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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會議與少數政府困境的種因

第四章 九七修憲爭議與少數政府的體制根源

第一節 國家發展會議與少數政府困境的種因

壹、九七修憲背景與國家發展會議的召開

1993 年底縣市長選舉,轉型中的臺灣政治生態再次轉變,剛成立的「新黨」正式參選,

155 依 Linz and Stepan(1996:7)的觀點,必須要有五個相互關聯、彼此促進的條件同時存在或被創造出來,

一個民主政體才能得到鞏固,第一、必須存在一個自由且活躍的公民社會可以發展的條件,第二、必須 存在一個相對自主並受尊重的政治社會,第三、必須有法律可確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權利和獨立的社團生 活,第四、必須存在一個有效的國家官僚體系,可供新的民主政府運用,第五、必須存在一個制度化的 經濟社會。

形成三黨競爭的局面。國民黨分裂、新黨成立,原因在新黨人士認為李登輝的國家定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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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以攸關政權的立法委員選舉為例,1989 和 1992 年兩次立委選舉中,當選的國民黨立委具有地方派系背 景的分別佔58.9%和 64.8%(王振寰、錢永祥,1995:40)。

157 1993 年之後李登輝即不忌諱公開表達「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為外來政權」、「臺灣優先」,以臺灣意 識強化「生命共同體」的本土認同感,欲建立新的國家體制與認同。為突破現有體制的限制並擴張總統 權力,李登輝常在體制外另設行動機構,例如以「國是會議」突破黨國體制中反改革的保守勢力,跳過 行政院,在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掌握大陸政策,在文建會之外成立「文化總會」推動臺灣 鄉土文化建設(王振寰、錢永祥,1995:26;郭正亮,1996a:226)。為了推動第四次修憲,則仿照召開 國是會議的模式,1996 年 10 月與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會談後,即決定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運用體制外 的機構與行動,一再成為歷任總統跳脫既有體制限制的慣用策略。

1993 年底縣市長選舉,李登輝以黨主席之尊巡迴全省輔選,雖聲勢盛大,選舉結果卻 顯示「主席牌」效果有限,國民黨得票率首次跌破五成,以47.47%勉強維持 15 席縣市長,

而民進黨得票率升高至41.03%,雖僅獲 6 席,不過雙方得票差距不到 7%,兩黨對決的形 勢已成。民進黨得票率持續升高,在1997 年縣市長選舉(如表 4-2),國民黨在民進黨「地 方包圍中央」策略下,淪為地方的在野黨(吳文程,1996:316)。

表4-2 國、民兩黨歷年來縣市長選舉得票率、席次率(1993年~2009年) 年 度 1993年 1997年 2001年 2005年 2009年 得票率 47.47% 42.12% 35.06% 50.96% 47.88%

國民黨 席次(率) 15 (65%) 8 (35%) 9 (39%) 14 (61%) 12 (71%) 得票率 41.03% 43.32% 45.27% 41.95% 45.32%

民進黨 席次(率) 6 (26%) 12 (52%) 9 (39%) 6 (26%) 4 (24%)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3),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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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市長選舉與國民黨中生代的權力競逐

1993 年 2 月李登輝提名連戰為行政院長,同年 8 月國民黨十四全會,連戰成為四位副 主席之一,顯然李登輝已決定培植連戰為接班人;相對的,宋楚瑜因國民黨二屆立委選舉 結果不佳,請辭黨秘書長,李登輝徵詢連戰意見後,基於省籍平衡的考量,循提攜連戰的 模式,安排宋楚瑜接掌省政府主席,有助於弭平因郝柏村下台的省籍衝擊,這是宋楚瑜參 與省長選舉的起因。原先李登輝考量的人選之一吳伯雄,一開始便錯失現任省主席的優勢,

最後喪失參選機會,這個決策讓國民黨中生代對宋楚瑜敗選仍高升,私下怨懟四起,種下 宋楚瑜四面樹敵的隱憂(鄒景雯採訪,2001:100)。

1994 年的省市長選舉是地方自治層次最高的選舉,尤其省長選區佔整個臺灣地理區域 90%以上,當選後的民意基礎與行政資源,將直接威脅到非民選的行政院長。省長選舉被 各黨視為1996 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省長當選者將成為同黨總統候選人最大的競選樁腳,

不過所謂的「葉爾辛效應」,選前已在政壇流竄,省長的雄厚民意基礎對總統權位將是最大 的隱憂,即便是總統大選中超級轎夫的影響力,也是功高震主,這種結構性問題可說已經 種下國發會凍省決議的潛在因子。省長選舉中,國民黨宋楚瑜以在任優勢獲得56.22%選票 成為首任民選省長,民進黨陳定南得票率38.72%、新黨朱高正得票率僅 4.31%。臺北市長

則競爭激烈,候選人將選戰提升至國家認同層次,「金馬裁軍論」、「李登輝有台獨時間表」、 即可能掌控立法院。依 Rae(1967)的政黨制度標準,國、民二黨席次率各為 51.8%及 32.9

%,二大黨席次率總和未超過 90%,我國實質上已是多黨制體系。若計算有效政黨數目 (Lijphart,1999:66-67),當時有效政黨已達2.54 個,新黨席次率 12.8%,超過 Sartori(1976,

122-123)指出在議會擁有超過 5%到 10%席次的「阻擾點」(cut-off point),所具有的「聯合 內閣潛力」或「政治勒索潛力」(blackmail potential),使新黨成為第三屆立法院的「關鍵少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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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立法院第二屆立委總席次 161 席,第三屆總席次 164 席,第四屆及第五屆總 席次均為225 席。

2.新黨於 1994 年成立,親民黨及台灣團結聯盟(台聯)均於 2001 年成立。

(二)立法院三黨實質不過半的競合

面對立法院三黨實質不過半的結構,可預見三黨之間合縱連橫的複雜形勢。以意識形 態而言,國家認同是三黨主要差異,民進黨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新黨強烈反獨、主張兩岸 統一,國民黨非主流派立場與新黨較接近。國民黨主流派立場在民、新兩黨中間,表面上 仍宣稱國統綱領的目標,實則強調國家主權與臺灣意識,與民進黨較接近。在國家認同的 相關議題上,民、新兩黨存在較高的衝突,而國民黨似乎與民、新兩黨都有合作機會(游清 鑫,1996a:199),但在現實利益或無關國家認同的政策上,國民黨的多數地位仍是民、新 兩黨的共同對手,民、新兩黨有合作空間。實質不過半的局勢,使李登輝與國民黨,在閣 揆任命與立法院長改選中,發生空前的窘境。

針對三黨實質不過半的情勢,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認為台灣是危機社會,外有中共的文 攻武嚇,內有黑金政治與族群衝突等問題,已經不是單一政黨可以解決,力倡政黨「大和 解」158,聯合新黨並策動部分國民黨原住民立委,推動「二月政改」、籌組「大聯合政府」。 三黨實質不過半,就有組成聯合內閣的空間,立法院也成為政權爭奪的戰場,憲政地位與 影響力大增,更凸顯憲法混合制中內閣制的色彩。在野聯盟推動「二月政改」的真正目標,

是透過對閣揆任命的同意權,組成聯合內閣、分享政權,必然威脅總統的提名權,甚至迫 使國民黨交出政權(楊世雄,1998:13)。「二月政改」首役是2 月 1 日立法院長的改選,在 野勢力共推施明德,與國民黨劉松籓競爭,第一回合雙方各得80 票打成平手,到第二回合 投票,國民黨才以一票險勝。接著是關乎政權保衛戰的閣揆同意權的行使,立法院在野聯 盟聯手對抗國民黨李登輝總統的提名權,顯現半總統制運作的最大爭議-組閣權歸屬問題 (吳玉山,2001a:167;林佳龍,2001:330)。

(三)府會爭奪組閣權與國民黨政權危機

不僅是在野聯盟爭奪政權的威脅,形式上的脆弱多數,也讓國民黨立委藉機爭取對內 閣人事與政策的影響力,只要有一、二位黨籍立委杯葛或跑票,就能讓局勢逆轉。1996 年 元月行政院長連戰在新任立委就職前提出總辭,即有30 餘名國民黨立委連署,要求提名新 任行政院長時,一併將各部會首長人選與立法院協商,元月29 日在黨團強烈要求下,中央 政策會一度通過立法院黨團內規,列入「閣揆人選諮商權」與「閣員撤換權」,國民黨黨團

158 施明德認為當時台灣社會面臨危機,外有中共的文攻武嚇,內有黑金政治與族群衝突等問題,已經不是 單一政黨可以解決,而且族群問題一再在選戰中被掀起,因此提出「大和解」主張,認為社會上必須展 現大包容、大寬容,唯有如此,方能共同面對中共的威脅。而「大和解時代」的主張,在政治上必須要 有「大聯合政府」,結束政治資源由一黨壟斷的時代,讓所有主要的政治力量都能參與國家政治資源的 分享。作為最大反對黨主席,他主張台灣「政治大聯合,社會大和解」。資料取自《中央日報網路報》,

「兩岸/施:台灣共識無法取代九二共識」,2012 年 3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cdnews.com.tw 。

顯然企圖擴張閣揆同意權,對內閣人事擁有更積極的事前諮商權,甚至對閣員任用的決定 權(倪炎元,1996:169)。不過,黨中央並未同意,李登輝在當日即臨時宣布提名連戰續任 行政院長,並未事前諮商,引起部分黨籍立委不滿,憤而離席並揚言可能跑票(聯合報,1996 年1 月 30 日),連戰只有一一拜會黨籍立委尋求支持,特別是爭取原住民立委 159、無黨籍 立委的支持。2 月 23 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權,連戰獲得 84 張同意票、77 張不同意票,以過 半多一票成為歷任支持率最低的行政院長。

在重大政策上國民黨亦首度面臨困境,以「核四興建案」為例,5 月 24 日在野聯盟聯 手反對,並策動不少國民黨立委反對或棄權,以76 比 42 懸殊比數,通過廢止核四興建,

隨後在野聯盟強力杯葛,行政院覆議案仍未能在該會期排入議程。總預算案亦遭在野聯盟 聯手大刪或凍結,國民黨企圖在院會翻案,雙方僵持,在五月底法定期限前仍未完成審議,

顯見行政院強勢主導政策的時代已結束(周育仁、劉宗華,1996:9)。

1996 年 5 月 16 日,已當選副總統的行政院長連戰基於尊重新任總統就職,再度提出 總辭。新任總統就職,行政院長是否有必要提出總辭?事實上大法官釋字387 號解釋文已 宣告,行政院長乃向立法院負責,而非向總統負責,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原理,行政 院長應在立委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總辭,除非連內閣有重大政策失敗,或連戰以副總 統不宜兼任閣揆為由,如此提出總辭較合乎我國憲政精神。不過,李登輝總統既未重新提 名新任閣揆,也非退回辭呈,而是批示:「著無庸議」,引發了總統是否有權慰留行政院長、

1996 年 5 月 16 日,已當選副總統的行政院長連戰基於尊重新任總統就職,再度提出 總辭。新任總統就職,行政院長是否有必要提出總辭?事實上大法官釋字387 號解釋文已 宣告,行政院長乃向立法院負責,而非向總統負責,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原理,行政 院長應在立委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總辭,除非連內閣有重大政策失敗,或連戰以副總 統不宜兼任閣揆為由,如此提出總辭較合乎我國憲政精神。不過,李登輝總統既未重新提 名新任閣揆,也非退回辭呈,而是批示:「著無庸議」,引發了總統是否有權慰留行政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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