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3

合一的中國詩學姿勢;在朱西甯那裡,則是承繼了他自反共文學以降的中國信仰,

在歷經了現代主義的洗禮後,將「中國的現代」投遞到一種類近於抒情時間的神 學之中。等等。

類似的個案其實都共同分享著一種關於「中國」的民族詩學形式,並且是以 書寫的重複性來實踐並建構(或加強)了其邊界。其中的「中國」意象不脫唐詩 宋詞與紅學,對詩學的論述也沒有超出中國傳統詩學的邊界,甚至是以其文學的 生產性來強化了這個邊界3。它們都指向一種無有時間性的「中國」;在這些文本 裡,「中國材料」既不是形式,也不是內容,而是一種蹤跡(trace),是「中文」

書寫藉著字與字的彼此叩響、接連意象,並回溯其民族性深淵處的一種回聲,因 此也就是一個巨大的、沒有時間或朝代刻度的空洞,指向其背後關於傳統的深 淵。

然而,在進入了那反覆的自我實踐之後,「現代主義」也漸漸和「現代中文」

形式邊界的輪廓彌合。尤其在「中國」的實體因素退場之後,這樣的一種寫作便 成為是一種中文對自身的踐履活動,形成了一種具實踐性質的「中文性」。那樣 的「中文性」可說是中國性退場後的一個軀殼,一種形式上的實踐。它沒有魂魄,

如果有,也來自書寫主體的招魂。是主體的能動性招喚了「中國性」對「中文性」

的附魂。

在這一規範下,這裡的「中文」,其定義和範圍類近海德格在《林中路》中 所談論的那種存有。《林中路》將藝術作品定義為「對物的普遍本質的再現」,是 一種開啟存有的解蔽之道4。而藝術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對存有的本質性再現。將 這個論述放置在「現代中文」中,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中文」,其實也正再現 著它自身的一種本質性「存有」。而更重要的是,海德格指出,作為一種藝術的 形式,語言本身其實就存在著一種「保藏」的功能,將存有封存於其中。海德格 的話暗示,語言能夠在它自身的詞語之中保藏著關於存有的時間性,並且賦予存

3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2000,頁 418-419。

4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孫周興譯,台北:時報,1994,頁 18-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4

有一種傳統的意義。

海氏在一個具隱喻性的例子中,闡述了這種民族的本源性存有,和作品之間 的關係。他所舉的例子是一座位於巨岩谷地中的希臘神廟。海德格說,這個建築 作品包含著神的形象,以及神在神廟中的在場,勾勒出了一個神聖領域的邊界和 輪廓。海德格認為,正是神廟作品嵌合了那些神廟中的道路和神的關聯,形成了 一個統一體,同時使這個統一體聚集於自身周圍。在這些道路和關聯中,誕生和 死亡,災禍和福祉,勝利和恥辱,忍耐和墮落,都是收攝於這個統一體、而向外 輻射的一種命運的形態,有其各自的歷史性;然而儘管命運的形態不同,卻都蔭 庇在這座神廟之下,為神廟及神所展現的統一體所收束。

「神廟隱喻」或者也可以視為是民族話語中那最底蘊的、某種類似文化邏輯 的隱喻,指向一種民族的本體。而海德格的這個隱喻也同樣可以引渡到「現代中 文」的「本體」之中,將這種本體視之為「中文」這個「神廟作品」中所遙祭的

「神」。因此,即使「中國」在現代的歷史情境中因分裂而產生其各自的離散命 運──包括地理上的中國、台灣、在美華人、馬華文學等等,都有其各自的命運 形態與遭遇;然而,「中文」書寫卻正以其語言內部的某種民族本源性的存有,

勾連著這些離散輻射的板塊,才能將之收攝為一種共同的統一體。這些歧路看似 擁有著各自的時間性與歷史性,實則因為「中文」語言內部的那種本體的招喚,

而使得它們其實都是位於同一條本體道路的諸多分歧之上。而所謂的「現代中文」, 也正是在這條道路上,能夠既朝向一個自身的歷史性深淵回歸、同時也在其各自 的現實遭遇與命運中,不斷向未來延展。它的書寫本身就是海德格所謂的那條「林 中路」──林中有路,是以書寫所走出來的路;海德格說:「在這些路上,每人 各奔前程,但卻在同一林中。常常看來彷彿彼此相類。然而只是看來彷彿如此而 已。5

「然而只是看來彷彿如此而已。」海德格的此番話語或許可以作為中文性自

5 同上,頁 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5

身實踐上的一則註解。如果中文性在現代主義小說中的實踐工作,是為了回應一 種大寫的、彷彿原文般的中國性,如同班雅明所談論的那種翻譯者的任務,是為 了(通過西方)翻譯其自身的一種純粹語言,而這樣的翻譯本身其實是無止無盡 的。因此它是一種個人性的實踐。那樣的縫補是可以從多方面來進行譯寫的,比 如本文所討論的為離散個案的黃錦樹,他那現代主義式的小說即是對中國性的一 種招魂手勢,是對一種父亡後的中國的不斷刻寫;這一刻寫,包括他的評論、寫 作與信念,也就竟成為了黃錦樹自身存有論的一種實踐,如同班雅明所比喻的:

那是一個將破碎的瓶子重新黏貼起來的工作;是作為一種大寫原文的古中國的集 體被裂碎以後,作為譯文的現代中文,對純粹語言的一種翻譯工作。而我們也必 須知道,在這個過程中,中文性本身就是一種碎片的工作;是翻譯者在回到原文 之前的、對瓶子碎片的黏貼。那樣的黏貼自是不可能的完成,因此,它的完成與 否,也就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那樣工匠式的工作,是一種只對自己產生意義 的書寫實踐,能使那日日重複且無聊的黏貼,成為自我的手工藝。那即是中文性 的現代實踐──或者是以一種未完成的實踐方式,來持續運作著實踐;而那樣的 寫作,便宛如一個翻譯者在林中,是林中所踩踏出來的路徑,標誌著他所存有過 的痕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