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相比較
1.歷史比較的歸納方法，在現實世界的經驗問題中尋求因果機制，是「經驗導向」、「問 題導向」，目的在提高對特定議題、特定國家的解釋能力。
2.假設偏好內生於制度結構中，隨行動者在制度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偏好即有差 異，對行動者的行為假設較符合真實世界。
3.依路徑依賴觀點，認為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可能不是因為效率，而是受環境危機、
舊制度遺緒、理念創新等因素共同塑造，政治後果的非預期性，比較符合真實的歷史經驗。
4.從歷史過程中關注制度的形成、作用與變遷，歷史有其持續性與變動，有較長期的
41 比較研究法中（1）差異法：是針對十分相似的個案進行研究，個案之間只有在我們所欲研究的那些變項 關係上出現差異；（2）求同法：與差異法正好相反，除了我們所欲研究的相關變項之外，所選擇的個案 應當在所有其他條件上相異；（3）共變法：若兩個變項出現變異的模式相同，它們的相關性係由因果關 係，或其他類型的關連性所連結（與某個第三變項相連結）（Peters，1998：30）。
視野，可更明確發現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提高解釋的時效性。
利益與偏好
資料來源：依據本文內容並參閱Aspinwall and Schneider(2000：1-36)；Immergut(1998：
9-11)、莊文忠(2003：33)、謝俊義(2000：6)。
(三)從我國半總統制形成與少數政府運作的研究文獻而論
從研究主題範圍觀之，對我國半總統制的形成，即民主化過程的憲政改革或憲政選擇 研究，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李炳南，1992、1994、1997、1998、2008；吳重禮、吳玉山，
2006；倪炎元，1996；楊世雄，1998；葉俊榮，1997、2003；葉俊榮、張文貞，2006、2008；
蘇子喬，1999、2010；陳滄海，2002；顧忠華、金恆煒，2004）。另外，對於我國少數政府 的形成與運作，過去也有不少研究(吳玉山，2001a；高朗，2001；黃德福，2001；施正鋒，
2001；周育仁，2002；黃秀端，2003；盛杏湲，2003；楊婉瑩，2003；陳宏銘：2005)，但 少有將半總統制形成與少數政府運作二者加以連結的研究。在研究途徑上，對我國憲政改 革的體制選擇，或對少數政府的形成與運作，大多採取短期的制度運作檢討或理性選擇研 究途徑，較重視行動者的理性與策略互動，很可能忽略環境危機、歷史脈絡、理念因素與 體制遺緒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僅有少數研究者如倪炎元(1996)、陳宏銘(1997)與蘇子喬(2010) 等，較重視長期歷史脈絡、環境或體制遺緒的影響因素。
實際運用歷史制度主義研究我國半總統制形成與變遷、或少數政府運作者更少，例如
蘇子喬(2010)以歷史制度主義探討我國前三次修憲確立半總統制的路徑，至 2000 年之後民 進黨少數政府的運作，則鞏固為「總統-國會制」。徐正戎、張峻豪(2007)運用中長期視野，
從憲法本文體制到臨時條款與威權體制的歷史脈絡與路徑依賴影響，分析我國總統與行政 院長的互動關係，並將主要焦點放在民進黨少數政府歷任行政院長與總統的互動之上。從 上述研究可見歷史制度主義的中長期視野，發現更重大的解釋變項，可提出更具時間效性 的解釋，對制度形成與變遷更具解釋力，本文從追溯我國半總統制的形成，探索少數政府 的出現與運作，強調中長期的視野與歷史脈絡，便是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與斷續性 均衡，來解釋體制的形成、運作及變遷。
二、本文採取個案研究與質性研究的理由
個案研究的最大目的，在於解釋此個案所具有的複雜性與獨特性，或者此個案可能是 最困難的、最具代表性。我國在政治環境、歷史發展、政經體制與社會結構，在半總統制 國家中是屬於非常獨特的個案；首先，與法國、芬蘭、奧地利、葡萄牙等先進國家比較，
雖都曾有國家危機情境，而創設一個全民直選的實權總統，但我國面臨的是長期的分裂局 勢，且有國際因素介入，在實施近四十年的威權體制，政黨體系、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
政經發展等問題的複雜性與獨特性，皆與歐洲先進國家不同。其次，若與波蘭、俄羅斯、
烏克蘭、蒙古等東歐或亞洲的後共產國家比較，同屬新興民主國家，台灣亦有近似列寧式 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的雙元首長結構，但台灣並非後共產國家，立國 思想—三民主義仍具有憲政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要素，政經體制本質與後共產國家不同，而 且台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本土化、國家認同分歧的影響，也非一般後共產國家所具有。
另外，台灣曾有被日本殖民的經驗，此與歐洲先進民主國家及後共產國家的歷史經驗大不 相同，而且台灣卻未接受日本的政府體制，這與法屬、葡屬殖民地通常移植宗主國體制，
亦明顯不同。以上差異皆顯示台灣是相當獨特的個案，故本文以個案研究方式，更能凸顯 我國半總統制形成與運作的複雜性與獨特性。
一般樣本較多的量化研究，目的在建立具良好預測能力的「普遍性理論」，而本文的個 案研究，則在強調個案的獨特性與複雜性，是以質性研究進行，目的在嘗試提出深刻精確 的解釋，而非在建立預測能力。而個案研究乃是運用複雜的解釋變項，很難以量化方式來 提出解釋，例如以總統的權力大小，作為半總統制運作的研究變項，但權力運用涉及複雜 的因果關係，應該量化嗎？若僅以憲法賦予總統的職權來評估，例如總統可無限制的解散 國會給4 分、若只有國會通過倒閣才有解散權給 1 分，Shugart 和 Carey(1992)曾如此量化 總統權力，但許多半總統制國家憲法規定與實際運作，有重大差距，例如奧地利、冰島總
統均放棄憲法賦予之實權，如此量化未必與事實相符，我國憲法賦予總統的實權不多，但 實際運作並非如此，故量化總統權力容易流於主觀而徒勞無功(蘇子喬，2011)。再如國家 認同分歧是影響我國憲政運作的重大變項，意識形態或理念的影響力也很難以量化方式來 解釋。
本文以質性研究方式為主，對我國半總統制形成與運作的相關政治現象與事件，是以歷 史分析、文獻分析與制度分析，進行深入敘事與因果關係的解釋，並引用關鍵政治人物的言 行加以佐證，亦適時引證法國或其他半總統制國家的相關制度與運作現象，與我國進行制度 比較。對少數政府的運作表現或困境，主要是以下列各質性指標，進行評估及論述：(1)重大 政策的立法過程，以及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任命案，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朝野政 黨間的衝突情況；(2)執政黨在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黨政運作與政黨協商的順暢與否；(3) 內閣的穩定程度：閣揆任期長短、內閣改組及黨政人事更替的原因與頻率等項目的質性分 析，同時也引用相關研究對行政院提案通過率、立法院表決執政黨失敗率的統計結果做為佐 證。此外，覆議案、總統罷免案、不信任案的推動，即是行政立法部門與朝野政黨衝突的象 徵，對少數政府的憲政困境具有重大實質意義，亦為本文探討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