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中的農民分化

相較於Chayanov 學派強調家庭農場的穩固性，馬克思學派則認為小農必然 分化。馬克思（2001[1852]）以其巨觀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邏輯，為農民下了 斷語：「農民是一袋馬鈴薯。」¹⁴ 他提到：「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 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因 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 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

（馬克思 2004[1867]）」（黑體為筆者所標）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 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解體中產生，由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生產資 料：土地、勞動力共同構築了生產資料交換的自由市場，資本所有者得以運用貨 幣透過市場交換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展開資本積累的進程。而脫離了土地的勞動 者，唯一可供交換的商品就是自身的勞動力，當人們只能販賣自身勞動力，成為 工人，就成為生產關係中被剝削的對象。馬克思的論述從15 世紀後期到 16 世紀 羊吃人的圈地悲劇，17 世紀中期自耕農被消滅，18-19 世紀工業革命初期英國的 租地大農場，將近400 年的時間國家機制與市場機制合謀「掠奪教會地產，欺騙 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 克蘭（氏族）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馬克思 2004[1867]）」。農民欲振乏力，

14馬克思對於農民的分析，其觀察對象為 19 世紀的西歐社會。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一書論及：「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 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 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 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 同關係，形成全國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 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 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 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 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馬克思 2001[1852]：105）」

終至遠離土地、生產工具，轉身為工業生產線上的無產勞工。 認為農民最終在資本主義的擴張中，勢必走向兩極分化；Chayanov 則提出勞動 消費均衡理論，認定家庭農場形式適合存在於任何社會生產模式。這場以俄國發 展經驗中「農民生產模式穩定與否」為核心議題大辯論（Marxist／Chayanovian debate）中，其論爭的根本差異在於資本主義化是否足以主導一切社會組織。列 寧支持馬克思歷史唯物的一般化原則，認定經濟結構、生產方式決定了農民分 化，而Chayanov 則以試圖建立起農民經濟的理論體系，¹⁷ 發展其基本範疇與邏

15 列寧認為組織生產當然也是掠奪，但已不是掠奪產品（農業小商品生產的產物），而是掠奪工 人，直接掠奪剩餘勞動。（Lennin 1984:91）

16 同為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近四十年俄國各省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調查資料。值得一提的是，

17 Chayanov 農民研究理論稱為社會農學，其理論與政治經濟學最大差異，在其視角並不拘泥於 經濟、不只著眼於生產關係、農業資源、國家政策此類外顯於農民社會的概念，而是進一步的 探究足以說明、解釋、反應農民社會的核心概念。那麼，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亦為社會農 學思考與探問的重點。

輯。換句話說，列寧與Chayanov 對農民的理解各有偏重，列寧試圖說明資本主 義發展中的農民分化，而Chayanov 著眼於家庭農場的自我調節（自我剝削與家 庭生命週期）以適應社會變遷。¹⁸

Chayanov 從研究俄國家庭農場模式內部的調節機制與反應，呈現了農民主 體性的積極度，推論出農民自我剝削及家庭勞動消費均衡原則；他以俄國社會經 濟脈絡下農民農場經營形態，挑戰當時資本義發展一般理論對於農民的分析。

Chayanov 與馬克思主義者大辯論的重要意義，並非穩固的家庭農場農民與資本 主義兩極分化的簡單類比，而是根植當時俄國農場公社的社會基礎，農民農場的 運作形態，以及以農民為主體的細緻研究所展現的意義。

Chayanov 的主張在 1970 年的西方鄉村社會研究學界得到闡揚（Shanin 1982；

Shanin 1987）。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小農穩固存在的事實，論者深入論證小農經濟 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差異。例如，Scott（2001[1976]）探討小農的抵抗形 式及其意識形態，將其研究導入小農社會文化的理解，這是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也是對Chayanov 理論觀點的肯定評價。

不過，Patnaik（1999）提出批評，他認為家庭農場並非如 Chayanov 主張的，

都有較高的生產效率，況且根據小農單位面積產量大於農場的事實來論證家庭農 場的生產效率，出現二個問題：一來現代化商品化生產的效率遠高於20 世紀初 期；二來小塊農地持有者自我剝削以提高產出，不應被視為常態。

為了具體論述小農的生產關係，Patnaik 提出三個標準來判斷農民分化：1.

資源，或稱所擁有的生產資料；2.勞動力使用的性質（雇人、自我雇傭或受僱）；

3.創造比維生所需更多的生產價值，也就是說「產生剩餘」。其中，雇傭關係是 最主要的判準。

不過，另一派學者則認為生產剩餘才是最主要的判準。Athreya 等人（1987）

的研究，足以做為市場經濟商品經濟中分析農民分化進一步討論與參照的基礎。

18Chayanov 從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農民家庭的生產資料中建立起家庭生命週期的模型，他 認為家庭耕地面積隨著家庭規模擴大而擴大、庭庭勞動投入則與消費成正比，由於家庭生命週 期的差異，將導致農民農場耕地面積、產量、及收入的差別。（Chayanov 1996[1925]:20-40）

此一概念，開日後人口研究、家戶經濟研究的先河。

Athreya 等人（1987）曾提出定義農業階級應扣連農業勞動市場、顧及家庭和農 場的再生產、表現生產的實質形式、反應初級和次級的剝削關係以及考量文化和 意識形態。簡單說來，初級剝削指工資與勞動和自我剝削；次級剝削指土地的租 金，盤剝，以及商業剝削。Athreya 等人以資本支出項目，衡量初級和次級的剝 削關係。他們認為資本支出項目包含：關於資本可計算項目分為直接費用，如購 入現金、自給耕種費用；以及間接費用，如利息、農具費、水費、地租以及農業 稅捐等。

為了細緻建構農民分化的判準，Athreya 等人從列寧的農民類型定義中再進 一步探究各個判準的解釋效力，他們指出七個判準（criteria）：1.面積；2.租佃關 係；3.與勞動市場的關係；4.農場與家的再生產；5.生產過程的勞動參與；6.文化 和意識形態以及7.初級和次級的剝削關係。（Athreya et al. 1987:155-163）其中最 值得注意的為：「初級和次級的剝削關係（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 of Exploitation）」。初級的剝削關係指的是來自於生產過程的勞動，區分為「勞動參 與」以及「有無剝削」。就印度而言，此種勞動形式或許為自有勞動、交換而來 的勞動或是受雇（散工、契約工和長工）。當剩餘來自於勞動，首要條件為耕作

（不管土地是自有或佃租），但是，在此過程不見得會產生盈餘。因為次級剝削 或許凌駕初級剝削。次級剝削的影響有可能大到將初級剝削而來的剩餘全部奪 取。準此，Athreya 等人提出了第一個標準「勞動參與」（根據耕作所取得的盈餘 及勞動）。同時，有了第二個標準「有無剝削」，即農業經營除農場與農家自身再 生產外，若無剩餘，則表示農家的經營僅僅作為農場與農家再生產需要，即使雇 傭勞動也未產生剝削。次級剝削關係則有四個主要形式：租賃關係、高利貸、商 業剝削及經由各種價格系統的剩餘重分配（redistrbution of surplus）。經由各種價 格系統的剩餘重分配，指的是生產者和交換者在市場上交換商品。當生產資料與 生活資料在同一個市場上交換之際，不同部門的商品價格會決定了足以換取的商 品數量。由於工業商品不等價，使得農產品在市場的價格，整體而言低於生活產 品，從而影響了農民取得生活資料的能力。

Athreya 等人研究印度農民類型時選擇「以剩餘判定階級（A surplus criterion

of class）」，¹⁹ 他們認為「以勞動參與判定階級（The participation criterion）」²⁰ 無 法反應商品化農業生產關係中的次級剝削（土地租金、交易盤剝、金融利息等）。

就實證資料所進行的分類判準，採納Athreya 等人的論點，主要判準為「農業生 產剩餘」，次要判準為「雇傭勞動的形式與數量」。台灣農民分化的實證研究設計 呈現在第三章，研究結果呈現在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