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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刻背》及其以後的《土與火》,尤其是後者──黃錦樹直接在書名上 標誌出了兩個在他的書寫核心中最為關鍵的對立項:「火」與「土」。小說集中的

〈火與土〉改寫了《刻背》中所收入的〈舊家的火〉一文,仍是重回到前此總是 重複出現在其作品中的父喪主題。不識文明的父親諄諄告誡兒子:「找土討吃,

莫向人乞食」。這裡的「土」既非國家土地,也非民族認同上的「土」;土地沒有 身份,唯一的身份將只是依附於「火」──如同熱帶雨林國家那樣的農耕方式,

必須以火燒掉整片樹林,逼使雨林向後倒退,方才能得出大片土地──這不是國 家的土地,而是專屬於「火」的土地──以銘刻紋背的方式,被「火」所誕生。

它就如同黃錦樹在他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工程、以及中文現代主義工作中反覆指 出的──讓文字/火種不斷地實踐、重寫/燃燒,在這反覆的重寫/燃燒中,將 作為主體存有的「土」的空間尋找回來。也正因為文字/火種的重寫,「土」的 界線勢必也將隨時處在游移的動態之中──雨林一旦捲土重來,火種勢必需要重 新點燃;作為一種書寫的行動,如同土與火,存有與書寫,將處在永恆的對峙與 消長之中;而那也是在上一節結尾處所說的:讓實踐中的「語言」永遠處在一種

「遭遇」之中(彷彿也是黃錦樹作為離散華人(土)/小說寫作者(火)的「遭 遇」)。

五、物在:獸與字

張錦忠在〈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

中提到,「在台馬華作家」的系譜自一九六0年起,歷經了對大中華文化的回歸、

自身身分的離散,至一九八0年代以後,隨著台北已漸漸不適合作為一個中華神 州想像的地點後,「在台馬華作家」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遂漸次從離散者之 於形上學中國的寄託憧憬,轉為「旅行的跨國者」:

我們不妨反過來說,台北(台灣)到了一九八0年代,已經不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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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為具文化中國意識或中華屬性的海外人回歸的家園了,明乎此,溫 瑞安等人的神州夢碎也就不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創世紀》、《現代文學》

的六0年代早已過去,鄉土文學運動、校園民歌、《幼獅文藝》的七0 年代也過去了,台灣社會因經濟起飛而商品化物化,也因跨國資本流通 而東西洋化,國民黨已開始「吹台青」,大中國神話漸漸告退,儘管美 麗島事件並不太久遠,島內黨外人士已在蠢蠢欲動,異議刊物前仆後繼,

等待解嚴有如等待黎明。有人則在醞釀建構「新興民族」(如還在美國 放逐的許信良)或「新台灣人」(如還沒離開國民黨的李登輝)。(張錦 忠 2004:161)

張錦忠指出,隨著台灣政治文化結構的轉變,八0年代後來台的「在台馬華 作家」,所書寫的對象不再是神州中國或以台灣作為文化母體的回歸──這些作 家雖身體寄居於台灣,然其作品卻往往自外於台灣的時空,返回原鄉的雨林膠林 場景(如張貴興與黃錦樹),甚至是更微小的戀物情狀(如鍾怡雯),套用黃錦樹 的話:乃是「和自身存在的歷史對話」(黃錦樹 2001:363)。張錦忠並明確地指 出,這種擺盪在兩地(馬-台)/三地(馬-台-中)甚或四地(馬-台-中-

港)五地(馬-台-中-港-美)的離散作家內在精神圖譜,和黃錦樹近年所提 倡的「無國家文學」、「否定國家文學」──乾脆認可自身的「房客」身份,以「沒 有家園」、「無形中默守著房客的倫理,意識到居住在借來的地方,甚至時間也是 借來的──移動的中途站」(黃錦樹 2004a:161)為一種「後認同」的自我情狀,

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張錦忠的論述有在台馬華文學的流變脈絡。然而,黃錦樹 作為八0年代以後來台的一代馬華在台作家,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自白的,是如此 地「無家園性」──如此地卸除掉了「中國性」或任一種「馬華/台灣本土性」、

成為永恆的流亡與離散者?黃錦樹所謂「和自身存在的歷史對話」,難道真如此 潔癖性地擺脫了「土地」的糾纏?或者,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當「國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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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的「國土」已然從書寫的對象位置中消失。那麼,對於拒絕馬華/台灣任何 一地「本土性」的黃錦樹而言,這個已非「國家」意義上的「土」,還能是什麼 樣的「土」?當黃錦樹如此重複地回到那象徵著自我無法逃避的、作為一次「中 國性死亡」的父親死亡場景時,他的創傷型神經症與壓抑復返的徵兆,又該作何 詮解?是真的割捨了「父」與「國」嗎?如果是,那麼,為何又會有〈公雞〉那 樣將臨死的父親醃漬、埋封於瓦甕之中、最後竟任其異化成蛋卵的書寫場景?

我認為正是「無家園者」的排除性論述暴露了書寫者的壓抑。黃錦樹的中國 父親屍身,到最後皆在小說裡風化成為了乾枯的中國文字物事。對中國性的拒斥 或無能處理,導致到最後只能是那樣將死去的中國屍身甕存彌封於字物的棺木中,

所以,〈公雞〉裡封存於瓦甕的父親屍體,最後孵化成了兩枚雞蛋、甚至破殼長 出了異禽物事。另一篇收錄在《刻背》中的短篇小說〈阿拉的旨意〉也表達了這 種尷尬的弔詭位置。〈阿〉中的主角參與了 1957 年的馬共行動,被馬華政府逮捕 後,遣送到南方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並且強迫放棄中文:

三十年來不說中國話、不寫中國字;說馬來話,教馬來文,不吃豬 肉,吃馬來菜,娶馬來妹,生馬來囝。可是心中那一點支那之火,仍舊 無法熄滅,這是甚麼緣故?

我也常在想,為什麼不能做個徹徹底底的馬來人──既然無法做一 個徹徹底底的支那人?(黃錦樹 2001:101)

小說中的主角「我」對中國文字念玆在玆,喪失語言,主體如同被更換為另 一個人(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是我。我是他人。是另外一個人)(黃錦樹 2001:91)。

小說中的主角為了重造自身語言的系譜,於是「繞路」到語言的另一個對立項:

在撿拾來的石頭上刻印自己的生肖──豬的圖像。這會不會也是黃錦樹在面對他 那失語的南方、痛苦而無法發聲的中文譜系時,所繞道的另一條途徑?〈阿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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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讓人驚見了黃錦樹在面對馬華作家「中文佚失」的同一種現代性命題時,

所採取的策略,竟是那樣驚人地、逆返性地走回了語言進化論的倒退,回溯到了

「現代中文」甚至「古中文」以前的未演化狀態。石頭上的獸類圖像,一種象形 文字的書寫論。早在〈魚骸〉時,黃錦樹就讓一個自馬來台留學的(自我投射?)

僑生,上演殺龜獵殼、鑽貝鑿字的劇場。事實上,黃錦樹的小說充滿飛禽走獸:

〈魚骸〉是對龜甲文的答覆,〈公雞〉則是亡父死去後的變形,〈貘〉是混血交配 的異種獸物。這些獸類如同抵押了被協商後的中文所換取來的圖騰,以印記的方 式鑲鑿在文本的場景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黃錦樹繞過現代性的刑傷,朝 向某種前現代遠古場景的隱喻。被抵押變賣的中文沒換來原初的主體,卻換來了 龜與公雞。這究竟是不是一場中文現代主義的卡夫卡變形記呢?它也讓人想及

《夢與黎明與豬》中不斷變異衍生的題目用典:典出龍瑛宗的〈死在南方〉、〈植 有木瓜的小鎮〉、典出田山花袋的〈少女病〉、典出魯迅的〈傷逝〉,等等,這些 以後設名諱取徑於中外作家的作品名號,語言在變異中宛如一頭頭變種之獸,後 設既是現代主義的進化,也勢必是現代主義的退化──退回到現代發生以前,一 種遠古的夢魘。然而,〈魚骸〉等篇的文字鑿刻工程尚且還在小說的內部操作進 行,到了《刻背》,小說裡所欲實踐的刻字工事,竟漫漶到小說的外部來了。事 實上,《刻背》其書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象形文字書寫體。根據黃錦樹的說法,《刻》

書的封面、書背與封底,各自採取小說集中三個完全不同的名字:〈由島至島〉、

〈刻背〉、〈烏鴉巷上黃昏〉。駱以軍敏銳地指出這是「三個書名,三種各自無法 片面統攝全副隱喻的命名。」(黃錦樹:2001:312)黃錦樹對《刻背》的書名、

亂碼、全黑頁面、新聞剪報的置入做了如此說明:

我的《刻背》同樣作為一本書,同樣作為中文現代主義未了的方案 的一種實踐,關鍵詞卻是殘破、雜揉。向大馬的當下現實敞開,或者說,

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讓它注定的不完美。譬如那黑色之頁、亂碼之章、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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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與政治犯的剪報(「文獻寫實主義」的操作),都指向集體的哀傷,沉 默的抗議。……如果現代主義是一道厚實的牆,我的位置大概就在牆上 的裂縫或鑿痕裡。(黃錦樹 2001:314)

作為「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劃」的瘋狂實踐──小說呈現為現實 中破敗的瓦礫堆,《刻背》確實是一部完整的書──徹頭徹尾從書的實體與敘事 載體實踐了極端的「中文現代主義」;如同在同名短篇小說〈刻背〉裡所描繪的 那樣,一個背對著現實、面孔朝向南中國海的人;其姿態幾乎與王文興《背海的 人》相一致,也無怪乎黃錦樹的中文現代主義系譜,是如此地必須回到以王文興 作為代表的「破中文」。因為這是文字的瓦礫。廢墟的中文現場。〈刻背〉延續了

〈魚骸〉中的命題,以甲骨文字聯結中國/中文屍骸的棄屍現場:「福先生」對

「中國文字」懷抱著幾近瘋狂耽溺的戀物──不斷地在他人的背上鑿刻文字:

……他終於找到中文創作的一種不可替代的革命性的現代主義方 案,用最現代的文字形式、活生生的載體、立即性的發表、隨生命流逝 的短暫性──瞬間性的此在 dasein 而存有、絕對不可翻譯的一次性、

絕對沒有複本、而徹底的超越了中國人的中文書寫侷限於紙或類似於紙 的無生命載體……最後他恐怖的總結說,他覺得他已經捕捉到中文的最

絕對沒有複本、而徹底的超越了中國人的中文書寫侷限於紙或類似於紙 的無生命載體……最後他恐怖的總結說,他覺得他已經捕捉到中文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