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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的精神障礙社區復健
中古世紀的歐洲，將精神病患集體送上瘋人船，漫無目的地在萊茵河上行駛，
在各地蒐集當時社會無法容忍的瘋子；十九世紀末，面對在街頭流浪、衣不蔽體 與三餐不繼的情況，使得人道主義者主張以興建病院來長期收容，並提供基本的 溫飽給精神病患；到二十世紀中，覺察到大型機構的去人性化對待，剝奪了精神 病患享有與常人一般生活機會的權利，進而將長期精神病患大量釋回社區，致使 去機構化成為過去四十年精神照護政策的主流(王增勇，2009)；但所面臨的挑戰 卻是發現社區沒有準備好要接納這群精障者的回歸。導致精障者孤立無援、無業 在家、長期用藥、反覆住院、淪為街友、犯法入獄等，這些都是精神病患在社區 生活的寫照。
在台灣，透過佛道教因果循環的輪迴概念，精神疾病變成家族報應的污名代 表，日據時代透過居家監禁的政策，將精神病患的照顧責任不但污名化，更徹底 的「家庭化」。無法承受的家庭，則將病患遺棄在偏遠地區的公路，或狀況稍好 的家庭會將病患以金額不一的代價「賣斷」給私人或寺廟所開設的收容所。直到 九０年代初期，爆發龍發堂事件暴露了台灣精神病患照護不足的問題，促使國家 開始介入，並且以西方精神醫療的模式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但諷刺的是，政策論 述上一再強調社區復健，但健保實施與社政托育養護的補助政策卻造成機構照顧 比社區照顧容易的傾斜現象，導致台灣精神照顧機構化的現象在政府介入後才開 始。而名為「社區復健」的服務，其背後運作仍然是強調醫療權威的專業模式，
以病人為主的復健模式在現有體制中找不到著根的溫床(王增勇，2009)。而有趣 與矛盾的是，真正在「社區」進行精障者服務的卻因著種種的規制，使得他們被 貼上許多不符主流的標籤。
壹、 違法收容卻身負重任的傳統民間佛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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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台灣本土另類模式，最為大眾所知的應當屬過去拒絕現代精神醫療介入、
備受爭議且崛起於鄉村生態圈的南部兩所佛堂民間收容所─龍發堂與大千堂。這 兩間民間收容所在民國七、八０年代發展達到巔峰，「頗負盛名」，各媒體爭相報 導。爭議事件主要是被指控以非人道的照護方式對待精神病患，以及其合法性等 問題。
民國七０年代的台灣，經新聞媒體的批露，南台灣兩所以佛教為號召的民間 收容所─龍發堂與大千堂，傳出以腳鐐來約束精神病患，且對精神病患長期監禁 等不人道的對待，震驚了國內外媒體與社會大眾。新聞媒體更是爭相進行深入追 蹤報導，欲揭開這些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的民間收容所之神秘面紗，這些新聞事件 同時也引發了廣大的討論，更有精神醫療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開始投入研究。此 外，另學者們感興趣的另一項焦點是在龍發堂爆發後，又出現了「大千堂」，這 樣「連鎖效應」的狀況下，顯示出在台灣當時的社會中，龍發堂並不是孤立的現 象，而是代表了民國七、八０年代台灣獨特的社區精神照護狀況，也暴露了當時 社會中現代精神醫療發展的缺失，是具有歷史背景與意義的現象。
然而，這樣的新聞事件爆發，所揭露的是台灣是現代精神醫療的蠻荒之地？
台灣是一不文明、不人道的社會？這是一個國際的醜聞，重創了台灣的形象，應 立即採取改善行動？媒體的討論多半偏向於此，認為在現代這種講求人道與人權 的社會，這樣的黑暗角落是無法被社會接受的。然而，背後暴露出的嚴重問題與 更值得國人思考的問題在於，台灣慢性精神病患收容與社區照護的議題。國人雖 無法接受這樣不人道的收容方式，但長期以來對於精障者的排斥與汙名，使得精 神病患與其家屬在社區生活的處境更顯艱難。這兩間民間收容所「醜聞4」的爆 發，揭露的不只是兩間佛堂的「醜聞」，更是當時台灣社會整體的「醜聞」。其最 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在於迫使國人與精神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正視與省思慢性病患 收容與社區照護的相關議題。而備受批評的龍發堂與大千堂，儘管許多做法無法
4 此處所謂的「醜聞」並非研究者本身的價值判斷，僅是呈現當時普遍社會對於這些新聞事件無 法接受與認同的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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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但在某種程度上，該堂在當時社會中，的確對許多精障者 與其家屬分擔了沉重的照顧責任，這種沉重的照顧責任，是當時社會與政府也無 力或不願負擔的。
談到這類佛堂模式的非法性與其存在必要性間的矛盾衝突，必須回到當時的 社會脈絡來看待，當時社會快速變遷，照護模式被迫面臨轉變 (文榮光、李建德, 1991)；加上現代精神醫療發展緩慢，且可取得性不足 (林宗義著；趙順文譯, 1990;
陳姃媛, 2012)，諸如醫療經濟、醫療保險與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困難之外，這些機 構在當時正是草創階段或發展中，水準參差不齊，甚至有些機構的環境衛生條件 還不如當時的一些民間收容所 (文榮光、李建德, 1991)。站在家屬選擇的立場上，
現代精神醫療可說是金額高昂卻未有高品質的服務環境，更重要的是，當時精神 醫療的設施與服務內涵也無法完全解決或迎合精障者與其家屬的需求，尤其是慢 性精障者家庭期待長期安置，以減輕負擔的渴望。因此民間收容所以「買斷」的 長期安置為號召時，就很容易吸引一些家屬作為現代醫療以外的另一種選擇，也 成為那個時代中促發民間收容所崛起的一個機會。最後，台灣民間對於精障者照 護慣習的模式與信仰，也與現代精神醫療的價值觀產生一定的落差，對於台灣人 而言，面對西化的開始，雖觀念逐漸開放，接受科學化的時代來臨，但實際面臨 問題時，常常還是呈現一種複向的求助模式 (張珣, 1994; 張苙雲, 1998)，同時因 著傳統民間對於民間宗教魅力的文化 (文榮光、李建德, 1991)，產生台灣華人文 化上獨特的「要神也要人」現象 (張珣, 1994; 張苙雲, 1998; 成令方、傅大為、林 宜平等, 2008)。
關於這兩間「神秘」的佛堂收容所相關文獻的探討上，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有 學者文榮光、張苙雲、李建德與陳正宗等人投入其中，其中，精神科醫師文榮光 更是對龍發堂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包含了歷時三年(1984-1986)的國科會計畫系列：
「慢性精神病患者求助行為及其復健模式的比較研究：第一年初步研究─龍發堂 的故事」、「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求助行為及其復健模式之比較研究(一)」，以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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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神疾病患者求助行為及其復健模式之比較研究(二)：第三年研究報告─龍發 堂、仁愛之家與高醫組的比較」。另外，其也曾與學者張苙雲、陳正宗在中華民 國神經精神醫學會會刊中發表一系列的「南台灣一所類似佛堂之民間精神疾患收 容機構之敘述性研究(1985)」，分別為「I. 機構背景及其復健模式之特徵」、「II. 病 人之臨床資料、精神病理與社會功能，及其短期預後」，以及「III. 病人家屬行為 之分析」。除了龍發堂的研究外，學者文榮光也曾與李建德合著「慢性精神病人 之民間收容所：另一種選擇與彌補途徑(1991)」，此文中除了簡述先前龍發堂的 研究外，更以「連鎖效應」的觀點，介紹了大千堂。
後期，隨著台灣現代精神醫療的發展、各項社會變遷、觀念的轉變與國家介 入發展政策等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傳統宗教與民俗醫療越來越受到排擠，現代精 神醫療相對逐漸取得優勢地位，影響力也不斷地擴大。一度政府欲介入解散這兩 間「不合法」的佛寺民間收容所，然而面臨的問題一樣是收容照護這個燙手山芋，
因此展開折衷作法─「輔導計畫」。文榮光與李建德於 1990 年即以國科會研究計 畫案著作了「結合現代醫療與民俗療法之可行性的初步探討：大千堂輔導研究計 畫」。雖有了這樣的輔導計畫，但最後大千堂的命運是被重武力包圍強制解散。
龍發堂則因收容人數眾多，最後在輔導計畫中與地方勢力結合，跟縣政府妥協，
納入嘉南療養院中，轉變成為合法的收容機構，並更名為「財團法人龍發堂康復 之家」，受到政府經費支助。然而，在此合法化的過程，基金會成立之外，更多 的改變正在發生，包括精神科藥物介入，當然經費不匱乏之後，精神病患也就不 再耕種養殖。雖然文榮光於 2002 年龍發堂合法化後發表了「精神病患人權仍受 污名之鍊束縛─龍發堂合法化的啟示」。文中以一種現代精神醫療終於戰勝這一 不文明、不人道收容機構的角度來突顯現代精神醫療的「勝利」。
但有趣的是，在龍發堂對於「就地合法化」一事的看法，卻是認為是政府對 該堂做出的「妥協」，某些程度也是肯定與承認該堂的重要性、價值與做法。畢 竟當時龍發堂已收容高達６００多名精神病患，快速的解散風聲引發許多家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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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其實政府與相關醫療機構在當時也無力全權承擔，因此做出了就地合法的 作法。而非其認為這樣的作法僅是為了排除大眾的疑慮與各界抹黑的一種手段，
並非代表著龍發堂模式的終結，反而是另一個開始，是一種「不算失敗的勝利」。 近年來二代住持更是致力於發展所謂的「龍發堂模式」，不僅受邀至大陸地區進
並非代表著龍發堂模式的終結，反而是另一個開始，是一種「不算失敗的勝利」。 近年來二代住持更是致力於發展所謂的「龍發堂模式」，不僅受邀至大陸地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