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紀錄片《無米樂》中，樂天知命、敬天隨緣的崑濱伯與2006 年勇奪台灣米 冠軍的崑濱伯是同一個人嗎？是的，我們只有一個崑濱伯，然而，他的身上同時 展現了稻作文化中農民對土地的親近與依戀，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農業投入 與產出的盤算。台南後壁種稻、賣資材的崑濱伯，嘉義新港種洋桔梗的傑出農民 立志，南投鹿谷種茶、包工的小舅英茂…他們都是農民，他們也都與一般認知的 農民有那麼一點出入。

走訪台灣農村的觀察，我們意識到一個相當普遍卻少被討論的事實，那就是

「農民」的差異度很高。差異度高不單是從事農作的種類，更為突出的是農民在 生產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農民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但是由於台灣在清治 時期，就擺脫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展出高度商品化的農業生產，因此，考察 台灣農民的差異的核心，除了勞動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之外，還必須探究生產者與 市場互動的結果，其結果反應了農民屬性的差異，成了農民分化（peasant differentiation）的基底。

資本主義潮流之下，生產力的提昇、生產關係的改變、市場機制的活絡以及 國家政策的主導，共同構築了農民分化的道路。這條路，是隨同資本主義整體擴 張、社會分化朝向資產階級與勞動工人的兩極邁進，或者農民社群因勢利導，開 展出特異的台灣農民分化的特殊經驗。台灣農民分化隱然已成，但是分化的過 程、動態、機制和結果未揭，此議題值得深入探究。

總體的農業統計資料，反應巨觀的變動，從農業人口、農場規模及農作物種 類看來：就農業人口而言，農民日益減少。1952 年迄 2005 年農業就業人口占總 就業人口的比例，由56.1%，劇減為 5.9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a；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2008b）。而行政院主計處每五年進行一次的農林漁牧業普查，2002 年的報告顯示（行政院主計處 2002）：1957、1960、1970、1980、1990 及 2000 年，專業農戶所佔百分比依序為 39.85、47.61、30.24、8.95、13.1 及 17.95，專

業農戶由近四成至五成，降至不到一成，再回升至一成八。從平均每一農戶的耕 地面積來看，分別為1.12、0.91、0.83、0.79、0.77、0.79 公頃，平均每戶耕地面 積銳減 34%。而農牧場場數則為 235、667、1,271、834、773、605 家，農牧場 家數於1970 年達到高峰，逐步萎縮。雖然農業人口變少、平均耕地面積縮小、

農牧場場數變少，然而農作物品項、農業產值卻逐年增多。

農作物的種類、產品，由戰後初期1953 年間以稻作（61%）、蔗作（15%）

外銷為重，逐漸轉變內需為主的多樣化生產。稻作產值比重逐年下滑，1988 年 果品（27.7%）首度超越稻作（27.0%），1998 年為蔬菜（21.7%）超越稻作（21.4%）， 原本不在農作物統計之列的花卉自1979 年起納入正式統計。從農作物產值的變

地、資財、技術）的排斥性很強，農家不可能同時兼顧果品、蔬菜、稻米。農作 物的分殊化足以造成生產關係的改變，進而形成農民分化。若再考量個別農作物 從生產到消費之間所結合的勞動形態、市場關係，顯然，農民分化的生產條件已 然具備。

此外，從資本主義發展理論看來，馬克思認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在於資 本的原始積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小農破產，農村土地兼併形成大農場、農 村人口移出作為產業勞動力，從而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小農破產是原始積累的 前提。這個一般化的理論，卻不曾在台灣發生。土地改革所造成數量龐大的小農 並未消失在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反而在農業金融、土地限制移轉及長期 的保價政策下維持住一定比例的小農社群，並且透過農業改良、農事訓練、共同 運銷改變了小農的結構。

戰後迄今不過六十餘年，台灣農業生產結構呈現劇烈的變化，1980-2005 年 台灣農業結構轉型的主要階段──由國家資本主義計畫導向轉向為新自由主義 之下市場導向的生產¹。為了理解內外部因素對農民的影響，因此必需就歷史進 程加以分析。一來「農業自由化」為國際性的結構轉變，² 台灣作為開發中國家，

農業生產與國內市場益發的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擴張之中；二來，此階段的農民研 究或農業研究較為欠缺整體性的理解，期待本研究有助於增益農民研究的內涵。

此一階段，無法絕對的劃分，國家在此階段，由於政策導向不同，其政策手 段有其明顯的差異，將以具體事件加以說明。從台灣稻米政策的矛盾、開放美國 農產品、農業結構調整以及加入WTO 的過程等四個主要事件，論述此過程不同 主體的行動，解析結構調整如何影響農民分化，以探究農民分化的機制、方向與

1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指一種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去管制、去國家化的市場經 濟行為，並且極大化的追求和擴張未經管制的市場和貿易型態。透過全球化的國際經貿流通，

跨國公司在此獲取最大利益，而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IMF）

則為助長新自由主義世界性擴張的國際組織。

2 農業自由化指農業貿易去管制化、降低關稅的經濟模式。此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擴張的產物，

最為具體的進程為1993 年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WTO 前身）烏拉圭回合談判擬具的＜農 業協定＞。農業自由化有其連續性的步驟，以台灣的經驗而言，通常先以談判開放個別品項的 市場，再透過加入WTO 的過程，簽訂＜農業協定＞規範性要求非關稅措施關稅化、降低關稅、

全面開放市場。農業自由化的影響往往不僅在經濟層面，更多的影響發生在社會層面，由於農 業生產關係涉及地區經濟就業市場，隨著農業自由化而來的，往往是農村的高失業率、農業生 產全面商品化以及農村破產。因此農業自由化進程受到許多的質疑，WTO 新一回合杜哈談判 受阻，即為明證。

動態歷程；再以台灣的經驗與一般理論對話，指出台灣小農生產結構的特殊性與 社會意義。

1.1.1 農民同質性？

農民分化的概念挑戰農民同質性的假設；過去，農民研究視農民社群同質性 理由有三：一、社會階層理論因其探討整體社會結構的視野，通常視農民為相對 其他階級的同質團體。二、發展理論二元對立，經濟發展的策略使然，發展初期 通常擴大農業投入，以擴大農業積累，壯大經濟體之後才發展工業。在這些理路 的二元假設下，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形成此消彼長，相互對立的二元體系，

農民被視為屬於一級產業的群體，忽略了農業生產的多元組合與複雜度。三、社 會文化轉型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農民通常被視為傳統鄉村遺緒，意味著落後、過 去的一方，忽略了農民本身豐富的文化承載，以及農民在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的 細微變化。

社會階層研究中假設農民為單一階級的原因其來有自。由於農民所擁有的生 產資源（土地農有農用的規範）開放性低，移轉不易，形成階層流動（尤指流入）

的障礙，農民自然形成一個獨特的社會類屬。社會學功能論的視角，傾向以現代 性的眼光分析當代社會的轉變，農民被視為前現代社會的具體象徵，自然變成階 層理論研究中社會階層流動源頭，而被視為一個基本、同質的團體。

當社會階層理論以結構功能論的觀點，類型化各個社會階層，不管是探討階 級之間權力的運作與衝突、或者研究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甚或探討不同階層之 中職業的聲望，其主要的研究基礎都在於階層分類。「類型化」的過程中，倘若 未能深入探究個別群體的內部差異，往往簡化了階層類型，或者，過度簡化了社 會階層印象。如Blau & Duncan 著名的地位取得模式研究，將職業類別轉化為垂 直的社會分層，並將類型化的社會階層直接扣連社會地位、社會聲望，而形成了 一種強固具有上下位階的社會階層類型。蔡淑玲等（1986）及許嘉猷（1992）針 對台灣農民階層的研究，將台灣社會階層轉變的主要成因，不約而同視為農民階 層的「向上」流動，顯示地位取得模式制約了研究者對農民階層的想像。社會階 層的研究中，將農民視為同質的單一階級，以區別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 級。然而，台灣農民在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影響下，農民即使維持小農生

產形態，他們還是同質的單一階級嗎？他們的生產關係起了什麼變化，值得探討。

將農民視為同質性的第二個緣故，出於發展理論的二元對立。Lewis （1988）

所提的二元經濟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常由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組成，前 者為自給自足的農業及簡單、零星的小商品生產。在此勞動生產率低，邊際勞動 生產率接近於零，甚至低於零，因此存在著大量的隱藏性失業，為一種「維持生 計」的行業。後者則採用較先進的技術，諸如建築業、工業、礦業、現代的商業 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準也高於傳統部門，現代部門的特色為「使 用再生產性資本」以謀取利潤的資本主義產業。因此，發展研究中觸及農民、農 村的部分常探討農工部門資源轉移，表現在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以及農業部 門剩餘（surplus）受到工商部門的剝削。農工部門之間的剩餘轉移（surplus transfer）

的研究焦點，直接置於「農業」「工業」部門之間不對等的交換。這層認識形成 了分析上的農工二元對立，大都強調發展（李登輝 1980；張漢裕 1974；謝森中 等 1961），³ 或是強調剩餘資源的奪取（陳玉璽 1992；劉進慶 1995）。⁴ 忽視

的研究焦點，直接置於「農業」「工業」部門之間不對等的交換。這層認識形成 了分析上的農工二元對立，大都強調發展（李登輝 1980；張漢裕 1974；謝森中 等 1961），³ 或是強調剩餘資源的奪取（陳玉璽 1992；劉進慶 1995）。⁴ 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