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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其次，黃嬡齡也考察了玉里榮民醫院的發展歷史，從歷史脈絡回顧玉里這 個小鎮如何長期以來承接與包容這群來自異鄉的精障者。文中指出，早年第一批 的院民，透過了共同參與後山開墾與社區開發的過程，融入了玉里鎮，成為社區 的一份子。此也啟發了黃嬡齡等人後續的行動，期待能承襲那個時代融入社區協 力開墾的精神。最後，黃嬡齡提出了玉里模式的核心─三個層次的治療性社區。
在這個行動中，玉里模式將所謂的「社區」視為「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生活想像」。 不論是整體台灣社會、玉里榮民醫院所在的玉里鎮，或是日夜與他們相處的玉里 榮民醫院這三個社群。以醫院為治療性社區下，透過病房生活的家庭化，讓病友 具歸屬感，讓在醫院裡的人際互動不斷的開展，同時發揮替代性的家庭功能；第 二層則是以玉里鎮作為基地的社區化，邀集玉里鎮不同的社區團體，諸如學校與 婦女團體進入醫院，接觸病人，透過學生志工服務病友；另一方面也將精障者帶 出醫院，投入社區參與勞動，在玉里鎮上成為有產能的「打工仔」。藉由這樣雙 向的進出，協助玉里鎮民與病友之間超越原有精神病人的框架，以人與人之間的 真實關懷來取而代之，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讓玉里鎮民看見精障院民的價值與貢 獻性，贏得鎮民的尊重。最後一層，則是全國性的社區，在此層次上，將病人與 其家屬是為一個具有聯繫的社群，塑造病人與我們這群到異鄉打拚遊子相同的角 色形象，讓精障者與原生家庭保持聯繫，找到在異鄉安身立命的基礎，同時還能 與原鄉有所連結，打造日久他鄉是故鄉的情感。
參、 受到專業化排除的家屬團體
1990 年代初期，爆發了違法佛堂收容的事件。這些非法佛堂隨著精神衛生 法的制定，面臨了解散的命運，也引發了當時家屬的抗爭，許多家屬擔憂病患無 處可去，也擔憂必須重拾照顧責任。這樣的社會事件爆發，也激起社會大眾對於 精障者收容議題的關心，包含精障者人權與家屬承擔沉重的照顧負荷。就在國人 關心精障者生活人權的同時，國內社會也接連發生許多精神病患在社區自傷與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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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會事件，社會輿論也開始在維護社區安全與精障者人權間拉扯。這些社會 事件的發生，造成了台灣精神醫療體系的改變，一方面，使得政府積極開始透過 建制法律來規範精神衛生體系。另一方面，台灣許多家屬自助團體也在此時陸續 成立。
198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間，家屬自助團體的成立主要是透過專業人員的扶 植，許多團體皆由專業人員主導，包含工作人員的組成與決策，相對的，家屬在 團體中的角色為被動的參與者。另一方面，因著該時期精神病患所引發的各項社 會爭議事件，各個精神醫療專業也在此刻藉此樹立起自我的專業權威 (唐文慧, 1997; 余漢儀, 2001)。
1990 年代末期，此時期進入了精神醫療網的第二期，衛生局的加入促成全
國各地家屬自助團體的成立。換言之，此時期，衛生局重要業務之一即是致力於 協助家屬成立康復之友協會。因此，在 1990 年代末期，以專業人員與衛生局促 成的家屬自助團體為大宗。整體來看，台灣精神障礙者家屬自助團體的發展，從 歷史脈絡下來看，與精神醫療專業人員關係密不可分。這樣的狀況比照前述西方 自助團體的發展有很大的不同。台灣的精障運動一開始團體的成立就是由專業領 軍，而非對於專業的反動，也因此在這個時期家屬淪為被專業人員推到前線的病 患代言人，也可說只是個空殼人頭形象 (唐文慧, 1997; 余漢儀, 2001)。
1990 年精神衛生法三讀通過。當時正值違法佛堂收容事件的爆發，政府明
訂社會收容機構應協助病患就醫，否則將處以刑事罰則，為此，收容病患高達六 百餘名的龍發堂宣布將解散，引起了家屬的恐慌 (陳小慈, 1993)。精神衛生法在 立法過程中，暴露出了許多的問題，包括光復後政府一職是行政體系獨大，行政 體系的自主權主導立法，市民參與程度低，訊息通常是透過媒體得知。且當時精 神醫療界對精神衛生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衛生署雖主導精神衛生法，但衛生署 相當依賴精神醫學專家和醫師的意見。而精神衛生法規範影響最大的家屬與病患，
卻對於此一法案的影響力相對薄弱，他們的聲音並未在法案討論中能夠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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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家屬團體組織力量薄弱，不易取得權力，且不同組織持不同意見，使得主 要訴求被分散焦點了。家屬團體在當時也無法提出相對性的看法或草案，導致社 會大眾和政府官僚很難受到影響，因而對於該法將許多的責任加諸在家屬身上的 相關法條，並未受到充分的討論 (唐文慧, 1997)。政府介入後，將家屬的責任以 法治進行規範 ，都反映出當時台灣精神病患各項「問題」都是由家庭來承擔。
這是國家的遁逃，也反映出了傳統東方家庭主義式的社會政策型態。
精神衛生法的政策決策過程缺乏家屬與精障者的參與，反而以專業人員與官 僚作為主導。面對這樣的狀況，家屬在 1990 年代末期，逐漸開始展開行動，1994 年雙北市各自成立由家屬策畫的草根性家屬自助團體，強調以爭取家屬和精神病 患權益為目的，而非以專業考量出發為號召。當時，家屬們認為實施約五年的精 神衛生法有許多不全之處，無法承接家屬照顧重擔。當時主要由台北市心理復健 家屬協會率先發難，聯繫全台九個家屬團體倡議修法 (鄭舒文, 2006)。同年全民 健保通過實施，但健保的實施，並未對精神醫療方面的預算有所增加，多數費用 仍由家屬承擔。過去衛生署補助精神病患的部分費用改由健保分擔，但預算卻縮 水了；換言之，以台北市的精神病患而言，從過去的免費醫療變成要付健保的自 負額，無疑是福利縮水。1994 年精障者家屬團體、醫療人員和其他殘障社福團 體共同聯手推動精神病患納入殘障福利法，1995 年順利通過 (鄭舒文, 2006)。
後續的五到十年，家屬自助團體迅速的增加，除了由醫療人員與衛生局促成 的外，宜蘭縣也出現了由家屬主導，自行成立的自助團體；2003 年台北市也有 了第二個由家屬自行成立的家屬自助團體。這些家屬團體都積極的參與倡導與修 法相關事務。截至 2006 年全台精障者與精障者家屬團體共有 23 個。除了全國性 康復之友聯盟與生活調適的愛心會之外，地方性的家屬團體共有 21 個。家屬團 體從原本醫療院所所開辦的內部性家屬成長、認知、支持的團體轉為積極參與相 關公眾事務與主導機構營運的自助團體。然而，後續在各地陸續成立的家屬自助 團體除了台北市心理復健家屬聯合協會、高雄縣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以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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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心生活協會，是由家屬主導自行成立的之外，其他的像是台北縣康復之友協 會雖然是以家屬為主導，但也是由當地衛生局督導協助成立，主要決策與參與工 作營運者也以專業人員為主。另外各地的家屬自助組織也多是由專業人員扶植成 立。綜言之，台灣精神障礙者運動不但並未出現精障者自主的團體，甚至家屬自 助團體的發展，雖然已從醫院內部性組織獨立出來成為外部性獨立的組織，但台 灣精神醫療高度專業化的環境中，家屬自助團體許多仍然成為相關專業人員延伸 服務的觸角；而非倖存者或消費者意識覺醒、倡導與自主的基地 (鄭舒文, 2006)。
在精障者納入殘障福利法後，1997 年殘障福利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並明訂各業務的主觀機關，使得業務權責分工更加清楚。「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由社政轉為勞政主管。精神復健機構設置與管理獎勵辦法也在 1997 與 2000 年歷 經兩次修訂，放寬申請人與負責人的條件，使得民間家屬自助團體與社福機構相 較於過去有較多的財源得以投入辦理精障者相關服務，精神醫療服務也由原先醫 療模式為主逐漸轉向發展出較多的社區模式。部分家屬自助團體因財源的擴大與 申請人/負責人條件限制的放寬，開始申請就業服務方案 (鄭舒文, 2006)。但家屬 自助團體在申請方案的過程中，相較於專業人員而言，卻是困難重重，諸如不諳 專業術語、規劃方案未來執行者缺乏專業人員的參與而處處遭到刁難。換言之，
就在政府釋出資源的同時，家屬團體卻因缺乏專業為由而屢屢遭到退件，被排除 在資源之外。然而，當時卻也因為勞工局開放的機制，以及勞工局局長鄭村祺對 補助制度的大力改革，鼓勵多元參與，以及給予許多新興團體與創新方案發展的 機會，讓家屬團體有機會進入制度平台與其他人交流對話，精神醫療專業人員也 能藉此了解家屬團體。不過政府機制向來都是隨著主事者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之 後因勞工局局長的換任，開放機制漸漸限縮，家屬團體又回到之前被排除的位置，
政府的審查機制再次以專業導向的服務模式為主。
家屬在精神醫療體系下面臨的排擠，創造了他們邊緣的位置與專業上的不合
法性，同時也將台灣的精障家屬定調在「接受服務者」或「空殼代言人」，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