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彿寫進了沈從文小說中的故事場景,表達了一種停滯的時間性。昔日「反共」的 政治性驀地褪卻,彷彿只留下了神在故事中──一種遠古的中國性。對比朱西甯 寫於同時的〈祖父農莊〉、〈偶〉、〈生活線下〉等,這些充斥著氤氳氣息的中國鄉 野傳奇不啻別有了一種封存與遁逃的意味。逃離什麼?當然不脫是多變的現代。

三、烏托邦「現在幾點鐘」?

在「現代主義」的場次上極早入場的朱西甯,早在他的「反共年代」,即已 漸次透露出偏離反共主義線軸的跡象。原因之一當然是朱那參雜了神在與永恆的 反共小說,本即與主流的反共文學有著基本路線的差異。朱在七0年代的反共文 學論述中曾自言,最好的反共小說必然不是官方文藝政策下的宣傳工具,而必須 上接中國古典的政治文學傳統。有趣的是,朱西甯信奉反共小說中屬於遠古中國 文明的時間性,卻不必然信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中國」。其中的關鍵當然是因 為那作為「不變物」的古老中國,一旦被置換為政治場域上「現代國家」的軀殼,

則不免將被冠上現代時間的刻度。烏托邦那停滯、靜止的時間,將在「現代」裡 遭遇其鐘面的混亂。

朱西甯寫於五0年代末至六0年代初的作品,有極大部分都圍繞著這樣的主 題。這當然和他漸次要從反共文學過渡到現代主義的軌道轉換密不可分。朱的反 共小說多半預設著一個時間上凝滯不動的信仰、教條或倫理規範,文本的情節都 是圍繞這一「不變物」展開。但此時期的作品卻開始產生微妙的轉變。小說文本 仍可見到反共文學遺留下來的「神在」,然而更多的是「現代」的陰影介入了文 本,使小說中原本應被預設的「不變物」,也顯得動搖鬆脫。

如寫於 1958 年的〈祖父農莊〉即有這樣的跡象可循。朱西甯非常明確地在 小說中表達其對「國家」/「政府」概念的質疑與鬆動。小說裡的「祖父農莊」

本由信仰基督的祖父所擁有,在文本中象徵為一個「神」的國度;卻由於土地政 策的施行,農莊與土地皆必須轉手讓給佃農。小說裡的「國家」顯然不再是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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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時代的文化與記憶顯影,而顯然是一個「現代國家」。通篇充滿國家、土地、

神的辯證。饒有興味的一段話:

我明白,國家的減租政策還在醞釀著而沒有頒令施行的那個時候,祖父就 搶先同佃戶重立減租新約,那確是他為國家而征服了他自己。如今眼見減 租後店家受惠的顯明的繁榮和進步,我卻不懂得他老人家反而自嘲起來:

「那很好,等到什麼都科學化,科學就把你剝個精光了!」

那是使人費解的。不過我可以斷言,祖父絲毫沒有嘲弄科學的意思。他幾 乎是在嘲弄他自己。16

小說中既不見昔日反共作品中的激昂呼喚,也弔詭地表達了一種消極感。故 事的最末,祖父將這國家轉型中不可抵擋的現代化出口,歸咎於時間──又該讓 你們的孫輩來開導你們了。彷彿被「時間」褫奪了反共小說裡所允諾的、屬於倫 理的承擔。

〈祖父農莊〉是五0年代朱西甯的作品中極少數寫出了一種被撥動的時間。

相較於〈狼〉、〈小翠與大黑牛〉裡完整而停滯的時間性,〈祖父農莊〉表達了一 種對即將來臨的六0年代的不安:在現世經驗中,當然是伴隨著五0年代中期現 代派的崛起、中西文化論戰的開打、還有那名為《自由中國》刊物的被禁、紀弦 與現代主義的騷動……;這些種種隨「現代時間」而來的變動,對朱而言何嘗不 是他惘惘的威脅?物換星移,時移事往,朱西甯想必也在他所打造出來的、屬於 書寫的那座「祖父農莊」裡發此喟嘆:

伊甸園,最早的祖產,不是用血汗買來的,是創世主賜給人類的。可是承 受這肥美土地的伉儷倆卻以一顆善惡果子的低價賣給了撒旦。從此,土地

16 朱西甯〈祖父農莊〉,《狼》,台北:印刻,2006,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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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了買賣的意義,且是屬於可咒的魔鬼的買賣。(〈祖父農莊〉,頁 98-99)

本文要在這裡特別指出,〈祖父農莊〉和司馬中原等反共作品中所充斥的彼 岸荒漠鄉野有極為顯著的不同,它直接反思了「晚到移民」的尷尬位置,以及其 與所隸屬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應存在著什麼樣的距離。小說裡的祖父是「台 灣割讓之後入境的中國僑民」──「支那居留民」而非「皇民」的身分,使他比 一般同胞的痛苦更深更重。他必須一無保障的遭受欺弄排擠和統治者加倍的虐待

17。以日據時代「支那居留民」的身分借代,〈祖父農莊〉在某種意義上對應了 朱西甯的外來者身分。小說表面寫來看似擁戴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卻也暗 示著朱西甯在瞬息萬變的歷史洪流中,曲折地選擇了一種超出國家意識、而只能 將之提高到宗教層次、才能消解現世政治多重亦多變的權力場域的路徑。「伊甸 園」的註記,暗示了朱西甯在反共體制中所佔據的位置,以及其所服膺的價值,

並不是如此基本教義式地指向了黨派家國二選一的抉擇式問題,而恰恰相反地是 一個沒有選擇的問題──將選擇的權力還諸於神佛。〈祖父農莊〉描述在多變的 歷史主權角力場上,「國家」不再是主體所能進行意志性選擇的對象物,相反的 是,主體乃是被迫置入一種凌駕於國家意識之上的群體性,藉以通達於古中國的 文明價值,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神性,從而去保證了「國家」概念的存在。〈祖父 農莊〉的重心很顯然已偏離真正的「反共」,它的內在核心指向一個極為不合時 宜的價值:正義與自由。尤其在五0年代的「自由中國」,「自由」只是對立於共 產的形容詞,被各種書寫、語言與修辭所追捕的「中國」才是終極的喻指。朱西 甯反其道而行,把可有可無的形容詞當作小說書寫的喻指,那是因為正義與自由 並不是附屬於國家的價值,而是來自於神的倫理與教誨;而也正是從〈祖父農莊〉

的時期開始,朱西甯那自反共作家時期搭建起來的「國家-文明-神」三位一體 所共享的、完整而封存的時間性,開始有了「現代」時間的插入,而不免出現神

17 同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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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之間的裂罅。

寫於五0年代末的〈祖父農莊〉,或許可視為朱西甯此後長達十餘年的寫作,

一個重要的預告。今日重讀朱西甯寫於六0乃至七0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時期」, 最好的作品幾乎都在重新思考這樣的概念:關於「國家」在「現代」的時間裡成 為一組不穩定的變體,人所能憑藉的世俗性救贖又將是什麼?換言之,當「現代」

的時間性侵入了他搭建於反共文學中隱藏的「永恆的遠古」,使神的倫理遭受到 裂變,我們驚異於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竟相較於同時期汲汲於現代主義技術的 作家,來得更為接近西方現代主義的起源處──正因為他和現代性的時間處於一 種本質上的對峙。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然是《鐵漿》。

且從六0年代說起。進入六0年代以後,朱西甯如同他的女兒朱天文所說的

──寫出《鐵漿》、《狼》、《破曉時分》等作品──那是一次創作的高峰18。也確 實,《狼》與《鐵漿》時期,反共的鄉野場景仍被佈置在小說的周身,然則「現 代」的意象卻已然悄悄滲透進書寫的介面之中。於是烏托邦的倫理秩序開始有了 微妙的轉變。相較於同時期熱衷現代主義語言實驗的台大外文系集團,朱西甯小 說中的「現代主義」佈置毋寧是另一種更接近現代性創傷層次的原初場景──讓 那列駛進中國現代史的火車,貨真價實地開進了他的小說之中。《鐵漿》描述生 鐵匠孟昭有以灌飲鐵漿換取鐵路運鹽的標案。小說最末,孟的飲鐵自死終究在火 車所攜進的現代性時間裡被壓輾、遺忘──

不得人心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火車自管來了,自管去 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逼著人認命的習慣它。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 不重要的新東西;傳信局在鎮上蓋了綠房屋,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報紙 和洋鹼,火車強要人知道一天幾點鐘,一個鐘頭多少分。19

18 朱天文〈揮別的手勢──記父親走後一年〉,《華太平家傳》,台北:聯合文學,2002,頁 22。

19 朱西甯〈鐵漿〉,《鐵漿》,台北:印刻,2003,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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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將「時間」帶進朱西甯的鄉野場景裡,同時也意味著朱所建構於五0年 代的群體烏托邦亦將面臨被「現代」介入的尷尬處境。收於《狼》同時期的作品 如〈偶〉、〈生活線下〉,處處可見現代主義式的命題。〈偶〉描述一個裁縫舖老闆 與女顧客間所存在的慾望關係。它展現了與寫於同時期的〈狼〉完全不同的書寫 野心──朱西甯讓他筆下的人物展開一連串的自我置換與辯證。在〈狼〉(1960)

的文本中,朱試圖處理的核心命題是:相異、對峙的群體如何在相互建構的倫理 網絡中,以近乎神的品質的「愛」超越並抵達於彼此,本質上仍攜帶著反共時期 的信仰遺緒。可是當場景換到了寫於稍早的〈偶〉(1958),小說裡卻滿佈著現代 主義式的虛無傾向。我們驚異地發現朱西甯的現代性焦慮竟來得如此之早,幾乎 和他所堅持的烏托邦同步發生。這其實意味著朱西甯反共書寫裡的倫理核心,和 他於六0年代中期以後臻至高峰的現代主義實驗,乃是無法切割的一體兩面。

事實上,當五0年代的反共作家朱西甯以其書寫中的疏離、個體、反英雄之 姿悄然脫離了正規的反共作家隊伍,他就也勢必將在他的現代主義血緣中,擔負 起從反共書寫裡攜進的倫理性命題。而也確實,在這個意義上,朱西甯有一大部

事實上,當五0年代的反共作家朱西甯以其書寫中的疏離、個體、反英雄之 姿悄然脫離了正規的反共作家隊伍,他就也勢必將在他的現代主義血緣中,擔負 起從反共書寫裡攜進的倫理性命題。而也確實,在這個意義上,朱西甯有一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