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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現代主義小說論述的回顧與評述
當代中文學界的戰後現代主義論述，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個歷史情境的前提，
以 1949 年後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與美援文化作為五、六０年代的整體政治氣氛，
基本上論述皆不出「現代主義」被導入台灣文學場域的原因、功能與在地化傾向。
將戰後現代主義和當時的政治高壓氛圍與美援文化連結者，比較具代表性的學者 如陳芳明、張誦聖，試圖在一個歷史與政治情境中去理解現代主義的戰後根源。
陳芳明更嘗試在這個基礎上，將現代主義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相互影響作出連 結29。陳的論述有重新搭建戰後現代主義發生之際的政治氛圍，隱含著將現代主 義視作一段單一、獨立的美學時期，也是「文學史」的一部分，以歷史作為特定 文學型態出現的一種必然因素。對於陳芳明的說法，邱貴芬則提出另一種從「根 源」導向「路徑」的看法。她指出現代主義固然有其美援文化與政治高壓的因素，
然而隨著它在台灣的逐漸延展，也開散出其自身的在地性路徑30。
同樣也關注現代主義與五、六０年代官方主導文化間的關係，張誦聖立足於 文學場域論，提出一個更具批判性的觀點，她指出五、六０年代的現代主義乃是 基於對官方文化的不滿，它的變造、破壞漢語傳統的做法，顯然為當時的官方主 導文化帶來刺激，然而它那內部從一開始就被賦予的前衛、新潮概念，卻也使現 代派自身的「菁英式的美學觀念」，具有高層文化的傾向31。張誦聖的這個看法 基本上和林建國在〈方修論〉中所提出的──對形式主義、美學主義的哲學性批 判，並屢屢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學院」，以及西方長久以來享有霸權的「大 國文學」相連結32。〈方修論〉中極為敏銳中肯地將台灣本土型的現代主義與台
29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於《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 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2000，頁 41-50。
30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 年 3 月。
31 張誦聖〈文學史對話〉，收入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2007，頁 173-174。
32 林建國〈方修論〉，《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4 期，2000 年 9 月，頁 6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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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文系的緊密歷史關聯做出連結。不過張誦聖也指出林建國的論述指涉一個資 本主義體制下的普遍狀況，文中以「病毒」這個比喻間接表達其負面價值的判斷，
卻有忽略非西方國家的學院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和過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有 相當程度的差距。張誦聖敏銳地指出，這個差距的來源，正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階 段性的演變問題，而人文學者傾向不處理這個差距，只對「資本主義體制」做全 面性的批判33。張誦聖從林建國對資本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運作邏輯的啟示，嘗 試將這個批判置入台灣自身的政治社會文化情境中，以文學體制和場域運作勾勒 出一個以現代主義作為核心、輻射出文學場域的位置、權力與相互結構關係，包 括作為對國民黨高壓政治的一個反撲，學院擔負著將歐美自由人文主義引進、宣 傳與深化的工作，目的無非是藉由西方右翼文學典範來發展在地的菁英文學，而 將論述幅員拉高至同一時代的幾個和「現代主義運動」同屬同一歷史驅力作用於 不同場域的結果，包括現代詩宣言、《自由中國》文義新方向、《文學雜誌》創刊，
等等。張誦聖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主義運動應可被視作非西方社會現代化的 一環，而這個定義便使現代主義指向是五、六０年代台灣文義現象的一個有限的 成分，與普通定義下的 modernism（即對現代性歷史經驗的文化反映）是有差距 的。張誦聖並說：「無怪乎台灣的現代派小說裡缺少典型的以都市為主的現代性 想像，卻充滿了以自由主義出發，對國民黨新傳統主義主導文化（如保守的父系 中心倫理）的批判。34」
張誦聖的論述極為重要，一方面注意到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將為「現 代主義」帶來和它的文學場域互動、交涉後而產生的、有別於其原本定義的意義。
「現代主義」被理解為是台灣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成分」。另一方面，她也敏 銳地指出，1949 年後，官方主導文化的內涵，和這種菁英式的、由現代主義作 為主流的文學，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聯。這兩個範疇都無法迴避它們各自內 部與「中國性」之間微妙的聯繫。
33 同上，頁 177。
34 同上，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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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誦聖的說法和本文所試圖要指出的那種「現代主義」的功能──在現代化 的進程中，協力戰後台灣文學場域重建自身的「文學傳統」──存在著某些共同 卻也相悖的交匯。兩者都指向一種現代化的需求與缺口，但張誦聖的論述有較大 成分將現代主義視作是一種傳統的斷裂與再次鍛接。雖然張的論述也同時注意到 中國性的運作，但受限於場域研究的框架，比較接近將「中國性」視作是場域中 的某項要素或位置，而不能去考察現代主義和中國性在文學內部之間的關係。在 這個立足點上，協力本文的問題意識的，應是黃錦樹的現代主義論述〈中文現代 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此文以「中文」作為中國遭遇現代性衝擊的起源 場景，而視戰後台灣的現代主義為這種現代性爆破下的文體碎片，包括它的美學 形式，以及倫理功能。黃錦樹將台灣現代主義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型態──「中國 性－現代主義」與「翻譯－現代主義」，前者的例子包括余光中、楊牧等人，在 文體的鍛鑄上仍有一朝向傳統接軌的驅力存在；後者最具代表性的則是王文興，
將翻譯視作中文「去中文化」的一種對中國性的抵抗、否定、放逐甚至廢棄，朝 向一種班雅明的翻譯之路──「把物的語言翻譯成人的語言。」35
黃錦樹論述中的前一種型態「中國性－現代主義」和本文最初的那個起點─
─關於戰後現代主義的倫理性起源有相當程度的匯集。都將「中文」和傳統、純 正與主導的概念視為同一。這個論述某部分也和張誦聖的看法有文學內部與外部 的相互呼應。本計畫也將在張黃二人這個具啟發性的問題意識上，重新回到六０ 年代的現代主義時代，重新討論幾個重要作家如楊牧、余光中、葉維廉等人的文 本與論述，並且引入其時在文學場域上同時存在的另一個系統──抒情傳統，和 這個討論組作一種對照。兩個系統其實都指向中國性，美學形式與時間性都能夠 相互替換，兩者之間其實是一種共構的概念。而這一概念的建立，本文也將另闢 一章討論其文本實踐，以同時代的兩個作家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文本作為個案，
兩位作者的作品都涉及到「中國」此一作品核心的現代化變異，而二者最後都使
35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 台北：麥田，2003，頁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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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它們其實都是位於同一條本體道路的諸多分歧之上。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林中 路》，孫周興譯，台北：時報，1994，頁 18-21。‧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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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和葉維廉談現代主義小說的詩化傾向有共同的交集，另一方面，其實也隱含 著「現代中文」領受自現代主義的贈與，朝向個人存有經驗的極端逼臨，有時竟 導致現實與書寫之間的界線產生崩毀。我的碩士論文《肉與字：九０年代後小說 中的死亡場域與自殺書寫》中所例舉的幾個作家，包括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 與黃國峻，其文本中大量的越界意象，不斷向個人存有經驗的內在挖掘，都可視 為是此種型態的延伸「內向世代」。而本計畫中也將闢有一章，討論「中文」在 現代主義後的衍異，乃是漸漸向「內向世代」傾斜，以駱以軍、邱妙津、賴香吟 的文本為主要討論對象，旁觸一些其他的、世代相近或交互影響的作家如黃宜君、
童偉格等等，試圖以本文的架構替此一世代找到一種銜接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