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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謎面：在美學之外
黃錦樹多年來對他美學實踐的思考，匯集成這本論文集，名為《馬 華文學與中國性》，說明了書中的「個人」思辯，有鮮明的歷史座標和 集體意識，兩相交集之處又在他的小說裡辛苦經營的中國文字，讓「中 文」（「中國」和「文字」）成為一樁既個人又集體的事件。……他念茲 在茲的美學現代主義，雖然帶來他對「華文」和「中文」的切分，並沒 有妨礙他為海外「失語」的「華文」不得不然的歷史處境作辯護。可是 對古老「中文」的「大愛」，又使他的態度轉為曖昧。當他在〈詞的流 亡〉裡說：「當中國從古舊的『天朝』被迫邁入近代，子民和語言文字 也都經歷了靈魂的失落」，我們得到的印象是：為了拯救靈魂，任何放 任的文字態度只會讓我們更形「失語」。華文跟中文之間的拉鋸，反而 由此解釋了黃錦樹美學現代主義的由來。（林建國 1997：5-6）
林建國這段多年前為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所寫的序文，某種意義上 是 2000 年那篇〈方修論〉、與 2001 年黃錦樹對〈方修論〉的回應論文〈中文現 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劃？〉的一根線頭。林文極其敏銳地觀察到黃錦樹與李 永平共同背負的書寫遺債與文字共業──然而面對李永平刻意用人工「純化」中 文的「文字修行」，黃錦樹的筆鋒卻顯得相當滯礙，不僅看不到太尖銳的批判，
反而看見前述李永平的「底牌」在和他的美學底線交疊。（林建國 1997：6）然 而，到了事隔數年後的那兩篇〈方修論〉（林建國 2000）與〈中文現代主義？─
─一個未了的計劃？〉（黃錦樹 2003a）裡，林與黃在這篇序文中的分歧與立場便 漸趨清晰顯影。林批判「現代主義」的立教精神，與歐美新批評的廟堂主義，諸 如經典、學院、文化烏托邦等概念之間的弔詭連結，並以此指出美學現代主義終 不出被資本主義與國家體制收編的危機，從而揭曝了林本人對「美學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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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塊現代主義的「美學」沖積扇。在這個意義上，林建國的方向至少是敏銳的─
─因為「美學」成為一個非得繞境經過的謎面；問題是繞過了「美學」的積岩，
在黃錦樹那宛如根莖塊狀般四散裂佈的《文與魂與體》、《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 言或真理的技藝》、那些《土與火》、《由島至島》、甚至更早的《夢與豬與黎明》
等等，一個個看似各自獨立分佈、卻又隱然在地下以根莖相連的巢穴，難道豈止 是美學現代主義？是什麼將它們全數串連？當「美學」不得不因為它的遲到而成 為中文現代主義的謎面，回到黃錦樹的文論與小說本身，這個謎底恐怕正是被覆 蓋在黃所念茲在茲的「中文現代主義」下的「中國性──倫理」8。
1998 年集結出版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大抵是黃錦樹「中國性」思考的 端點。論集中討論的幾個重要個案：包括張貴興、李永平、陳大為等在台馬華作 家，都不出與戀物式的「中國性」徘徊周旋的痕跡9：
這些來自馬來西亞的異鄉人大都身負種族政治下的文化／政治創 傷，對於政治非常敏感卻又冷感，反映了大馬華人謹慎機敏的生存哲學。
許多寫作者來台之後逐漸擱置了創作之筆，在學院裡棲身。而那些持續 創作的，無可避免的都必須重新面對他們選擇的那一套表意系統──漢 族的語言文字，也必須為自己找出足以說服自己的「非寫不可的理 由」。……各以文字為一己的存在情境添注做傳，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 致力於淬鍊他們的書寫語言，而經歷一個「從華文到中文」的揚棄辯證。
（黃錦樹 1998a：29）
「從華文到中文」，這段論述某種意義上整合了黃錦樹日後的文論與創作，
以及其文化身分的處境──將離散失落的文化位置投遞到書寫的存有論之中，藉
8 在這個意見上，張誦聖指稱張錦忠所提出的「文庫空虛」之概念，或許可以作為台灣現代主義 從「美學」經由「經濟」過渡到「倫理」的一個跳接。因為「文庫空虛」牽涉到借貸，而為什麼 要借？有什麼非借不可的理由？不管是向誰借，都牽涉到倫理的存有論問題。
9 就如同黃錦樹在本書的〈緒論：馬華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經驗〉中所言，稱馬華在台作家的「中 國性做為一種戀物式的前提。」，《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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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並且是使用「中文」寫作──讓語言與文字成為那原本「不得不的」、「非 寫不可的」倫理性因素；在這反覆地、實踐性的書寫之中，將「中國性」召回與 重鑄。換言之，離散成為宿命情境，而書寫則等同於招魂儀式，以踐履那在倫理 意義上不可違逆與抗拒的、一種存有與寄託的慾望。論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倫理個 案，其實正是李永平：
李永平以他對漢字的偏執狂戀而成為異數中的異數，以跨越單純的 透過中文書寫而獲得文化身份，而更進一步的，企圖重新創造大漢民族 歷史、文化、語言、種族、神話起源的史詩：《創世紀》。…..似乎也把 自己逼上了絕對孤獨的純粹藝術之路，…..李永平彷彿便是那麼樣的一 個不無「戀物」之嫌的鑄碑者，文字對他而言具有本質的意義：那裡頭 窩藏著他尋求的「道」（logos），需要的勞作相對而言不止是經由書寫
（writing），而是銘刻（script）。──讓漢字字形的物質性浮露。（黃 錦樹 1998a：29-30）
黃錦樹將李永平的書寫視為他的文字修行之道10，其實也正暗指李以文字書 寫所膜拜的對象物，恐怕不只是文化身分上的「中國性」，而是指向一種內含於 漢字書寫本身的、本質性的「中國」。這種「中國性」和作為它的表徵物「中文」
是一組緊密交纏，互為內外的螺旋體，用黃錦樹的話來說，那便是「文化血緣的 基本單位」、「字與字、詞與詞、典籍與典籍，又構成無邊意義的網路」（黃錦樹：
1998b：67），發散著自古老死亡之處來的魅影靈光。換言之，「中文」書寫這一 看似美學意義上的實踐，在黃錦樹從龔鵬程那裡商借來的「文的優位性」的詩學
／文化邏輯中，「中文」其實早已跳脫出它作為一個美學單位，而進化（或退化？）
為倫理脈絡的一種不得不然的血緣單子，發出來自死亡處的幽魅聲音。那是不可
10 見同論集中所收的另一篇李永平專論：〈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父親、母親──論李永平的
「文字修行」〉，《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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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逆的話語（非寫不可的理由──），近似神話，彷彿只要一使用語言／中文，
便會激盪血管裡的中國血液，發出共振的聲響。於是，林建國所稱黃錦樹與李永 平的「底牌」所交疊的，其實並非「美學」，而恰恰相反地是「倫理」──正是
「書寫」「中文」的行動本身，讓看似謎面的美學，超越了它作為美學意義的層 次，而直抵那近似神祕主義的圖騰──近似佛洛伊德的圖騰禁忌，讓書寫的行為 本身成為一種祭儀。
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黃錦樹兼具研究者與小說家的身分，他的文論與小說 陡然有了一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意義，而串連其間的則正是一種中文書寫的實踐之 姿。黃在晚近的《文與魂與體》中曾如此言及包括他的現代中文小說、新中文方 案、學術思想史、馬華文學、金庸小說與胡蘭成等研究個案的關聯：
乍看之下，好像是勉強拼湊成的。但就我個人而言，其中卻是緊密 的關聯著的，關涉著一組互依的論題：現代中國（特）性與中國現代性 在不同個案──文化產品或文化代理人──裡的生成和展現。…….表 面上看起來最遠的兩端，一是馬華文學，一是國學起源，在我看來，卻 是緊密相關的。二者都肇因於中國的強迫現代。（黃錦樹 2006：5-6）
《文與魂與體》幾乎處理了黃錦樹研究生涯以來的各個研究面向，而令人驚 訝的是，那早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作為整個「詞的流亡」離散存有論述的 依傍──龔鵬程的「文的優位性」，竟亦為此書做出了起點的意義。黃批判龔鵬 程其一代知識份子的精神結構，乃是自覺地侷限於「文的優位性」──在最有朝 氣的一代人身上，「發現」了古老的文化幽靈（黃錦樹 2006：9）。然而，不可否 認的是，黃所批判的「文的優位性」其實也正是支撐其整個研究框架的重要結構
──「語言是民族的靈魂」、「語言文字既是文化之膚表，亦是其深不可測的內在。」、
「魂與體在現代的文中重生」。以文為現代主體的存有軀殼，黃錦樹建構了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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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金庸乃至胡蘭成與朱西甯的魂的復辟計畫──在文之中，重建那根本是倫 理框架下的人間秩序、政治制度、倫理價值結構──亦即是「體」。換言之，是
「文」替代了「體」所扮演的倫理角色，以還「魂」的方式，在個別的案例中為 案主找到了倫理的寄託。而其中所借道，正是本來位居於美學位置的文。
於是，文的美學意義退居於其次，文的實踐與反覆重寫的操作，才是黃錦樹 建構其關乎書寫倫理的存有論最重要的環節。而弔詭的是，這個具有「非寫不可 的理由」的中文幽靈與遺債，竟也在在表現在黃錦樹自身的小說書寫中。九七年 出版的《烏暗暝》序文其題正是「非寫不可的理由」：既然要寫作，即使老是寫 不好，也非寫不可。對我而言彷彿有著一種倫理上的強迫性。（黃錦樹 1997，頁 8）這段與《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論及馬華作家「非寫不可的理由」幾屬同一 時期的自白，令人不得不揣想：同時具有研究者、小說家與馬來西亞在台華人等 多重文化身分的黃錦樹，是否也有他自己的「文」與「魂」與「體」？從《烏暗 暝》、《夢與豬與黎明》、《由島至島》乃至於晚近的《土與火》，作為美學的實踐，
小說寫作自然承載了黃錦樹反覆在他的論述中提出的──「魂」與「體」在「文」
中重生──那些藉由學術生產體制所搭建的、屬於黃個人的倫理情境與中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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