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rmas（1989:1-2）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出所 謂的公共領域是指介於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在 這個領域中，有關一般利益問題的批判性公共討論能夠得到制度化的 保障，形成所謂的輿論，以監督國家權力，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在 歷史上，從古希臘時期即有公共領域的出現，但是 Habermas 較為重 視的是近代以來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以下將先分析 Habermas 對公 共領域歷史的發展，接著再探討理想公共領域的特徵，最後則分析晚 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公共領域的轉變。
一、公共領域的發展
Habermas 認為歷史上共出現三種不同的公共領域：最早是古希 臘時期的公共領域，這是一種公共領域的雛形，並未形成一定的約束
力。接著是封建社會的代表型公共領域。最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民 公共領域。
（一）古希臘城邦中的公共領域
Habermas（1989:3-4）認為所謂的公共領域是相對於私人領域而 言。因此，公與私的劃分是理解公共領域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古希臘 時期，自由民所具有的公共領域和每個人所具有的私人領域之間已經 劃分得很清楚。公共領域是建立在對談之上，可以以公開討論或法庭 訴訟的形式出現。公民相互之間進行對談，把最好的觀點突顯出來。
私人領域不僅限於家庭，貧困會妨礙進入公共領域，終身從事奴隸和 勞動或操持家務的婦女，都難以進入公共領域。必然王國和瞬間世界 一直都隱藏在私人領域中，公共領域則是自由王國和永恆王國。
（二）封建社會的代表型公共領域
古希臘城邦中的公共領域表現為公共競技，而代表型公共領域則 出現在節日中。這種節日和古希臘公共競技活動的最大差別是在於它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代表型公共領域的出現和發展是和個人的一 些特殊標誌密切相關：如權力象徵物（徽章、武器）、生活習性、行 為舉止、以及修辭方式。例如宮廷騎士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出現在節日 及神聖的日子，它表現出的是一種社會地位。代表型公共領域的另一 個文化機制是教會。教會作為代表型公共領域的文化機制，其作用遠 大於宮廷，而且還相當完整地保留下來，對現代的市民公共領域仍有 相當大的影響，且相當程度主宰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Haber -mas,1989:8-9）。
（三）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初步形成
十八世紀後，代表型公共領域所依賴的封建勢力、教會、諸侯和 貴族階層發生了分化。教會所代表的對神權的義務變成私人的事。宮 廷世界走向私有化，公共財政和封建君主的私有財產分離。公共權力
機關具體表現為官僚機構和軍隊。勞動階層在城市企業中紮根下來，
發展成市民社會（Habermas,1989:11-12）。
Habermas（1989:23-24,32）認為市民社會中最重要的核心是市民 階級的形成，他們主要由政府官員、法官、醫師、牧師、軍官、教授、
及學者組成。城市是他們展現公民權的場所，市民階層是公眾的中堅 力量，他們當時進行公共議論很特殊的場所是沙龍和咖啡廳。咖啡廳 和沙龍首先是文學批評中心，之後逐漸轉向關於經濟和政治的討論，
因此發展成政治批評中心。在批評過程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 階級知識份子之間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這兩者的發展具有強 大的社會功能，甚至成了革命的導火線。
二、公共領域的特點
（一）公共領域和國家權力機關相分離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基於市 民社會的理想及自由競爭的制度，它反對國家權力機關的干預。它認 為完全受自由市場規律支配的社會是一個不受任何強制干涉的領 域。國家未經法律授權而進行干預之所以受到反對，主要是因為違反 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利益的理性尺度，也就是違反 Weber 所謂的對可 計算性的保障。由於社會是作為國家對立面出現的，它一方面明確劃 定一片私人領域不受公共權力的管轄，另一方面在生活過程中又跨越 個人家庭的侷限，關注公共事務。例如報章雜誌刊登學術文章、書評，
或直接對社會、政府進行評論（Habermas,1989:25-26,80）。
（二）參與者有平等參與討論的機會
Habermas（1989:36）認為只有市民階層才是公共領域的主體，
其組成份子包括地方行政長官、法律人士、醫生、教授、學者、公職 人員和牧師。牧師只負責教化的功能，而不是擔任神職人員的角色。
公共領域的所有參與者都必須持一種合理的論辯方式，不允許有地位 高低之分，以及代表與被代表之分。這種社會互動的前提是不考慮社 會地位問題。所謂的平等是指作為單純個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礎上
，論證權威才能超越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
（三）公共討論是一種理性的討論與批判
Habermas（1989:61）認為公共討論的特徵是非強迫性的參與，
在制度化保障之下的自由、公開和理性地討論普遍利益問題。和專制 統治權力比較起來，公共領域是具有批判性的、無強制性的，是以理 性的溝通作為基本原則。
（四）公共領域具有調節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功能。
Habermas（1989:104-105）認為現代社會的權力透過公共領域的 溝通論辯，把國家正當性的根據從神聖性轉變成共識性，從契約權力 的讓渡，到公共論辯的認可。公共領域的共識是獲取並維持其權力正 當性的唯一依據。「公共」是指當社會成員都普遍地關注某些獲得共 同關心的事物時，這些事物就具有公共的性質。依 Habermas 之意，
國家權力的正當性與社會集體認同的形成，都必須透過公共領域中溝 通論辯形成的共識，來保證其正當性。
綜而言之，Habermas 認為理想的公共領域的特徵是非強迫性的 參與、在制度化保障之下的自由、公開和理性地討論普遍利益問題，
促使公共權力正當化。他期待公共領域能作為國家和市民社會領域之 間的調節機制，作為有言說行動能力的人展現其理性溝通論辯的場 所。
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公共領域面臨的困境
Habermas 考察到，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亦即他所謂的晚期資本 主義社會中，國家對社會進行干預，公共意見或輿論的形成並不是透
過合理的溝通論辯，而是受到政治的控制、特定組織或利益團體透過 傳媒的操控、甚至是廣告的刺激，而形成的。人際之間或群體之間基 於共同利益而達成的理性同意已難以實現，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的競爭 與斤斤計較的妥協。以下分別探討 Habermas 論述公共領域產生轉變 與面臨困境的因素。
（一）國家的干預
Habermas（1989:141-146）認為國家對私人領域的干預造成私人 領域逐漸消解，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利益漸漸相一致，國家權力介入私 人領域中的利益衝突。國家干預社會領域使公共權威覆蓋到私人領域 之上。社會的國家化和國家的社會化同步進行，這破壞了原本資產階 級公共領域的基礎--國家和社會分離。對內，國家透過治安系統、司 法系統、和稅務政策；對外，依靠軍隊、外交，來維護其傳統的制度 功能。到了二十世紀，社會福利國家又肩負起保護、補償、和平衡經 濟上處於弱勢的社會群體。因為國家和社會不再分離，國家和社會之 間的相互滲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領域。同樣具有批判意識的私人所組成 的相對同質的公眾這一基礎也動搖了。過去私人利益能保持中立，現 今是各種利益之間的鬥爭。採取算計與妥協的方式取代了批判討論所 達成的共識（Habermas,1989:175-180）。依 Habermas 的觀點，原本具 有批判意識的私人組成的公眾力量逐漸消散，由於缺乏具有批判意識 的公眾的相互交流，因此無法發展成一種公眾輿論。
（二）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
依 Habermas（1989:164-165）的觀點，公共討論空間一方面遭到 國家機制的干預，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市場導向的支配。他認為公共批 判的趨勢依然存在，電台、出版社和各種學會舉辦公開討論，這似乎 代表著公共討論的領域並未萎縮。但是他認為討論的內涵和性質已經 發生變化：討論本身具有了消費的形式。這些討論只是一種交易，具
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都受到事先制訂的某些遊戲規則的約束。
它們只希望迎合大眾的需求，一方面扮演社會心理的功能，一方面為 了經濟收入。因為市場規律已經深入作品之中，成為創作的內在法則
，作品的傳播、裝潢和設計、及生產，都依據銷售策略來進行。他認 為「批判」本身不應處於商品交換的關係之中，因為這造成了原本講 台上的專業對話及公開討論，變成電台和電視上的明星的節目。他批 評所謂的大眾文化，就是一種迎合教育水準較低的消費集體的娛樂和 休閒的文化。因而文化商品降到休閒的水準，成為一般的消費品，而 無需嚴格的形式和內容。這樣的批判討論只是具有社會心理學的功能
，而真正的批判的公共討論功能不斷被破壞。
他也批評，以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報刊內容為例，諸如公共事務、
社會問題、經濟事件、教育和健康、政治社論等問題遭到了漫畫、事 故、災難、運動、娛樂、社會新聞等等的排擠。大眾傳播媒體所塑造 的公共領域無法培植出一種具備文學能力，且與公共性相關的主體性
。公共領域在消費公眾的意識中私人化了，也就是說，公共領域變成
。公共領域在消費公眾的意識中私人化了，也就是說，公共領域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