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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倫理主體的現代轉化
──論朱西甯的「中國」及其現代遭遇
一、未曾死去的「反共」
生於 1927 年的朱西甯，寫作生涯幾乎橫跨整個戰爭世紀。1949 年隨國民政 府遷徙來台，四０年代即已蒙受來自張愛玲的文學啟蒙──「我開始戰慄如一個 初臨戰場的新兵，拿起了我的筆。」1，幾乎經歷了每隔十年左右的一次轉折，
可說見證也實踐了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各次美學轉換、更迭與消長。朱西甯於五０ 年代和「鳳山三劍客」段彩華、司馬中原被視為反共文學集團的核心作家；六０ 年代末至七０年代初則以〈現在幾點鐘〉悄悄攀登上了自我的現代主義高峰；而 當時間進入八、九０年代，昔日的反共基地在政治角力的消長中被翻轉成為「本 土」，從前在所謂的「反共文學」裡緬懷、追悼的「鄉野」竟反成為了真正的「對 岸」，無怪當「台灣文學」的旗幟開始在島上各地插起昂揚之時，「反共作家朱西 甯」的名諱終將要如此「政治不正確」地沉寂銷匿在文學研究場域的邊界。
「反共」的年代業已死亡，但弔詭的是死去的「反共」卻也如同一條死亡的 界線，對依然在書寫中持續的作者進行銘刻與干擾，發出無與倫比的意義。這個 意義恐怕不是單純的「反共」意志所能涵括的。尤其在五０年代的同輩「反共作 家」中，朱西甯那極早即呈現為悖離的〈狼〉、〈偶〉、〈生活線下〉、〈祖父農莊〉
等作品，都在在讓他「反共」的對象物，具有一種曖昧的氛圍。朱西甯自言是徹 徹底底的「反共作家」──正如他在九四年的「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上曾 如此理直氣壯地以「反共作家」之姿，直言「當初反共反其只識分配，不事生產。」、
「我的反共不曾有何偏失」，甚至發「道不孤，必有鄰」之譏，要四座的九０年
1 朱西甯〈一朝風月二十八年〉，《朱西甯隨筆》，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7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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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標榜本土化意識的在場寫作者留意──「便是今之反統人士，實質不就是反共？
設若大陸政權非共而行民主，國家一統有何可反？台灣獨立復又有何必要？」 2 這段譏諷獨派本土意識的話語，提點出朱西甯的「反共」，其實預存並信仰 著一個凌駕在兩岸政治分野之上的東西。朱西甯認為超越了政治形態，兩地的「國 家一統」乃是理所當然。這個構想預設了一種被兩個政權共享的「國家－精神」
型式，其中包含它的文化內裡及抽象層面。而這個超越性的、由精神文化連結到 國家的信仰，其實極早就出現在朱西甯的反共文學時代。當我們重新返回朱西甯 寫於五０年代末期的「反共作品」，將會驚異地發現小說裡的「政府」概念竟遠 超出我們對現代民族國家應有的共同體想像，比如〈蛇屋〉裡被「政府」指派前 往山地部落進行撫順的年輕軍官、又或者〈祖父農莊〉裡服膺「三七五減租」與
「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祖父與孫子。在這些作品中，「國家」與「政府」的概念 被一種超政治的價值所借代，直接指向一種由「傳統」出發、對「現代」意義本 身的思索，其中有部分甚至接近於神學的層次。這些參雜在反共文學中的、「不 純」的介質，都暗示了朱西甯日後從反共文學過渡到現代主義的必然路徑。
事實上，即使在五０年代反共文學的主流中，朱西甯的作品在其時也都是和 同輩的反共作家悖反開來，別有另一種冒進的前衛意識。稱其「冒進」，自有其 疏離、反向、不合群的個體戶意義。這當然在其後實驗於六、七０年代的一系列 現代主義作品中可輕易窺見其徵兆。而這個朝向現代主義的轉折點，暗示著朱西 甯的反共文學牽涉到的不僅僅只是政治信仰的選擇，其中還指涉著個人與家國、
個體與集體，甚至是傳統與現代的論證拉扯。因此，從朱西甯的「現代主義」回 望昨日的「反共文學」，則無論「現代主義」也好，「反共文學」也罷，不啻都有 了相互消解並重構其內部意義的意味。
再者，就美學的意義上來看，也有同樣的疑問。一般認為朱西甯在其個人寫 作史中具有兩次的美學轉向，一次為大致分佈於 1969 年至 1970 年初的現代主義
2 朱西甯〈夏蟲不可語冰〉，《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會論文集》，楊澤 主編，台北：時報，1994，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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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另一次則為 1976 年起受教於胡蘭成的王風文學。然而，弔詭的是這兩次 的美學轉向並沒有使朱西甯自我代謝掉那早已淘汰於台灣文學場域的「反共作家」
身分，反而在其生命的晚年變得相對更趨磐固3。彷彿書寫的美學只是不斷地在 為「反共」尋找一種話語的形式。那麼，這一貫穿朱西甯一生寫作的詞彙「反共」， 它的內涵如何在朱西甯幾次的美學轉向中產生變異、生發意義、甚且找到安置的 形式？
本文由這些徵狀發想，試圖以「反共」作為軸心，分析朱西甯書寫的三個時 期：反共作家、現代主義與（後）胡蘭成時期。其一，指出朱西甯寫於五０年代 的所謂「反共小說」，乃是以祭儀之姿指向一種蘊含著中國性／民族性的倫理訓 示；其二，將指出這一埋設於反共小說下的牌底「中國」，被朱西甯攜帶進了七 ０年代初的現代主義場景，不免遭逢那個關於時差的疑問──「現在幾點鐘？」，
而產生了他的現代焦慮；其三，本文認為，朱的此一現代焦慮，將在古老中國的 抒情傳統中，重新找到一種同時安置「中國」與「現代」的方法，也讓他重返其 反共小說的啟蒙者張愛玲，在七０年代中期寫下那部向《赤地之戀》致敬的「反 共小說」《八二三注》。
最後，本文將指出，在這一從「反共」跨越「現代主義」，最後又重回「反 共」懷抱的歷程中，歷經現代主義語言實驗的朱西甯，反而是在晚期的兩部長篇 小說《八二三注》、《華太平家傳》中，找到其於五０年代反共志業中所遺留下來 的倫理承擔，以及其個人所認定的現代價值。其中寄託了朱西甯訴諸神學信仰的 現代思考，包括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等命題，試圖在神的刻度中重建關於「現代」
的倫理。並指出朱西甯這一捨棄現代主義技術、向中國抒情傳統商借語言，以因 應其「現代」焦慮的策略，乃是一種對「現代主義」的反寫（write back），其路 徑是寓復古於開新。而這種「反寫」，反而見證了台灣現代主義內部難以割捨的
3 朱西甯曾於 1994 年舉辦的「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中發言：
「……我的反共不曾有任何偏失」、「豈可拿八股教條之弊，貶抑反共之智、之壯」。見朱西甯〈夏 蟲不可語冰〉，《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會論文集》，楊澤主編，台北：
時報，1994，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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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中文性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