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r 與 Habermas 對理性化社會的分析並不只是出自純粹學術 性的興趣，而是出自某種價值關懷，這種價值關懷表現在對人命運的 關心，因此兩者也都力圖為社會的理性化發展找尋出路，重建人的生 命意義與彰顯主體的自由。本章在第一、二節將分述兩者論理性化的 出路，於第三節再比較其異同之處。
第一節 Weber 論理性化的出路
前述對 Weber 論理性化困境的分析，可知 Weber 最為關切的是 現代人的生命意義與自由的問題。面對生命意義的失落與自由的受到 威脅，他提出了結合良心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個人處世態度，並試圖結 合法理型統治與克力斯瑪領導，建立公投民主制。結合良心倫理與責 任倫理的處世態度是希望生活在理性化社會中的職業人仍應秉持著 熱情，積極地致力於自己的理想，並以負責的態度來行事。在政治制 度層面，他則是希望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中，能透過民主普選制度，選 出具有非凡資質的領袖，一方面為僵化的理性化社會注入新的理念，
另一方面則掌控科層制的運作，避免走向科層官僚專制。
壹、結合良心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行動原則
Weber（1948:120）提出兩個行動依循的倫理原則：一個是依據 行動的內在價值，如通常人們所說的純粹意志或道德良心，就能證明 該行動的正當性，亦即基督教所說的：基督徒的行動是正當的，後果 則委諸上帝。另一個則是必須考量到行動的後果且必須對其負有責任
。Weber 把前一種倫理看做是良心倫理，把後一種視為責任倫理。前
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及現實環境中的實際 運作，而且要了解與考量現實情境和行動的後果。
Weber 對良心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區分是基於他反對在一次世界 大戰之後橫掃德國的革命式的浪漫主義，也反對 Kant 的道德的意向 主義。在實踐上，激進左派和自由派的 Kant 觀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 意識型態。但是 Weber 則認為兩者是有關聯的，因為這兩種都代表一 種根本上反政治的倫理。Weber 認為責任倫理才應該是現代政治實踐 的倫理核心（Sung Ho Kim,2004:110-112）。
Schluchter認為 Weber 所提出的這兩種行動倫理是要強調一切行 動，特別是政治行動，必須服從學術所倡導的一個原則：應為的條件 之一為「能為」。良心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分別，正好在於它們對於「能 為」的評價方式不同。持責任倫理的人考慮他的行動後果的價值，而 會把獲得實現的機會以及結果一併列入考慮；接受良心倫理的人關心 的卻是信念本身，而忽略一切關於後果的計算，他們只依據自認是崇 高的價值信念來行動（Roth and Schluchter ,1979:84-89）。Weber
（1948:122-123）認為這類行動在性格上均為從世界逃遁，或是對世 界發動革命性的改造（克力斯瑪式的突破），並抬高到神聖的地位。
良心倫理無法接受世界的非理性，它忽略了現實。責任倫理則把世界 在倫理方面的非理性列入考慮，亦即考量到現實情境的不合理之處。
持這類倫理的行動者在循政治途徑實現某種價值立場時，常會因為必 須以權力和武力為手段，而與魔鬼的力量締結協定，知道良善的意志 和行動未必導致善果，因此往往不得不對現實妥協。
依 Weber 的分析，良心倫理的行動者認為只有無條件的倫理無 上命令才有可能導向正向的行動。唯一需要進行的鬥爭是為了正當或 神聖的事。這種行動倫理並不是說完全無法預見一個既定的行動的結 果，而是主張不應該預定一個目標去合理化及正當化該行動的動機。
只要是倫理上的善，人就有義務與責任去做，而不需考慮其後果。這 就是 Weber 所說的，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後果則委諸上帝。這 種立場表現出無條件地信仰上帝，以世俗的觀點則是無條件地信任在 世界上「善」將獲得最終的勝利。就純粹的倫理上的意義，這種立場 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就現實政治而言，它拒絕對倫理行動進行合理 化，拒絕考量可預見的政治結果（Schluchter,1996:55）。
這種倫理所立基的世界觀認為，只有倫理上的價值可以被視為是 引導行動的原則。Weber 將這種世界觀稱為泛道德主義（panmoralism
）。他將泛道德主義和取向於成功的倫理對比（Weber,1948:119）。
泛道德主義只有承認倫理上的無上命令為正向行動的一種可能的引 導原則。那是無條件的，因為它必須完全被實現，它要求人們必須在 意志上完全投入為正義而奮鬥。這個對比也相當於他的行動論當中的 目的理性與價值理性行動的區分。取向於成功的行動是工具性的或手 段—目的理性的行動，強調集體性的政治價值。基於個人良心上無條 件的無上命令強調為某一倫理價值奉獻，這是價值理性的行動。這也 相當於 Kant 對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與無上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的區分。成功取向的行動是依循功利主義 的律則，倫理價值取向的行動則是依循某一倫理上「善」的義務（Sch -luchter,1996:62-64）。依 Weber 之意，道德行為本身內在價值未必就 能證明行為本身是正當的，他批評持良心倫理原則的人站在忠於絕對 價值的立場，往往以自身高尚的動機為理由，免除自身行動後果的道 德責任。他說到（Weber,1948:120-121）：
對一位全心接受良心倫理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份子，你可以提出一套 很有說服力的說法，指出他的行動在後果上將使得反動的可能大為增加，他 的階級會受到更強的壓迫，這個階級的提昇會受到更多的阻礙，但這些對他
不會有任何作用。若一個純潔的意念所引發的行動，竟會有罪惡的後果，那 麼，對他來說，責任不在行動者，而是在整個世界，在於其他人的無知。
Weber認為良心倫理是建立在「行動本身即具有內在的善」這個 絕對信念的基礎上。這種行動超越了時空，且由於它本身具有內在的
「善」，因此甚至可以去除對於其引致的結果的責任。行動的結果並 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掌控的，而是在上帝的手中。每一種一神宗教的 倫理都是最激進的這種倫理的表現。持良心倫理的行動者無法忍受世 界上倫理的非理性，他是宇宙倫理的理性主義者。Weber 批評以良心 倫理為行動原則的人是全然非理性的。持良心倫理原則的人站在忠於 絕對價值的立場，往往以自身高尚的動機為理由，免除自身行動後果 的道德責任。在現實世界中，這一類型的行動者常會變成預見千年王 國的先知（Weber,1948:122）。
Weber（1948:127）認為責任倫理才是生活於現代理性化社會中 的人應持的行動原則。他提出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行動者能 真誠且全心地對後果負責任，按照責任倫理來行事。採責任倫理立場 的人需要的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學術，對目的--手段之連鎖關係進行經 驗性的分析，以作為責任倫理的行動基礎。責任倫理的行動必須以行 動的結果來證明其合理性，亦即一個人必須回答其行動的可預見的後 果。Weber 的這個觀點凸顯一個新的倫理取向：從意圖與行動之間的 整合，轉向行動與結果之間的整合（Sung Ho Kim,2004:114）。這個 倫理取向要求行動的正確性要依其引致的結果，而不是依據某一絕對 的倫理格律。在實踐上，責任倫理要求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受到手段—
目的的分析架構的規約。因此，一個倫理問題被化約為一個技術正確 的問題。
Weber雖然批評良心倫理的行動，但是，他卻又認為這兩種倫理
並不是兩極對立，而是互補的。他仍主張有政治使命感的人應結合兩 者，亦即一方面具有遠大的使命感，但是應以責任倫理來行動（Weber, 1948:127）。Schluchter（1979:87-88）在早期對 Weber 良心倫理與責 任倫理的探討中，認為 Weber 確實貶低良心倫理，且兩種倫理之間 沒有互補可言。但是 Schluchter（1996:49, 61）在後來的著作中修改 這個觀點，他認為 Weber 的良心倫理不能和不負責等同，責任倫理 也不是只顧現實。兩種倫理較適當劃分應是在於對誰及對什麼事負責
，有不同的觀點。良心倫理強調對自我的良心負責，較屬於個人取向。
責任倫理強調對結果及群體負責，較屬於集體取向，兩者的區分並不 代表是一種嚴格的非此即（either…, or…）。責任倫理的原則並不要 求因為考量到一個行動的可預見的結果且對其負責，就完全不考慮良 心意志。而一個道德行動必定具有良心倫理的價值，而可能沒有成功 的價值，但這並不會失去其倫理地位。人雖然受到自然律則及現實的 支配，但也必須有超越自然的狀態及人的現實處境的勇氣，將自身連 結到某些遠大的倫理價值。Weber 早期對英雄倫理（heroic ethic）與 平庸倫理（the ehic of the mean）的區分即表達出這種觀點。他說到
（Weber,1982:385-386）：
一切的倫理，不管齊實質內容為何，均可分為下列兩種：其一為英雄倫理，
表示人類努力的方向是在不易達成的彼岸，個人在偉大的生存奮鬥中，如無 此一追尋，就無法忍受加在人類身上嚴格律令的要求。另一個是平庸倫理，
亦即謹慎地接受對人類的日常天性的要求。依我的看法，只有第一個範疇，
即英雄倫理才可稱之為理想主義。古代未遭受扭曲的基督教教義與 Kant 的 倫理學都屬於這一範疇。
Weber對英雄倫理的重視，顯示他極為期待現代人能夠勇於突破
現狀，忍受嚴格的倫理律則的要求。他後來在其他著作中雖未再出現 英雄倫理這個概念，但是他後來提出的良心倫理其實就包含了英雄倫
現狀，忍受嚴格的倫理律則的要求。他後來在其他著作中雖未再出現 英雄倫理這個概念，但是他後來提出的良心倫理其實就包含了英雄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