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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起源與邊界
──戰後現代主義的倫理債務與美學限度
一、重審起源
崛起於五０年代中期、在六０年代形成一全面性運動的台灣戰後現代主義1， 大概早已是個經典型的定論了。近二十年來的學術界在重新整理這段深受西方影 響的文學史時期，也不出將其歸咎於一種（紀弦當初極有自覺的）「借來主義」。 那樣的論述，自然不免因此而瀰漫著後殖民國家在移植西方「現代」概念的過程 中，一種常見的落後與遲到的焦慮。李歐梵就曾較為正向地面對這些差異，指出 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從瀰漫的危機意識中生長出來的，而台灣在一九六０年時卻顯 然沒有這種危機意識2。
李歐梵的自白指出了一個東西方歷史事實上的差異──而那也是作為稍早 學術界討論「現代主義」較為普遍的一種認識框架──在擬仿與落後的前提下，
將台灣戰後現代主義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贗品。這當然是因為五、六０年代的台 灣其實並沒有一個能和西方發生現代主義的那種社會情境與文明進程可以因應3。 而台灣自後殖民理論風起之時，包括本土派的學者葉石濤與彭瑞金，甚至稍晚於 二者的陳芳明，基本上都抱持過這種類似的積欠之說。擬仿的「現代主義」在起
1 這個時間點的界定大約是從紀弦於 1956 年成立現代派、發表現代詩的六大信條，以及同年由 夏濟安、吳魯芹、劉守宜創辦了《文學雜誌》算起，1960 年由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創辦的《現 代文學》，則可視為現代主義進入 1960 年代、漸次形成一全面性運動的意義。
2 李歐梵《現代文學》，第 14 期，1981.06，頁 29-30。
3 注意到這點的，包括張誦聖近年來的研究，以及一再地替這種落後感申辯的、而試圖以多源傾 向將現代主義進行「在地化」的邱貴芬，都注意到落後與遲到並非現代主義研究的重點，邱貴芬 所引的這段張誦聖的話可能是兩人論述的交集：「……真正重要且讓這個運動值得研究的是：從一 個國家的角度來看，現代派的影響事實上對中文文學和文化產生了重大的效應。所以，台灣現代 派文學風潮之所以值得評估，主要在於這個運動對當代中文作家產生了新的動力，並重新調整了 他們藝術表現的形式。」；見 Chang, Sung-sheng. 1993.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P.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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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始終被認為是一種頂替品，而這種論調基本上也暗指著那必然終將繞進後殖 民論述的死胡同──只能以西方作為債主；在歷史進程上，則永遠無法償還這種 商借。
然而，那樣發生在時間線性上的定論，是否真的是無從償還的？在這樣的認 識論框架下去理解現代主義，自然免不了落入了歷史決定論的陷阱，也忽略了作 為文學史階段性的需求與缺口，以及引介物（西方現代主義）座落進中文文學場 域後，勢必與一連串的場域物件產生互動、生產與質變的脈絡化傾向。晚近幾年 的學者如史書美、邱貴芬或張誦聖的研究中，都可見到這種試圖超越後殖民史觀、
重新回到本地文學場域，與場域中的物件進行對話與辯證的努力。當然關於這樣 的問題意識本身，其實也隱含著關於落後和遲到的起源性焦慮，而有擱置「現代 主義」起源性的不純、轉向其在地化過程的研究傾向4。
作為本文的起點，一個伴隨著上述這些論述脈絡而來的問題是：既然戰後現 代主義的「起源」如此難纏──無論在前者的知識框架中，它被視為一種擬仿的 對象物，而具有一種無法被超克的本質性；抑或者在後者的研究方法中，索性乾 脆懸置其「起源」問題，將戰後現代主義的起源直接存而不論，而將研究聚焦於 它和本地文學場域之間的互動5。這兩種不同的取逕基本上都共同表達了一種將 現代主義的「起源」進行對象化的取向。這種以對象物作為起源的研究框架，基 本上仍關注的是從「起源」之處（在本論文的語境中指的是「西方」）乃至「目 的地」（台灣）之間的傳播、翻譯與境內移動的動線，因此迫使文學史的研究充 滿影響的焦慮。更重要的一點其實是，這些從他方延伸而來的線軸，傾向於將「現 代主義」視為是一個從他方之處遞送過來的包裹或物件，它的終點也經常被迫停 降在特定時期（彷彿一個來自西方餽贈的禮物），作為一種文學史意義上的斷代 座標或特定的文學史時期來理解。換句話說，將「起源」進行對象化的研究框架
4 代表性的論述如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 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03。
5 近來著力於此的重要學者如張誦聖這幾年來的研究成果〈文學史對話：從「場域論」和「文學 體制觀」談起〉，收入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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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察給我們一個提示是，重新定義詞彙，或界定詞彙的來源，不如正視 我們為何需求這個詞彙？以及文學系統的目的論式需求、將造成我們如何理解這 一被需求的詞彙？如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他山的石頭記》自序中所 說的：
談到對知識的整理和思考，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什麼是「西方 的」有太多的關心和焦慮。這裡的一個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 石頭搬來搬去，簡直很難分清楚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
就算我們可以把多樣性的「西方」分辨清楚，這樣的區分和挑選，遠遠 不如這麼一件事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 且把它發揚光大。（宇文所安 2003：3）9
宇文所安的論述暗示了現代東方研究的一種再普遍不過的困境──尤其是關於 在現代性時差上具優勢位置的巨大西方陰影，並且試圖將東方現代性的問題重新 拋擲回東方自身，重回東方歷史性情境的脈絡下，去理解起源。換句話說，在界 定後殖民國家的現代主義起源時，「起源」的定義將有必要從一種平行移動的對 象論的概念──分辨什麼是「西方的」、什麼又是「中國的」，重新轉換為垂直的、
涉及到歷史性需求的目的論意義，才能真正觸及到「現代主義」在「戰後現代中 文」這一既具有其自身歷史性、同時也不斷朝向未來演變的文學系統中所指向的 位置，以及「現代主義」本身的中文性意涵（或翻譯）。以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 發生背景而言，那是處於 1950 年代中期愈趨熾烈的中西文化論爭氛圍之下；包 括李敖、殷海光等知識分子都進入了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省思之中。而文 學場域上，由夏濟安、紀弦等人各自在詩、小說與評論的領域裡，表達了對當前 文學僵化狀況的不滿，各自都在論述裡提出了求新的意志。總的而言，那是「中
9 宇文所安〈自序〉，《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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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或「傳統」在文化與文學場域上動搖的年代；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產生了 缺口裂罅，而「現代」的概念作為一種補充物，在這個目的論式的意義上，也因 此便具有了一種倫理性的起源，在功能上表現為協力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建構。
關於「傳統」──尤其是「中文」的「傳統」，宇文所安說，任何一種傳統，
都是由一套詞語即「術語」（terms）所構成的，這些詞語有它們自己的悠久歷史、
複雜的回響（resonances）和影響力，形成一套相互界定自身定義的詞語系統10。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文化空缺填補物的「現代主義」，以一個術語之姿進入 到中國文學傳統，它也勢必將和這套文學系統內的其他術語彼此撞擊、激盪，產 生一種相互界定其意義的中文理解，有時甚至會和這個傳統裡既有的其他詞語產 生一些意義上的過渡或灰階地帶，比方有時我們能在白先勇標榜現代主義技巧的 小說中，讀到那些其實也能被還原為中國抒情傳統式的文字。
因此，「現代主義」作為一個修補「傳統」意義上的「術語」，在中文的語言 符號系統中，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意義的曖昧──它的功能比起它的定義可能來得 更為重要；尤其它被引渡進來的那個框架──盛行於五、六０年代，由夏濟安、
夏志清與陳世驤等人所主導的中西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本身的邏輯與起源，其實 也就具有一種重建中國文化、尋找自身傳統現代位置的文化驅力，以及倫理性目 的。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解決倫理性需求的美學，既有其鍛接傳統與現代的起源，
它也就必然背負了不得不然的倫理性債務，包括它的美學內部和中國性與傳統之 間的關係，以及它所擔負的、戰後現代中文文學性邊界建構的工程。而這個債務 本身，當然同時也會圈限它的美學限度──作為必須償還的遺債，比方它和中國 抒情傳統之間共享的那種美學：經驗的詩化、時間差的消解、以及作為物性存在 的文字本體論；更有甚者，是它所建構起來的「現代中文」和中國抒情傳統之間，
所共同擔負的那顆「文之心」，等等。
以下各節我將試圖在比較文學的框架下，來談現代主義的倫理性起源，及其
10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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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現代中文的過程中會觸碰到的幾個命題：包括和傳統的建構、和中國性之間 的關係，規範詩學的參與，以及它如何在這種協力「現代中文」文學性邊界的建 構中，和另一個也負有相同任務的抒情傳統，在美學上進行一種相互還原、解構 的過程。本文試圖釐清這些債務關係，並且在這一債台高築的倫理性基礎上，指
協力現代中文的過程中會觸碰到的幾個命題：包括和傳統的建構、和中國性之間 的關係，規範詩學的參與，以及它如何在這種協力「現代中文」文學性邊界的建 構中，和另一個也負有相同任務的抒情傳統，在美學上進行一種相互還原、解構 的過程。本文試圖釐清這些債務關係，並且在這一債台高築的倫理性基礎上，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