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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詩學。而這樣一種延續自抒情詩學之現代轉化的規範詩學，幾乎成為戰後 迄今「現代中文寫作」的一種基準法則，一道形式主義式的邊界。在其後的各個 十年裡，許多作家的早期寫作中──如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甚至年代更近 的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賴香吟等，都可捕捉到一段或長或短的、屬於其個 人的現代主義時期。而這一譜系，從六０年代那最以經驗的內化作為個人寫作演 練的七等生，乃至舞鶴、張大春、黃啟泰、駱以軍等人，自成一列內向性的寫作 隊伍。基本上是將葉維廉那早已定義於「現代小說」的經驗詩化方法，經由寫作 本身的不斷反詰，甚至將之推延至經驗的外邊。此條演化的途徑大抵隱約地接連 了台灣學界中所普遍泛稱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時代，兩者之間其實 亦存在著一種語言內部的演化與鏈結。
三、進路與方法
這四種徵狀或路徑，及其所伴隨展開的文本，將是本文全書所將各自在不同 章節展開的內容；各個文本與案例都有其相應的歷史座架和實踐方式，然而基本 上，它們都能在兩條進路──分別是（一）重回中文史本身的軸線、（二）書寫 作為一種倫理性的美學形式──的理路之中，來進行章節與章節之間的統合。以 下進入方法與路徑的討論：
（一）史的啟發，與內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
第一條進路是關於文學史本身的縱軸性思考。沿著上述討論的脈絡，本文所 界定的「現代小說」，將是一個和傳統詩學本身的歷史縱軸不可分割的部分，因 此對「現代」的討論，勢必要重回中文詩學內部的脈絡，在中文之內重新思考中 文。這樣的一條進路，走的是美國漢學家柯文（Paul A. Cohen）的啟發性道路：
「在中國之內思考中國」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
柯文的路徑顯然有其所要對抗的對象；他的對話對象是對那長期主導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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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西方近代（modern）框架提出批判與反思。在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國發 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的序言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了此書的立 足點與批判位置：
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衝擊之後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 的問題一直是由於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產生這個問題的明顯原因 是由於西方──我們這個西方──對中國近世史發生了直接的、極為重 要的作用。但是另一個原因卻不是那麼明顯，那就是中國史家，不論馬 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 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這些局外人的觀 點，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誇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 錯誤地解釋這個角色，從而歪曲了中國的歷史。23
柯文批判中國史研究長期處於西方詮釋框架的陰影，指出西方中心論的三種 詮釋模式：一、衝擊－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將十九世 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主導因素歸納為西方入侵的衝擊，而中國的歷史詮釋被以「西 方衝擊－中國回應」的模式來進行分析；二、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 model）──此模式乃是以西方近代（modern）作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楷模（norm）， 中國在西方入侵前，只能在傳統的模式中產生微小的變化，而西方所挾帶的近代 仍是傳統的出口；三、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以西方帝 國主義作為中國歷史近代發展的主導因素，和前兩種模式相同，仍是以西方作為 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主要基點。柯文認為以上三種研究模式都會將中國的歷史研 究封死。他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因此乃是一條岔路，嘗試重新回到中國歷史的內部，
以追求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特性，找出其「劇情主線」（story line），以闢出一條朝
23 柯文 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 書局，2002，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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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分析途徑。
柯文的中國史研究其實是美國七０年代以來研究亞非、中東等非西方社會的 一種轉型趨勢，這一轉型乃在嘗試擺脫西方視域下的「殖民地史」框架。有意思 的是，這種力圖重回當地史本身的嘗試，似乎也為我們指出一條進入本文所談的 那種「現代小說」研究的相似途徑。因為「中文」的書寫史本身即是一個內在性 極為強烈的場域。中文的長期演化，基本上是一個從詩經以降的詩學系統，它極 少受到歷朝政治、歷史的干擾或變遷，而產生主導性因素的讓渡。抒情詩學始終 佔據文學形式的核心位置，僅存在著外緣形式的演變24。中文的「現代」因此也 就顯得極為可疑。首先，那樣在隱喻的美學表徵形式上看來如此相通的「抒情詩 學」與「現代主義」，真是如此涇渭分明地分立於傳統／現代的兩端嗎？其次，
如果「現代主義」的本質其實乃是「抒情詩學」的現代轉化，那麼受其啟發的「現 代小說」，這一和「現代」有關的命題，其無論在形式抑或或實踐上，自亦無法 避免作為此一規範詩學的現代延續，將輻射出那與傳統有關的幾個命題，包括中 國性的回返、中文性的還魂、和「傳統」之間的糾結纏繞，等等。
因此，在本文這樣一種問題意識與脈絡皆圍繞著「中文」本身之「現代」的 研究，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取向，實給予思考進路提供了某種啟發。我認 為，戰後的中文學界對於台灣現代主義的研究，基本上也受限於柯文所提出的這 三種研究模式的主導，都將西方的現代視作一個先驗的框架，對「現代」的詮釋 也往往受限於此。然而這樣的詮釋忽略了「中文」本身的內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也忽視「中文」作為一長期存在，內部自有其動態的演變。柯文那
「在中國的歷史裡發現中國」的研究取徑，在本文裡就應被轉換為「在中文的歷 史裡發現中文」。
這個說法並非要我們回顧中文從抒情詩學以降的歷史性轉變，而是：柯文的 論述提醒我們，若僅只是將「現代主義」視作西方現代框架下的一個移植性語彙，
24 可見蕭馳與高友工一系列的中國抒情傳統的論述，詳見本章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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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從美學的表徵進行分析，將不免遺漏了中文書寫者自身的核心選擇。它在在提 示我們的是：在面對「現代小說」這樣一個有其傳統債務與倫理性承擔的內容時，
必須能夠重新回到個別作家的主體性歷史，回到其個人的主體位置，將主體視為 一種歷史化的主體，考察其現實的時空處境與美學選擇，進而才能對這樣的選擇，
作出一種和書寫主體的現代經驗、困局有關的倫理性分析，而免於落入西方現代 性經驗先行的詮釋框架。在這個起點上，我們才得以進入「現代小說」那同時承 擔著美學與倫理、且二者乃是相互實踐的系統之中，也才能真正抵達那作為書寫 主體的抒情核心（lyrical core），亦即是作為一個歷史化主體的寫作者，真正的「詩 意的態度」。而此條路徑，也是進入「中文」內部密林的一條路徑；踏入這條林 中的密途，便能拜訪作者，拜訪那被主體寫下的詩句──它們宛如葉隙間的光與 密響，有其散落，也自有其拾獲；沿此路而行，「現代主義」便不再僅是作為一 個認知的框架，而是一座蔓延的、有其時間性地層與空間性植被的樹林，可供踩 踏、探訪、種植與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