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1
寫作型態有著一種相近的實踐方式。「一言以蔽之，拯救就是小心、持續和完滿 的修身方式，它緊扣自身不放。人是為了自己、通過自己，並以自身為目的而自 救的。31」傅柯更精準地指出：在這種拯救中，自身是拯救的行為者、對象、工 具和目的32。換句話說，「王文興」才是這個書寫的拯救活動中，最終的一種文本 形式──他以自身作為拯救的行為者、對象、工具（自我作為書寫行動）以及目 的（自我作為文本），而最終實踐出了一種和自我極密不可分的內容與形式。文 本被自我意志化，而自我亦在修改的譯寫活動中，被極端地文本化。寫作成為一 種自我鍛鍊的倫理性活動，而現代主義者「王文興」，在這一重又一重、彷彿不 斷留下足跡的文本中，為我們揭示了他那長達四十餘年、至今也仍在不斷自我複 寫（覆蓋自己）的寫作，將如同一種個人的修身救贖般地，持續進行下去。那其 實無關作品；無關當代對現代主義美學修辭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現代主義者」
王文興本身就是一種形式，內容與實踐，甚至也是一種以自我的肉身運轉，對「現 代」所給出的回覆。近年的幾部行動性的文本（而非敘述作品）如《家變六講》、 手稿，以及他的自我講述，都圍繞著這一核心而衍出，而那也是現代主義的行動 方式。
五、結語：行動的意義
本文圍繞著戰後迄今最具典型／典範性意義的現代主義者王文興的作品，來 重新指涉出現代主義的一種行動性面向。從其早年的小說文本中那極為精緻的詩 化意象──被葉維廉與夏濟安等人所定義的「抒情小說」──那也是王文興個人 寫作史上、傾其全力在鑄造一個「隱喻」的時期。在《十五篇小說》期間，他的 寫作仍是文本之內的一種抒情詩學的延續──小說的內容務在以語言鍛鑄一個
「隱喻」，一種精煉的意象詩──從語言的表層美學來判斷，小說的書寫主體也 應是非常類近一種「抒情主體」。然而，王文興的「抒情小說」卻不盡如此。《十
31 同上，頁 147。
32 同上，頁 1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2
五篇小說》時期，他那自我規訓的話語便即以在一種書寫的姿態中展現；在這一
「隱喻」的詩學背後，我們可以窺見那精準而幾近完美對稱的結構中，《十五篇 透露出其後的書寫主體之姿，乃是一種對於抒情的律令，對語言的嚴密控管。這 些徵狀都表徵了王文興的寫作，其實早已脫離那抒情詩學傳統上的主體姿態：一 種感應的冥想與化合，而恰恰相反地展現出了一種對語言的自我約束與翻譯工 作。
這一自律性的行動主體，正是現代主義那從抒情詩學處承接下來的「隱喻」
的一種「實現」──這一實現，是詩的現代行動──也只有透過行動，才能將之 賦予其現代性。換句話說，它其實是一種「現代抒情傳統」，是抒情詩學現代轉 化的一種具體實現。在行動的意義上，「隱喻」展現了個人對現代情境與經驗的 高度思索，以及語言的表述化。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一種主體的行動，其實也在 實踐的意義上，回應了「現代主義」那來自於其「中文」自身的內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而具有一種歷史性的意義。因為那是一種藉由行動以不斷拓展自身 語言之可能的過程；是在譯寫的過程中，藉由一次次地重寫，嘗試寫出「純粹語 言」的經過；而這個譯寫的過程既往前承繼了「中文」的詩學／隱喻系統，同時 也在譯寫自身現代經驗的過程中，將「中文」的時間性往現代、未來延展，因此，
它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的嫁接──嫁接「隱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 同白萩與楊牧各自在他們自己的「現代詩」實踐之前所說的：
如果，我們把自己置於當前的知識情況，把自己的眼光越過國界而著眼 於整個空間，我們沉吟再三，只能承認是一種重覆工作，至多也只能是 一種以相同的理念和方法從事於不同語言文字間的實驗而已。然而這是 次級文化進階於前衛文化的必經過程，我們認為，不管我們的重覆工作 如何接近世界水準，不管我們對於一種模型和工具有所發揚，從傳統的 立場上來說，那只是一種成功的重覆。唯有重覆之後，並且由重覆中獲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3
得另一種絕不相同於過去的啟悟，將對這傳統的範圍有所擴充時，或者，
把整個傳統視為一種束縛，對這束縛有了突破時，我們也許可稱為我們 有了創造。33
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我們的確是投入了，投入那時間的長流，去肯 定弗提亞何其豐饒，美麗的英雄故鄉，屬於雄獅睥睨的阿奇勒士，也屬 於晨夢初醒的蘇格拉底，他為真理而死；去肯定時間流逝不舍晝夜，如 長川，而這份理解教我們加倍謙遜。所以，在這樣的歲月遞轉裡，屬於 我們的創作，以及訓詁的或者詮釋的累積，有時令人矍然，……但也頗 能於當下肯定那肯定，覺悟個人所嚮往，追求的，何嘗就不是一個隱喻，
在我私秘的朝向單一象徵的譬諭程式裡，正日夜無休止地顛撲，淬礪。
期待它終於實現。34
楊牧與白萩的說法，都不約而同地回應著西方現代主義自艾略特以降的、對 詩學中一個恆久的「隱喻」的反覆重寫、並藉由這樣的重寫，鍛接「文」本身在 傳統與現代中各自的時間性。而王文興的寫作與其說是一種書寫，其實毋寧更類 近於一種重寫──重複地自我刻寫，在刻寫之中，將自身的身體投擲進時間中，
和隱喻成為一體；他的自身就是中文的現代歷史──並且以他那無止盡的自我修 改，來延長一個「字」的時間。我們可以在王文興這樣最具典型性的現代主義案 例中，看到一種現代主義的行動性。一種重寫。以他的個人作為形式，回覆了關 於中文本身在現代的歷史。而那樣的回覆，之於王文興的個人當然是一種拯救，
而之於現代主義在中文那黑暗的現代經驗中，這樣的一種重寫──拯救一個「字」， 以免於它在現代的時間中被滅頂──又何嘗不是一種救贖？而獲救的這個「字」
──這顆「中文」，或許也會在重寫的行動中，為那自救的書寫者，帶來倫理性
33 白萩〈實驗階段〉，《現代詩散論》，台北：三民，1972，初版一刷；2005 年二版一刷，頁 30-31。
34 楊牧〈序〉，《隱喻與實現》，台北：洪範，2001，頁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4
的意義吧。以重寫自身的形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