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rmas（1975:1-3）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中，儘管國家干預經 濟意味著經濟不再是自主的，經濟調節和政治操縱的技術統治制度已
經取代任何可以明確規範的階級統治，階級矛盾隱而不見。但是他認 為階級衝突並未消失，社會的發展仍充滿各種危機。Marx 首先提出 了系統危機這一社會科學概念。社會科學中經常使用系統論的危機概 念。依這種系統論的觀點，當一個社會系統所提供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不足以維持該系統繼續存在時，危機便產生了。在這一意義上，危機 被看做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Habermas 批評這一概念並未考慮到 主體的因素，他認為危機不能與陷入危機者的觀點分開。系統並不被 看做是主體，只有主體才會陷入危機。只有當一個社會的成員體驗到 結構性的變化對該社會的持續存在至關重要，並已感受到威脅時，才 談的上是危機。只有當社會整合出現問題，規範失調，系統整合的擾 亂才會對其持續存在構成威脅。
Habermas（1975:4-6,18-21）認為社會科學必須從社會整合和系 統整合來處理這種危機的概念。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分別來自兩種不 同的理論傳統。社會整合涉及到有生命的主體在其中發生社會關係的 體制系統。社會系統在這裡被看做是用符號建構的生活世界。系統整 合是要論述自我調節系統的特定控制功能。其社會系統能夠通過控制 錯綜複雜、不斷變化的環境，來保持自己的界限和繼續存在。他認為 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都可能面臨不同的危機。
Habermas 的時代已經進入有組織的或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亦 即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涉及經濟的集中過程—國營企業、跨國 企業、商品、資本和勞動市場的建立。另一方面，當發生功能上的缺 陷時，國家就對市場進行干預。寡頭壟斷市場結構的擴大，意味著競 爭性資本主義的衰微。但是只要投資決策是按照企業利潤的原則來進 行，則仍是由市場控制的機制。依 Habermas 之意，必須是主體自覺 到，即主觀上涉入這個過程，才算是危機。系統論對危機的定義只注 意到客觀層面，即結構功能因素，而忽略了社會成員的認同部分。
Habermas 所謂的正當性問題是以系統論為架構，針對主觀條件而提 出的，即當一個社會缺乏普遍認同的基礎時，正是社會系統危機所 在。他提出了晚期資本主義可能出現的危機如下：
一、經濟系統危機
經濟系統的危機是指沒有生產必須數量的可消費的價值。經濟系 統要求投入勞動力和資本，產出則表現在可消費的價值上。先進資本 主義國家不只為生產提供一般條件，它也必須干預再生產過程本身，
它必須創造條件，改進資本的使用價值，控制資本主義生產的後果，
調整阻礙成長的不均衡性，調節總體經濟週期（Habermas,1975:45）。
依 Habermas（1975:51）的觀察，和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
實行干預主義的國家確實參與並掌控生產過程和確保生產的一般條 件，自身也成為價值法則的一個執行機構，但是政府的活動未必能有 效制止價值法則或市場法則的自發運轉，反而可能受其支配。政府的 功能代替市場的角色並未改變經濟過程的自發性，過份進行干預未必 能避免週期性失調，甚至可能加劇經濟危機，資本主義所引發的階級 鬥爭未必能減緩。
二、合理性危機
合理性危機是指行政系統沒有做出必須數量的合理決策。公共行 政方面合理性的缺乏意味著國家機器在現有的限制條件下，已不能得 心應手地控制經濟系統。而正當性的缺乏則意味著政府無法依靠行政 手段隨心所欲地維持和建立有效的規範結構。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 中，政治系統將它的勢力範圍擴展到經濟系統及社會文化系統。由於 國家參與了生產過程，試圖擔任總資本家的角色，而為了實施總資本 家的計劃，必須擴大國家制訂計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制止這種擴 大，因為它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國家機器在期望干預與避免
過度干預之間搖擺不定。先進資本主義陷入這種自相矛盾的危機即是 因為缺乏制定決策的合理性（Habermas,1975:63）。
三、正當性危機
正當性危機是指系統沒有提供必須數量的普遍動因。由於國家擔 負起取代市場的任務，危機趨勢自然從經濟系統轉移到行政管理系統
。假如政府對危機的處理失敗，其後果將引發正當性危機。正當性危 機是指行政決策需要有合法的權力，當這種正當性的基礎受到質疑時
，即產生危機。當國家機器失控，轉化為喪失正當性，產生正當性危 機時，也將產生認同危機。國家機器必須顧及資本家以及其他各階層 的利益，以避免群眾對國家的忠誠度降低，而使國家行政失去正當性
，造成人民對國家或政府失去信任與認同（Habermas,1975:46,69）。
四、動因危機
動因危機是指社會文化系統沒有足夠的產出來激發人們行動的 意義。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於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直接地依賴 於它以正當化的形式提供給政治系統的動因，間接地依賴於它提供給 教育和職業系統在實踐上的動因。由於社會文化系統不可能像經濟系 統一樣能安排自己的投入，所以不存在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投入危機。
社會文化系統產生的危機總是產出危機（Habermas,1975:48）。
依 Habermas 之意，在晚期資本主義中，雖然國家對市場進行干 預，但是只要投資決策是以企業利潤為首要考量原則，則仍是由市場 控制的機制。因此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在於它無法解決正當性 的問題。在晚期資本主義中，國家機器能夠提高生產率、能分配生產 所得，使經濟成長得到保障，但是這並不代表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都 受到重視。貧富差距的階級結構仍潛存著，這正是正當性缺乏的原
因。由於缺乏足夠的認同，且對正當性產生質疑，因此造成多數人對 社會整合不願投入，產生動因危機。
要解決上述的系統危機，Habermas（1975:89）提出只有溝通倫 理學才能確保合理規範的普遍性以及行動主體的自主性。也就是說，
普遍性之所以得到保證，是因為唯一有權要求具有普遍性的規範，必 須是由每一個相關者都參與論述性的意志形成過程，且自願同意的規 範。Habermas 在《正當性危機》一書中雖未提出論辯倫理學的概念，
而 是 以 溝 通 倫 理 學 的 概 念 作 為 避 免 或 解 決 危 機 的 方 式 。 但 依 Habermas 之意，現代國家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公共論域中的共同意 志的形成。這種意志的形成必須透過主體與主體間的常態溝通互動和 理性論辯來達成。因此，後來提出的論辯倫理學的概念應是包含了溝 通倫理學的概念。論辯倫理學即是要使社會文化系統成為免於政治控 制的公共領域，作為消除正當性危機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