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