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將先比較兩者對理性化發展的觀點，再比較兩者的理性內 涵。
一、對理性化發展的觀點
Habermas 和 Weber 一樣認為理性在制度層面的具體落實是西方 自近代以來的成就。他將 Weber 所提出的西方理性化的展現歸結為 社會、文化、人格三個層面（Habermas,1984:158-163）：
（一）、社會的理性化
Weber把社會的現代化視為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國家的分化，它 們在功能上彼此互補，以便能彼此穩固。而正式的法律是聯結「資本 主義經濟」與「現代國家」之間的互動媒介。這三者是 Weber 用來 考察社會理性化的三個構成要素。
（二）、文化的理性化
在文化層面，從現代社會的意識結構所浮現的文化理性化包含了 認知、美學--表意、及道德評價三要素。這三個領域在傳統社會乃是 統整於一個整體的本體論（如傳統宗教、宇宙論），而在現代已分化 出來，並具有各自的邏輯。以下就再進一步對這三個面向加以分析：
1.在認知系統方面，主要是表現在現代經驗科學的進步上。由於
經驗知識的擴展、預測能力的進步與對於經驗過程工具性、組織性控 制能力的增長，可說它越來越理性化。
2.在表意能力方面，主要表現在藝術審美領域越來越獨立，即其 內在邏輯可以自由地發展。藝術還具有一種反體制的精神，它強調主 體內心真實感受的解放與描寫，且具有反叛社會規範拘束的傾向。
3.在道德實踐領域的理性化方面，主要表現在道德與法律從最初 的世界觀解放出來，且越來越建立在基於普遍的與形式的原則之上。
在傳統基於宇宙論、神學或形上學的世界觀中，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 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區分，但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道德與法律也自主 地發展起來，前者則發展為形式倫理學，後者演變為理性的自然法。
（三）、人格的理性化
人格系統的理性化表現在一種有系統、有規律的生活方式。We -ber認為此一生活方式的動機有其宗教上的基礎，他自己在此發現了 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
Habermas（1984:167-168）運用了表 3-3 說明了 Weber 學說中，
西方理性主義在文化、社會與人格系統方面的表現。西方理性主義是 以宗教的理性化作為其前驅，Weber 首先探討了宗教世界觀的理性化
（解除魔咒），接著探討沿著宗教理性化的路線而發展出現代意識結 構在制度上的具體化。Habermas（1992b:164-165）認為 Weber 將文 化的現代性和實質理性分離，因此宗教與形上學中本是統一的世界觀 解體，科學、道德、與藝術各自發展成獨立的範疇，各自追尋真理、
規範的正義、真實性與美的有效性。它們各自被當成認識問題、正義 與道德問題、及品味問題來處理，出現了認知—工具、道德--實踐、
及審美表現結構，每一種結構都由專家掌控，專門化的發展日趨明顯
。十八世紀的啟蒙哲學家們所系統闡述的現代性設計即是含有它們按 照內在邏輯發展的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及自律的藝術的努
力。
資料來源：Habermas（1984:167-168）。
Habermas 肯定現代性的設計，也認為 Weber 提出了理性化的發 展是導向實質理性的解體，科學、道德、與藝術各自往獨立的領域發
Habermas 的合理性概念主要是區分為溝通理性、及認知工具理性兩 大面向。此外 Weber 還提及了兩種非理性的行動，Habermas 則提及 了兩種補充類型的合理性行動。以下就目的理性與認知工具理性的比 較、理性與價值的關係、對非理性行動類型的觀點，來探討兩者對理 性概念的不同觀點。
（一）目的理性與認知工具理性的比較
由前述對兩者理性概念的分析，可知 Weber 的目的理性概念和 Habermas 的認知—工具理性概念內涵相近。Habermas 把認知--工具 理性行動和勞動，等同於目的理性行動。他認為認知工具理性行動或 勞動的理性化發展是表現在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控制能力的增強。依 此觀點，認知工具理性顯然是一種技術理性，他所謂的勞動即是技術 理性的展現。但是 Habermas 認為認知工具理性具有批判性，他所謂 的批判性是指經驗分析層面，對所採取的手段進行批判反省的能力，
而不是對目標或價值進行批判反省的能力。他認為這類理性行動是按 照技術規則來行動，因此必須依循經驗科學的知識作為行動的參考，
這證明了認知工具行動是一種技術理性行動。
Weber並未提出目的理性行動包含有批判性的意涵，但是他提及 對手段和目的都要仔細的計算評估，這顯示目的理性行動是一種講求 效率的行動，是取向於成功或達成某種具體成效的行動。依 Habermas 的評析，Weber 的目的理性行動如同 Marx 的勞動或技術理性的行動。
但是目的合理性的內涵並不能只化約為單面向的技術性行動或工具 性行動。它包含了兩層關係：所設定的目的是否恰當及目的和手段的 聯繫是否恰當。目的理性行動所考量的不僅是手段或技術的層面，對 於目的的選擇也必須一併衡量。因此，對於目的的選擇不完全是技術 層面，不僅是經驗科學知識的層面，而是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種價值的 考量。依 Weber 之意，秉持目的合理性的行動者會考量到後果的得
失，他同時要考量到目的與手段的選擇，計算出最適當的手段，也衡 量可能的結果。這種行動的合理性是兼顧目的與手段的衡量。
（二）對理性與價值關係的觀點
Weber認為理性化的結果造成實質理性的萎縮，形式理性才是現 代理性社會中真正符合理性運作的程序。例如現代法治國家中，法律 的形成是經過一定程序制訂的，才能獲得正當性和合理性。科層體制 的運作必須合於一定的程序，才是合於理性的規準。因此，Weber 對 形式理性的重視顯示出其理性概念是一種程序理性，這與 Habermas 所主張的程序理性概念一樣。
理性化的發展雖導向形式理性的發展，實質理性萎縮，然而 We -ber也注意到即使在現代理性社會中，實質理性的成分並未完全消失
，最明顯的現象是在宗教領域。佛教、基督教、回教的某些終極的價 值理想仍指引著現代許多人的行動方向。這些宗教教義代表著實質理 性的道德標準與倫理的行動準則。其次在社會領域中，雖然講求形式 平等，但是實質公道和社會正義的呼聲仍未消失，甚至日趨強烈。可 見基於某種特定價值觀或倫理觀的終極價值仍常被某些特定團體所 強調，企圖在講求形式平等的社會中凸顯其地位。
「終極的價值預設」也指出了實質理性概念的一個重大的特徵：
「激進的觀點論」。Weber 認為，實質理性及基於實質理性的理性化 過程的存在總是參照到終極的觀點或價值方向。但並沒有絕對的理性 價值存在，來作為理性事物的標準和理性化的標準。相反地，根據「激 進的觀點論」，一個理性化過程是決定於個人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對 某些終極價值的喜愛，也決定於順從這些價值所形成的行動系統。因 此，Weber 的理性概念仍隱含某種實體理性的成分。他一方面認為實 質性的考量會傷害形式合理性，但卻也發現到，處於社經較不利地位 的階層往往希望能獲得某些從倫理上考量的補償。
Habermas 認為 Weber 已注意到福利國家採用調節性法律，用補 償性的再分配來實現社會正義，隨著階級問題的出現，出現了一些對 法律的一些實質性的要求，亦即加入了實質正義、人類尊嚴等倫理考 量，但是這將會傷害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形式主義原則是指 法律的形式是抽象的、普遍的，並不是要適合於特定情境。對於法律 的運用必須符合程序，可以計算的原則，嚴格限制法官和官員的自由 裁量權。法律的形式主義特徵就是它的合理性根據。法律的實質化就 是法律的道德化，也就是實質正義的考量進入實證法之中，這破壞了 法律的合理性。再者，依 Weber 的法理型統治的概念，其正當性的 基礎是建立在行使統治時必須遵循依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才是符合 形式合理性的原則。法律的合理性並不依賴於道德的合理性。依 Weber 的觀點，法律和道德若未明確分化，將會威脅到法律的合理 性，進而威脅到法理型統治的正當性基礎（童世駿譯，2003：
458-466）。
Habermas 認為法律和道德不能因形式和實質的區分而彼此分開
。在立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融入道德的考量，法律必須具有道德 實踐上的合理性，才算是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對於實質內容上的考 量可透過道德論辯來獲得其合理性。他認為理性可以處理不同價值觀 的問題。在論辯中，不管是知識或價值的問題，都可以透過論辯來獲 得暫時的解決。他企圖透過程序理性的原則，以溝通論辯的方式來為 道德準則建立可普遍化的原則。Weber 一方面認為道德成為獨立的領 域，卻又認為道德價值判斷是個人主觀的抉擇。他並不認為透過理性 論辯可以達成道德的普遍化。溝通理性和 Weber 的理性概念最大的 不同是溝通理性是以語言為媒介，透過語言互動而彰顯的理性。理性 除了是一種經驗分析的能力，也是詮釋、批判與解放的能力。Weber 並未在其理性行動中提及語言的要素，他並不認為倫理或價值的問題
可透過溝通論辯來解決。這主要是其理性的內涵是偏向於一種經驗分
可透過溝通論辯來解決。這主要是其理性的內涵是偏向於一種經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