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徑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農民分化，研究期程為台 灣農業結構轉型階段，此一階段無法明確、截然的劃分，大抵是1980 年代台灣 對外開放大宗穀物市場迄今，若依農業政策核心可以界定為 1982-1991 年間的

5 中央研究院張光直教授發起著名的「台灣省濁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 簡稱：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畫。於1972 年 7 月起，針對濁水溪流域的原住民部落、漢人村落 進行全面的社會人文研究，包括全區通盤性的調查，著重歷史變遷的研究，並擇定平原村落、

埔里盆地及等定宗族進行村落歷史、農業變遷、族群關係、社會適應及家族變遷史等研究。

6 較為突出的研究：黃應貴（1992）的研究，指出農業機械化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並持續研 究信義鄉東埔村鑲嵌入資本主義的歷程。柯志明與翁仕杰（1993）以雇傭形式與資本集中的程 度，交叉區辨出各種農民分化類型，為台灣農民分化研究先河。

「農業結構調整」期，以及1992-2005 的「農業自由化」階段，1980 年代之前 台灣的農業生產以國家計畫、國家控制為原則；1980 年代之後則明顯的受到市 場的影響，形成國家計畫與市場的矛盾，從而國際農貿結構與台灣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的趨力，根本的改變了國家農業職能。

戰後台灣發展歷史經驗顯示，小農社群頑強的存在著，這一點反應出家庭農 場的頑強以及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中，小農 並未解體。因此，我們好奇「小農社群」實存面貌為何？哪些發展經驗形成了 此種特殊性？形成此種相對特殊性的關鍵事件與行動主體？透過經驗事實的理 解，進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及農民分化的歷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對話。

農民分化是農民生產關係的分化，而非外部的社會分化。分化的判別有三：

它在生產當中的地位不同、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在勞動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而分化的背景結構則為整體社會政經環境，農民主體如何因應外部條件的變化而 產生不同的生產關係。農民分化的探討是針對整體社會政經環境與外部因素的探 究，並將研究擴展至台灣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以農業自由化之後為本研究的 起點，同時透過主要事件，探討台灣農業整體局勢的變化，分析不同行動主體的 介入，如何形成農民分化機制從而影響農民分化。

細言之，農業結構調整所形成的農業發展環境，是如何受到外部原因，如國 際局勢、國家或市場的影響？而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整體情勢下，農民如何因應社 會經濟的外部變化，因應的結果是否造成農民社群內部分化，進而形成新的農民 階級形態。農業發展環境如同一畝田，它滋養、卻也限定了農民耕耘的方式。一 畝田終究是客體，農民主體的耕耘，才是它開花結果的原因，農業發展環境所形 成的界線處境（limit structure）當然也造成主體選擇的界限。

1.2.1 農業結構轉型階段

農民屬性的轉變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社會環境中的自主演化，其分化的基礎 是根植於社會發展脈絡，也是農民主體與外部的社會發展現實相連動的社會過 程。Shanin（1982）指出農民研究必須深入農民所處社會背景、看清其歷史脈絡

（頁408-410）。同樣的，研究台灣農民的分化勢必先探討台灣農業生產結構，以

及此結構的政治經濟背景，進而探究其影響的機制，以及農民分化的結果。戰後 台灣農業生產，以其政策核心的差異，可以分為五個時期，即1945-1952 年之間 的「恢復生產、土地改革」期、1953-1968 年間的「農業擴張、以農養工」期、

1969-1981 年間的「保價收購、提高所得」期、1982-1991 年間的「農業結構調 整」期，以及1992-2005 的「農業自由化」階段。

台灣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生產結構的基礎，1960 年代前後，台灣農產品增 產、勞動力外移、累積國家資本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然而，長期以農養工及工農 產品不等價交換，致使台灣農民所得低於一般國民所得，1970 年代中葉農業政 策轉向提高生產，再以保價收購提高農民所得。不過，糧食增產與保價收購，卻 又形成國家財政負擔，加上美國為主的農產出口國在世界市場的擴張，台灣被迫 開放市場，停止糧食外銷。為了因應這個變化，台灣內部進行農業結構調整，農 業政策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小農經營受到內外因素的衝擊，中美貿易談判 的壓力迫使台灣開放農產品市場，而小農的經營規模無法擴大、產銷體制不盡合 理，使得台灣農業面臨結構性調整的壓力。

前一階段中美貿易談判打開台灣農產品市場，加上台灣為加入GATT／WTO 預做準備，在一次次的談判中，大規模開放市場，同時規範性調整農業政策。此 時國家推展大規模的減產休耕、離農離牧，台灣農業經營進入前所未有的「規範 性」調整。

簡言之，由於土地改革，根本地改變了台灣農民生產結構，龐大的自耕農形 成的小農社群成為台灣農業生產的基礎，⁷ 國家控制的小農生產為 1980 年代前 台灣農業生產的主要模式。1980 年代後期之後，由於國際農業貿易的擴張以及 台灣內部農糧生產的矛盾，使得國家先以支持手段穩定農糧生產，同時逐步開放 農產市場以轉移經貿壓力。此兩階段的背景脈絡有其根本差異，⁸ 因此，本研究 聚焦於 1982-2005 年間的農業自由化的階段農民分化研究。這麼做的原因，為

7 研究者認定小農為台灣農業發展的基礎，乃是基於土地改革，及此後農地持有法令限制，限縮 土地兼併的機會，同時也抑制大型資本農業存在的空間。而台灣的農業金融及1990 年代農業 自由化以前的保價收購制度雖然保障了小農的生存，卻又限制小農擴大化的可能性。

8 前三階段是台灣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農業生長率正向擴張，雖然占國民生產毛額相對比重下 跌，但是生產總值成長。後兩階段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特殊規律，由於台灣進行農業結構調整，

大舉開放農產品進口，造成農業產值的絕對衰退，農業成長率負向衰退、生產指數下滑。

1990 年代農業轉為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導向之後，其資本化的擴張加劇，農業 資本化的生產形態日趨明顯，其所造成的農民社群分化迄今少有研究，希望此研 究或能增益台灣農業發展研究的整體性。因此，本論文的研究聚焦於1980 年代 以降，「稻作產業結構調整」、「開放美國農產品」、「農業結構調整」以及加入 WTO 過程「中美入會諮商談判」確定的農業開放進程共同奠定台灣農業自由化 階段，改變農民組織生產關係的結構。

1.2.2 農業結構轉型與農民分化

「台灣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意味著有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 所帶動的結構轉型，意味著某種力量的趨動造成農民的分化。因此，探討農民分 化之際，應該進入農業結構轉型關鍵事件中，研究每一事件背後的發展動態，動 態過程及動態運作的機制，以及當時的整體社會發展，國際局勢、國家角色、農 業政策、農民組織、市場機制不同行動主體，如何去帶動農民分化的發展。

長期以來農業、農鄉研究文獻，大抵以一種全觀的理解，忽略了關鍵事件中 不同行動主體相對的互動，以及互動過程農民的角色，因此，本研究藉著整體結 構中不同行動主體的動態分析，從變動不居的現實中，釐清台灣特定歷史脈絡中 的農民分化的趨勢。

過去的農鄉研究中，研究農業政策、研究農工部門勞動力轉移，各有其偏重。

不過，本研究則從農業生產結構切入，考察不同結構因素彼此間的連動、促進、

帶動了一個全面性的農村發展環境，從而影響了農民分化。這裡所指的結構因素 有六，一為「國際局勢」，這層影響由中美食米談判開始，至WTO 農業協定「規 範性」的農業政策結構，它以不同的面貌持續影響台灣經濟並擴及農業生產關 係。二為「國家機制」，如何創造不同部門的投入國家內部總體經濟的發展的制 度。三為「農政部門」，從糧食政策、農業零成長、農業結構調整、開放農產品 進口都根本的影響農業生產關係。四為「市場」，從國家控制糧食收購，台灣內 需食品消費的拓展，乃至於美國雜糧進口、水果及畜產進口，以及農產品全面開 放。五為「農民組織」，其所肩負生產資源整合、農業技術的拓展。六為「農民」

因應外在局勢的作為與自我轉化。結構因素組成兩組動態形式，其一為國際局 勢，透過國家為中介產生作用；其二為國家、農政部門與農民組織所形成的國家

規制與市場，對農民生產形態產生作用。這兩組動態共同形成農業生產的結構。

而國家實行再分配政策涉入農民所得與農業調整（agricultural adjustment），其政 策奏效的基本條件為國家內部的資源轉移，但是，當再分配政策面臨農業自由化 趨勢，其範疇擴展至國際農貿市場之際，國際局勢作為外部因素影響著國境內的 農業政策。如此一來，內外雙層次的再分配架構，共同對基層農民產生作用，這 是台灣農業自由化的框架與現實，也是農民分化的基本結構。

1.2.3 研究問題

在我們提出「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民分化」的關聯性問題之際，無可避免 的得選擇「某些方法」來回答問題。因而「方法論」的問題與其說是遙遠的哲學 命題，不如將它理解成研究者個人如何形成思考的脈絡與選擇研究方法的過程。

在我們提出「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民分化」的關聯性問題之際，無可避免 的得選擇「某些方法」來回答問題。因而「方法論」的問題與其說是遙遠的哲學 命題，不如將它理解成研究者個人如何形成思考的脈絡與選擇研究方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