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權的正當性危機與本土化轉型
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內戰危機與反共國策上，並維護中華民國憲法來代 表中國法統。但隨著長久的兩岸分裂，光復大陸的目標已遙不可及，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長期未改選，長期戒嚴、實施戡亂體制已非如此理所當然，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漸遭國人質 疑。尤其在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立場，隨著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而日漸鬆動，1970 年代初期一連串的外交危機，釣魚台事件（1970）、退出聯合國(1971)、上海公報(1972)、
日中建交(1972)，在在嚴重打擊中華民國的正統代表性，國民黨威權體制產生前所未有的 正當性危機，在野人士更加質疑威權統治與戡亂體制。
86 依據 Linz and Stepan(1996：3)對民主轉型的完成，所定義的要件為：(1)只有經由選舉的政治程序才能產生 政府已成為廣泛共識；(2)政府因自由與普遍的選舉而獲得權力；(3)政府事實上擁有制定政策的權威；(4) 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源自新的民主程序，依法不需與其他法律主體分享權力。
因應正當性危機，1972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之後，推動行政革新、十大建設與促進 美臺雙邊貿易關係，以政府效能強化國人對政府的信心，並透過臨時條款的修訂，定期辦 理中央民代的增額選舉，緩和「萬年國會」的代表性問題。更具轉型意義的是黨國體制開 始「臺灣化」與「本土化」，開始向內尋求臺灣社會的支持。首先，內閣與政府官員開始大 幅啟用臺籍菁英；其次，任命李煥執行國民黨組織的本土化，積極吸收臺籍青年，1972 年 後國民黨中常會成員 87、中央與地方黨部的臺籍主管所佔比例開始急速上昇(王振寰，
1989：87-88)。不過，此階段的改革僅在調整黨國的組成份子，強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並未觸及自由化或民主化。
二、反對運動的興起與體制改革訴求
在「自由中國」事件後、1977 年地方選舉之前，臺灣本土並沒有組織化的反對勢力。
較特殊的反對事件是彭明敏與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主張台灣獨立及民主改革，因 而被判刑。1969 年黃信介與康寧祥分別當選立委與市議員，開始嶄露角頭，1970 年代一連 串外交危機中，《大學雜誌》多次發表國是宣言，陳少廷主張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張俊宏與 許信良最具批判力，其後部分成員如張俊宏、許信良，與黃信介、康寧祥等結合，1975 年 發行的《台灣政論》是黨外雜誌的先驅，開始在選舉活動中串連。1970 年代的縣市長、省 議員選舉與中央民代的增額選舉，提供反對人士結合的舞台，本土反對勢力逐漸形成組織 化的政團，也引導反對運動進行體制內改革。
(一)反對運動興起與中壢事件的影響
1977 年四項地方公職選舉，是臺灣反對運動正式興起的分水嶺，「黨外」勢力初步形 成(游清鑫，1996a：189；林嘉誠，1989：27) ，黃信介與康寧祥首度全省巡迴助講，串連 全島反對人士，反對運動初步嘗試組織化，當時媒體開始稱這些反對人士為「黨外」，黨外 取得4 席縣市長、21 席省議員、8 席臺北市議員，是反對者空前的選舉結果(若林正丈，
1994：188)，特別是桃園縣長選舉所引發的「中壢事件」88，是臺灣首次政治反對的群眾運 動，選舉結果與中壢事件的鼓舞，使反對勢力走向激進化。
87 以國民黨組織的本土化而言，1972 年臺籍黨員已佔所有黨員的 46.1％，1975 年已達 52.8％，至 1980 年 已超過60.7％(王振寰，1989：86)。中常會委員在 1976 年臺籍委員佔 18％，1979 與 1981 年均為 33％，
1986 年已達 45％，到了李登輝時代 1988 年(第 13 屆一中全會)臺籍中常委則已超過 52％(若林正丈，1994：
184)。
88 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選舉未獲國民黨提名，因違紀競選遭開除黨籍，與國民黨支持之提名人競爭激烈，
許獲得年輕世代支持，鮮活的競選方式，使選舉競爭熱度達空前高潮。投票日因某小學投開票所負責人 汙損欲投票給許的兩名老人選票，引發投票糾紛，負責人逃往中壢警察分局，結果引來許的大批支持者 約一萬名群眾包圍警察分局，許要求群眾解散無效，群眾對警察分局縱火，軍隊已在幹道待命，但軍警 最後並未對群眾鎮壓，許信良因此獲勝當選(若林正丈，1994：189)。
黨外勢力在選舉期間、議會問政時，針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不合理，嚴厲批判國民黨 為外來政權，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恢復人權、廢除臨時條款、解除戒嚴及族群 間的不平等，這些對威權統治的抗爭訴求，象徵反對運動逐漸動員臺灣民眾的民主參與意 識，是啟動臺灣民主轉型的重要動力。「中壢事件」則加深國民黨內部溫和派與保守派的矛 盾(游清鑫，1996a：191)，由於低估反對勢力的動員力量，使執行改革措施的李煥黯然下 台，保守派則藉此事件要求對黨外採取強硬的鎮壓手段，導致1979 年「美麗島事件」的朝 野激烈衝突。
(二)美麗島事件影響與反對運動的策略
1978 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黨外大批知識份子參選 89，成立「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
總部 90，提出共同政見，但12 月美國與我斷交，蔣經國發布緊急處分停止選舉。危機反 而強化黨外的對決態度，黨外提出「國是聲明」，重申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等政見，更 首度提出「臺灣的命運應由住民來決定」的自決主張(若林正丈，1994：197)。黨外轉向以 集會與街頭群眾運動為手段，1979 年「橋頭事件」91之後，創辦政論雜誌《八十年代》與
《美麗島》92，《美麗島》雜誌更在全島各地設立分社及服務處，於是「美麗島政團」組織 形成，藉雜誌宣揚理念，並以街頭集會遊行、動員群眾的反對運動模式迅速成形。隨著各 地群眾運動規模擴大，滋擾事件不斷，國民黨保守派將黨外人士視為台獨份子、共黨同路 人，雙方文宣攻擊與挑釁之下，緊張情勢日益升高。美麗島政團在國際人權日(12 月 10 日) 於高雄集會遊行，失控群眾與憲警數度發生暴力衝突。事件後主要人物黃信介、張俊宏、
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及施明德陸等續被捕，以涉嫌叛亂遭判處重刑，
其餘成員刑期較輕。美麗島事件凸顯威權體制的本質。
黨外失敗的原因，一是中壢事件和黨外在議會的激進批判，激起政權保守勢力抬頭；
二是在黨外激進派與政權保守派欠缺溝通媒介而嚴重對立，而黨外亦錯估形勢，執意以激
89 1978 年立委與國代增額選舉黨外參選人士除了黃信介、康寧祥、黃順興、張春男、黃天福之外，另有大 學教師陳鼓應，作家王拓、楊青矗，律師張德銘、姚嘉文，女權運動家呂秀蓮，記者陳婉真及黃煌雄等 人參選。
90 助選團由黃信介與余登發擔任總聯絡人，施明德擔任總幹事、陳菊為秘書，儼然具備政黨雛形，街頭文 宣選戰空前熱烈。
91 1979 年余登發預定在 2 月 1 日以「生日晚會」為由，在高雄縣橋頭鄉舉辦大型餐會，政府當局事先在 1 月21 日即以「涉嫌叛亂」逮捕余登發父子，施明德與許信良等黨外人士認為這已是攻擊行為，若不採取 適當反應，黨外將面臨絕境，1 月 22 日黨外人士率領群眾走上橋頭鄉街頭，這是黨外進行首次有組織、
有目的的抗議性示威活動（陳儀深，2004a：10）。
92 《八十年代》月刊是康寧祥所創辦，立場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溫和路線。《美麗島》雜誌發行人是黃信介，
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擔任副社長，張俊宏擔任總編輯，施明德為總經理，姚嘉文則為基金會 主任委員；組織架構分為社務部、編輯部與經理部三個部門（陳儀深，2004a：12）。
進群眾路線試圖完成即刻的民主突破(吳乃德，2000：71-72)。美麗島事件後黨外菁英幾乎 一夕瓦解，但從歷史發展來看，美麗島挑戰威權體制，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開 放黨禁與批判省籍不平等等訴求，乃是反對運動的持續目標，亦為臺灣民主化與體制改革 的基本方向。其後，美麗島事件審判及林義雄宅血案(1980)，引起美國政府與國際人權組 織的關注，國民黨政權的壓力倍增，使反對運動的危機成為轉機，次年12 月恢復中央民代 增額補選，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周清玉、黃天福、許榮淑、方素敏等分別當選國代與立委，
辯護律師團於1981 年投入選舉，尤清當選監察委員，謝長廷、陳水扁與蘇貞昌分別當選台 北市議員與省議員。
對美麗島人士嚴厲鎮壓，反而使美麗島事件成為反對運動的正當性來源，黨外加入新 菁英分子，重新出發朝向組織化發展，並修正反對行動策略，交叉使用議會路線與街頭路 線，為避免美麗島事件之覆轍，以議會路線為主。1981 年地方選舉前成立「黨外推薦團」
推薦候選人參選，獲得20％以上的選票，1983 年成立「黨外中央後援會」、「黨外編輯作家 聯誼會」，後援會提出共同政見，1984 年黨外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在次年底 縣市長與省議員選舉中，組成「黨外競選後援會」正式推薦黨外候選人參選，組織較過去 完備，在各項選舉得票率已近三成 93，1986 年初「公政會」開始籌組地方分會，有系統的 進行組織訓練工作，已類似正式的政黨運作。
江南事件(1984 年)、十信與國信事件(1985 年)的爆發，顯現黨國威權體制已是威信大 減，行政體系的公權力不彰，快速的經濟發展亦產生社會問題、犧牲生態環境與資源分配 不公，導致弱勢團體自力救濟事件與群眾抗議風潮湧現。各種自主性社團與社會運動興起 之際，黨外較激進的新生代如「編聯會」與後續的《新潮流》雜誌，認為議會改革路線，
根本無法突破現狀，且萬年國會體制不變之下，黨外實力與反對運動根本無法成長，他們 主張以更激進的臺獨理念與組織動員，以群眾運動的策略徹底改變國家體制。黨外在臺灣 政治自由化的關鍵時刻前後，大量投入群眾抗議的議題 (吳介民，1989：35)，使政治反對 運動與社會運動合流，動員群眾以挑戰威權體制。
根本無法突破現狀，且萬年國會體制不變之下，黨外實力與反對運動根本無法成長，他們 主張以更激進的臺獨理念與組織動員，以群眾運動的策略徹底改變國家體制。黨外在臺灣 政治自由化的關鍵時刻前後，大量投入群眾抗議的議題 (吳介民，1989：35)，使政治反對 運動與社會運動合流，動員群眾以挑戰威權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