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rmas 對理性的批判首先揭露出理性在現代社會中最嚴重的 發展就是走向片面化和形式化，走向片面的認知—工具化的路途。理 性之所以走向工具化，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成就有關。科技的卓越 發展強化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生活各領域加以運用與控制的信心，理性 窄化成了人運用科技成就來支配自然與社會的能力。以下分別就工具 理性擴張、技術決定論、及科技成為新的意識型態，三個面向來探討 Habermas對理性偏枯發展的批判。
一、工具理性的擴張
Habermas認為不論是 Weber，還是深受 Weber 影響的 Luk’acs，
Horkheimer 和 Adorno，都試圖從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出發，探討社會 合理化的問題。但是他們的批判都侷限在 Kant 和 Hegel 所發展的意 識哲學的範圍內，都把理性化過程當成物化來處理。Luk’acs 指出在 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關係表現出客觀性形式。客觀性形式是指活 生生的主體被他的環境客體化了，人的內在生活就像外在生活那樣具 有客觀性（Habermas,1984:399）。Luk’acs 依據 Hegel 的觀點，認為理 性在人的相互關係中和在人的自然關係中，以及在人與其內在精神生 活的關係中，實現理性自身的客觀化。透過客觀性形式，他把資本主 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自身內在生活的 關係，看做是理性客觀化過程中的物化，這種物化給人以理性客觀化 的假象，掩蓋著其自身的不合理的和反理性的本質。
在 Luk’acs 的影響下，Horkheimer 和 Adorno（1972:21-24,39-45
）改造了 Weber 的理性化理論，對理性的工具化過程進行批判。在《啟 蒙的辯證》中，把 Luk’acs 的物化理論擴大，認為理性的工具化過程 可以一直上溯到遠古時期，似乎人類從使用工具的最初時期開始，就 歷經理性工具化的過程。Horkheimer 和 Adorno 把控制外部自然界和 壓制自己內部自然同樣置於「統治」的名稱：對自然的統治包括對人 的統治。這種最初擴大為工具理性的同一性思想被再一次擴大為一種 統治事物和人的邏輯。
Habermas（1984:379-380）認為工具理性的成就就是發展生產 力，使世界失去魔力。但是這同時也是學習掌握自己，壓制自己自然 本性，直到自我內部的客觀化，使主體的形象越來越模糊。對外部自 然界的勝利是以對內部自然的失敗為代價的。理性化的這種辯證是因 為這種理性是為自我維持的目的而工具化的。這種工具理性使它所引
起的一切進步的同時，也反映出不合理性。
依 Habermas（1973:264-265,269）的觀點，理性工具化顯示理性 被視為是實現價值的一種卓越的手段，它保證了行動的經濟與效率。
理性化被定位在社會勞動系統的範疇內，指的是物化過程是可以支配 的。現代科學擴大了人們使用技術去佔有和利用自然與社會的力量，
並且合理化了這種過程。在經驗科學的方法論中，排除了技術以外的 其它認識興趣，不能以技術任務的形式提出的問題，或不能以這種形 式解決的問題，都不可能有理論上負責任的答案。因此有關社會生活 實踐的問題不再具有真理的地位。由於實踐問題被納入技術領域，公 民道德生活的實踐問題轉化為一種技術管理問題，技術與實踐的混淆 使實踐理性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取代。
Habermas（1984:389）認為工具理性是一種主體的理性，它是由 認識和行動的主體的展現，表達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但是他的前輩們 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仍受主體哲學的束縛，缺乏更充分的概念。他不贊 成他的前輩只停留在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他認為他們死守著狹隘的理 性概念，因而陷入了悲觀論，這同時也是意識哲學的困境，無力處理 社會合理性的問題。他認為要實現無壓迫性的社會化，必須進行一種 行動理解的典範的改變，亦即從工具性行動到溝通行動。
這種溝通合理性的典範是在於具有語言和行動能力的主體相互 對於某種事物進行理解時所採取的主體內部的關係。所謂的理解是指 許多參與者以有效的意見一致為目的的溝通。Habermas（1984：392, 397）認為社會生活的再生產不僅與認識工具性的活動和外部自然界 的相互作用相聯繫，社會化同樣是在內部活動參與者理解的內部主觀 性的條件下進行的。因此他提出另一個出發點：人類是透過他的成員 的社會合作化的活動而維持的，並且這種合作化是透過一種以意見一 致為目的的溝通而形成的。
二、技術決定論
Habermas 認為十八世紀時，科技的進步原本也是文明的、道德 的和政治的進步。然而，啟蒙的理想，亦即美好的、幸福的和理性的 生活的實現，在世界歷史的重要方向中出現了分歧。理性的實踐被解 釋為擺脫強大的外界強制，受這種解放的興趣指導的理論被解釋為啟 蒙。啟蒙的認識興趣應是批判的，是透過對權力關係的批判認識來獲 得解放。然而，隨著實證科學成為社會發展的生產力，科學、技術、
工業和管理構成一個循環過程。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逐漸侷限在對技術 的使用（Habermas,1973:253-256）。
Habermas（1970:55-58）批評現今科學研究過程與技術上的轉化 和經濟上的充分利用聯繫在一起。科學在技術中的應用和技術進步又 反過來應用於科學研究，成了勞動世界的核心。過去理論可以透過教 育成為實踐的力量，現今所研究的理論則脫離實踐，發展成為技術力 量。現在科學傳授的是一種專門能力，人們從科學中學到的是支配自 然的能力，這與人們在以往期待有科學教養的人的生活能力和行動能 力是不相同的。有真正科學教養的人是能掌握行動的方向，他們能將 科學的經驗轉化為實踐的能力，即轉化為一種反思的意識。但是現今 按照實證主義的標準，科學上的經驗不能轉化為實踐。
Habermas 所謂的有科學教養的生活能力和行動能力指的是類似 於 Aristotle 所謂的實踐理性的能力。這種能力不能化約為技術理性能 力。但是在技術理性高揚的現代社會，或者 Bell（1973:35-38）所謂 的後工業社會，實踐理性顯然萎縮，技術決定論滲透到生活的各領 域。如何把技術上可使用的知識轉化為社會的生活世界的實踐意識，
是 Habermas 相當關切的一個問題。他認為經驗科學雖然使人獲得支 配自然的能力，但是整個科學並不能就因此放棄掌握行動導向的任 務。Habermas（1970:59-61）更擔心理性技術化導致了科技文明的客
觀規律性代替了政治的規範和法則，科技的客觀規律性意圖作為政治 決斷，以及被理解為思想規範和世界觀的規範，甚至代替了人民的政 治意志。他擔心技術的高度發展和形成的客觀規律性會成為行政決定 和政治決策的最終依據。他認為決策的形成，尤其是政治意志的形 成，必須透過採取普遍的和自由討論的原則，才能期待統治的合理化。
三、科技成為新的意識型態
Habermas（1970:82）認為科學和技術的合理性，即體現在目的 理性活動系統中的合理性，正在擴大成為生產方式，成為生活世界的 歷史總體性。他重新反省了技術作為生產力和意識型態的雙重功能，
注意到生產力在其科技發展的水平上，在生產關係面前似乎具有了一 種新的狀態和地位。也就是說生產力所發揮的作用從政治方面來說，
本身已變成正當性的基礎。他批評這種合理性所涉及的只是各種策略 的正確抉擇，亦即能恰如其份地運用技術及達成各系統的合理建立。
這種合理性缺乏反思和重建，涉及的僅僅是可能的技術支配關係，它 要求的是包含著對自然的統治和社會的統治的一種行動類型，這類行 動是行使控制和監督。按照這種合理性標準，生活狀況的理性化和政 治統治的制度化是一樣的。亦即是說，技術始終是一種歷史和社會的 設計，而目的理性行動的社會系統的技術理性隱含有政治內容。這正 是 Marcuse 對 Weber 的批判所得出的：技術理性也許本身就是意識型 態。不僅技術理性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統 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技術之外強加上去的，而是早就包含在技術 概念的結構中。
這種統治的合理性使技術的進步賦予政治權威正當性。Marcuse 認為在個人越來越屈從於巨大的生產設備之下，人們可以客觀上感受 到許多多餘的壓制，但是這種壓制又相當矛盾地從群眾的意識中消
失，因為統治的正當性具有一種新的性質，即日益增長的生產力和對 自然的控制，也可以使個人的生活越加安逸和舒適。技術給人的不自 由提供了巨大的合理性。因為這種不自由既不表現為不合理的，又不 表現為政治的，而是表現為對擴大舒適生活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技術 設備而屈從。因此，他批評技術的合理性是保護而不是取消統治的正 當性，而理性的工具主義視野展現出一個合理的極權社會（Habermas ,1970:83-85）。
Habermas 對科技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的分析與批判主要是承襲法 蘭克福學派的傳統，不僅技術理性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即可能成為 新的控制形式。他認為技術之所以成為一種新的統治形式，主要是晚 期資本主義中對它的誤用。科學的能量轉化為技術的力量，科學不再 是啟蒙的力量，對客體的利用與佔有代替原本啟蒙解放的意旨。他認
Habermas 對科技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的分析與批判主要是承襲法 蘭克福學派的傳統，不僅技術理性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即可能成為 新的控制形式。他認為技術之所以成為一種新的統治形式，主要是晚 期資本主義中對它的誤用。科學的能量轉化為技術的力量，科學不再 是啟蒙的力量，對客體的利用與佔有代替原本啟蒙解放的意旨。他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