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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是會議的召開與憲政改革的啟動 一、國是會議的召開背景

(一)國民黨二月政爭危機與憲政體制的爭議

1990 年 2 月李登輝捨李煥而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其理念風格與鞏固權力的企 圖,激起黨內其他權勢人物的權力危機感,串聯而形成反李勢力,在國民黨第十三屆二中 全會中,李煥、林洋港、郝柏村、蔣緯國、陳履安、關中與「新國民黨連線」立委等反李 勢力,形成「非主流派」,主張以票選方式決定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意圖以林洋港為總統 候選人取代李登輝;雙方對立引發「起立派」(主流派)與「票選派」(非主流派)政爭,起立 派即當時媒體指稱的「主流派」,是指支持李登輝的國民黨勢力,除了宋楚瑜的黨務系統,

組成份子尚有立法院「集思會」109、各縣市長與地方派系領袖,以及若干企業領導人(王振 寰,1999:168)。會中表決之後,非主流派失敗,兩派政爭延續至 3 月國民大會選舉正副 總統,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蔣配」與李登輝對抗,在林洋港與蔣緯國被勸退之後,李登 輝與李元簇正式當選第八任正副總統,不過非主流派勢力已在,李登輝尚未能掌控全局,

必要時仍須與非主流派分享權力。

國民黨兩派的分裂危機,不僅是領導權的鬥爭,亦涉及國家定位與憲政體制的爭議。

從撤換沈昌煥,更張務實外交路線,出訪新加坡,接受「來自臺灣的李總統」之稱謂,到 郭婉容在北京亞銀年會中,對中共國歌的起立致敬事件,都是李登輝直接與外交、財經部

108 同樣以歷史制度主義為研究途徑,探討臺灣憲政體制變遷的研究中,陳宏銘(1997:178)指出 1990 年代 台灣憲政改革過程,憲政體制的發展主要是兩條性質上矛盾的「路徑依賴」並存的結果,其一是以修憲 不動憲法本文,維持五權體制不變的路徑依賴主軸;另一條是強化總統角色的路徑依賴支線,這兩條路 徑的交錯發展下,逐步朝向混合制(半總統制)邁進。

109 「集思會」是 1988 年 2 月在蔣經國過世後,增額立委為擴大影響力發揮自主性所組成的問政團體,集思 會是擁李急先鋒,成員為臺籍立委黃主文、吳梓、林鈺祥等,其政治主張多與民進黨類似,如國會全面 改選、廢除臨時條款、總統民選、加入聯合國、臺灣主權獨立等等(郭正亮,1996a:221)。當時立法院 問政團體紛紛組成,除了「集思會」、「建研會」之外,民進黨激進派立委組成的「新國家連線」,成員 為彭百顯,陳永興、許添財等。為了對抗集思會與新國家連線,以國民黨外省籍立委為主要份子組成「新 國民黨連線」,成員如郁慕明、趙少康、李勝峰等。

會首長會商決定,漸漸引起非主流派質疑李登輝對中國認同與兩岸統一的立場,甚至懷疑 他有「獨臺」的傾向(游清鑫,1996a:197;周玉蔻,1993:156-157)。在憲政體制亦生爭 議,李登輝繼任後又接任黨主席,權力日增,但他畢竟尚未成為強人,撤換郝柏村的參謀 總長職位,繼而掌控副總統人選,令非主流派不安,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之間,在內閣 人事與大陸政策方向摩擦日深,雙首長權責的不明確,再次引發體制是內閣制或總統制的 爭議,行政院長在新任總統就職後,是否應提出總辭,成為體制爭議的焦點問題 110。政爭 過程中,李煥、林洋港、陳履安等先後表示我國憲政體制應偏向內閣制,總統應屬虛位元 首,而李登輝則認為我國憲政體制原則上是雙首長制,國家大政方針應由總統負責擬定,

尤其外交、國防與大陸政策的主導權應由總統掌握,行政院長則負責執行(周玉蔻,1993:

196、216)。國民黨政爭之際,國大又意圖修訂臨時條款藉機擴權,二者皆造成社會動盪,

民眾對萬年國會、戡亂體制不滿情緒日增,反對黨與各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聲浪高漲,一 時之間制憲與修憲 111、總統制與內閣制、總統選舉方式、國大存廢等,各種改革主張爭論 更加激烈。

(二)三月野百合學生運動之訴求

1990 年 3 月初國民大會公然提案延任、增加出席費,並企圖修訂臨時條款,引發各界 質疑,激起北部大專院校學生聯合十餘社運團體,於3 月 11 日發表聯合聲明,力斥國代濫 權,首度提出「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

的主張(李炳南,1992:28)。16 日臺大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各校教授及學生 熱烈參與,社會各界亦紛紛表示支持,學生決定擴大辦理「319 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活動」, 當日聚集學生近萬人,再次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訂定 民主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有學生發動絕食,引起媒體關注,當日民進黨由張俊雄、黃 昭輝帶領群眾,在紀念堂另一方,加入聲討資深國代,強烈要求立即解散國民大會、總統 直接民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

110 李煥爭取提名為副總統未果,政爭之後轉而爭取續任行政院長,立法院「新國民黨連線」立委支持李煥 續任,主張我國憲法為內閣制,總統的提名權是形式權力,立法院的同意權才是實權,行政院長任免應 由立法院主導,亦應於立委改選後總辭,而非隨總統任期。相對的,立法院「集思會」立委支持李登輝,

主張總統提名權為實權,立法院只有同意權,同意權不等於選舉權,更不能左右總統的提名權;當時已 有150 多位立委連署支持李煥續任(倪炎元,1996:164)。然而李登輝並未與黨內立委協商,逕自提名郝 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111 當時在國是會議召開前,各方憲政改革主張繁多,改革方式的論爭大至可分為:(1)修憲派、(2)制定基本 法派、(3)制憲派三大派。修憲派主張之中,如蘇永欽主張修正臨時條款,胡佛與呂亞力主張回歸憲法或 小修憲法,費希平、吳豐山等無黨籍公職人員聯盟則主張制定基本法。制憲派方面,民進黨立委黃煌雄 草擬「民主大憲章」,成為民進黨參加國是會議的憲改方案,台獨運動人士如許世楷草擬「臺灣共和國 憲法草案」、林義雄擬訂「臺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以上資料請參閱楊德睿、張嘉蘭(1991)。

3 月 20 日學生聚集超過萬人,一百多位教授加入夜宿,李登輝決定提前宣布於總統選 舉後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 (鄒景雯採訪,2001:326)。21 日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國 民黨中常會通過主席交議召開國是會議,學運代表推派臺大教授瞿海源、賀德芬與50 位學 生代表拜會李總統,獲得承諾「在總統就職組閣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次日學運終於解 散落幕。學運影響之下,23 日國民大會被迫擱置臨時條款的修訂。

二、國是會議的籌備與開議 (一)籌備工作與李登輝的策略

李登輝正可藉學運訴求,在體制外召開國是會議,並引進各方勢力,塑造改革的主流 輿論,壓制黨內保守勢力,作為推動憲政改革的動力(鄒景雯採訪,2001:331)。學運結束 前日,李登輝即設定改革議程,將「健全憲政體制」、「謀求國家統一」訂為國是會議的兩 大主題,指派蔣彥士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同時,為處理政爭後的黨內權力關係,以順利 推動改革,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設置「七人決策小組」,成員包括正副總統、總統府祕書 長蔣彥士、資政邱創煥、司法院長林洋港、國防部長郝柏村、黨秘書長宋楚瑜,從名單顯 示與黨內非主流派協議,有求取權力平衡的意味(李炳南,1997:11)。特別的是派宋楚瑜 及蔣彥士先後拜訪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邀請民進黨參與國是會議的籌備 112,並確定李登輝 與黃信介於總統府會談 (中國時報,1990 年 3 月 30 日三版),這象徵國民黨已將民進黨提 昇為主要對手,也顯示李登輝有意拉攏美麗島系人士 113,5 月 20 日李登輝發布特赦,恢 復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呂秀蓮等34 位受刑人的權利,以營造兩黨間的友善氣氛(游 清鑫,1996a:196)。

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於4 月初提出籌備委員名單,國民黨代表 11 人,民進黨代表 4 人,無黨籍代表5 人,學者公正人士 5 人,4 月 14 日舉行首次籌備會後,由於朝野政黨在 國家認同的分歧,引發會議定位與議題爭議。民進黨特意強調國是會議的定位是政黨協商 (聯合報,1990 年 6 月 30 日二版) ,該黨新潮流系更強烈反對「國家統一」做為主題,經

112 李登輝未邀請新潮流系參與,民進黨對是否參加國是會議的籌備,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產生爭議,經過 二個月紛爭後,1990 年 6 月初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才通過(蔡鈴、馬若孟著,羅珞珈譯,1998:210)。

113 黃信介與李登輝會晤,提出備忘錄,要求:(1)憲政改革之具體時間表;(2)政黨政治的徹底落實;(3)政治 案件全面平反;(4)維護治安,落實社會福利;(5)國是會議籌備委員依政黨得票比例為原則;兩人會談使 雙方歧見消解大半,民進黨也不再堅持籌備委員的比例。從當時黃信介對李登輝「開明的作風與卓越的 領導」深感敬佩的回應(聯合報,1990 年 4 月 2 日三版),以及民進黨美麗島系政治人物在國是會議與憲 政改革,對李登輝的回應情況,「第一個臺灣人總統」顯然對民進黨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與影響性,反對 黨基於臺灣本土意識對李登輝總統的特殊支持與情感,被當時媒體與政治人物稱為「李登輝情結」(王振 寰,1999:169)。民進黨美麗島系參與國是會議,與李登輝妥協,在憲政改革過程,部分主張被國民黨 主流派吸納,使民進黨漸失反對立場,造成日後美麗島系勢力消退,分化成為其他派系,而獨派勢力則 大為興起(若林正丈,1994:239)。

多次協商後,將主題細分為五項子題:(1)國會改革問題,(2)地方制度問題,(3)中央政府體 制問題,(4)憲法(含臨時條款)修改問題,(5)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問題。在正式出席名單亦 有爭議,經多次協議,送李總統核定,正式出席人總額增為150 名 114

(二) 國是會議的議題爭論與共識

李登輝於第八任總統就職演說中,公開宣示:「希望於一年內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同時參酌多年累積的行憲經驗與國家當前的環境需要,經由法定程序,就憲法中有關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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