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異的社會交際運用

語言的交際功能與思維對語言的重要性是社會語言學與文化語言學共同的研 究主題，但是二者的研究方向略有不同。依據 Joshua A. Fishman(黃希敏譯，1991：

148)的說法，社會語言學關心「語言的持續與變遷」，並建議研究三個方向的題目：

第一個是在接觸情境中，習慣性語言的使用如何建立；第二個是去討論有關習慣 性語言使用裡可確定變化的心理、社會及文化過程；第三是討論關於「對於語言 的行為」，例如對語言的態度情感、對語言的行為措施、對語言的認知等。而依據 邢福義(2000：35)對社會語言學及文化語言學的分辨：社會語言學主要關心的是 言語交際方式的選擇及其社會條件和社會意義，優先考慮的是言語而不是語言、

是功能而不是結構、是語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語言的得體性而不是語言的任意 性，因此不大關心語言結構體本身；至於文化語言學則對語言結構系統和言語交 際行為兩方面都給予同樣的重視。

因此，在探討漢語語法的靈活性時，我是選擇以更貼近文化語言學的方法來 研究漢語語法，從語法結構本身出發，並將社會語言學及文化思維的觀念注入其 中，這也是邢福義上面這段話的意思。也因此，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我會分別主 要以社會語言學及文化語言學來探討和語語法靈活性的功能性。

首先，在這一節當中，我要探討漢語語法靈活性的社會功能，先來看看關於 語法及社會交際運用的一些理論。

我在第二章曾提過，結構語言學的功能主義與社會語言學等對語言現象中在 意的是語言如何表情達意及如何促成交際溝通的功能。Edward Sapir(引自宋宣 2004：338)以功能主義的眼光來觀察語言現象，認為在語言系統中，「功能」(就 是表達的需要)始終是第一性的，且任何手段如果僅有外在形式而不負擔起相應的 表意功能，那麼就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語法手段。他同時也指出，所有語言都必

須具有形成觀念、表達邏輯命題的功能。宋宣(2004：360-406)補充說明，人類語 言表達不同語法概念的功能毫無疑問是劃分不同語言類型的主要依據，所有語言 都是有形式的語言，任何語言都必須表達純粹的關係，卻可以不必受到非根本成 分的牽累。既然語言是一種表情達意的符號工具，那麼「概念世界的永恆特徵和 強有力的趨勢」也會對語言的各方面發生深刻影響，比如「觀念表達」的因素在 決定語言結構類型特徵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樣的，「觀念表達」也一定會決定

「語言沿流」的大致走向，而且特定民族長期形成的心理定式或傾向往往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制約或者決定語言的基本面貌和發展趨勢，這是功能主義語言觀的一 種體現。這段說明正揭示了結構語言學的功能主義所認為，語言表達與交際的功 能會對語言的運用演變造成影響。

至於社會語言學對於語言的社會交際溝通，則更加重視了有形或無形的社會 規範對語言型態及語法的使用情形。

梁志剛(2003：85)認為，語言的演化有其內在體系的制約，也有其外在的社 會文化背景。語言的發展和進化不可能完全獨立於社會與歷史發展之外，一種語 言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或制約該社會的語言形態。所謂語言的內 在體系，就如同前一節說明過的語法的物質結構，是語言單位或語言符號等；而 外在的體系，就與人類如何使用語言及什麼對語法變化有所影響有關，當然就與 社會文化環境有很大的關係。Joshua A. Fishman(黃希敏譯，1991：167)也說明過，

語言行為是一股主動、反映社會現象的力量；尤有甚者，語言行為對社會還有回 饋的現象，從而增強或改變社會，使它符合談話的價值與目標。也就是說，社會 影響著包含言語或語法等語言行為，因而語言行為可以反映出社會現象；而進一 步地，和語言有關的行為還有可能增強或改變社會等。

另一方面，社會語言學也很關注不同「語型」所具有的不同社會功能。所謂

「語型」，依據 Joshua A. Fishman(黃希敏譯，1991：7-11)的說明，任何語區裡都 會有幾種不同的講話方式，各具不同的功用，導致產生特殊用語的因素。除了行 業及興趣之外，還有其他譬如在同一區內的某種社會階層(依據經濟、教育、種族 而分)的人就操某種語言等，這種在不同階層或不同場合使用不同語言的形式，就 是語型。而無論一個語區內的講話方式(職業的、社會階層的、區域性的)性質如 何、或是各種講話方式之間的關係如何，語言社會學所要尋求的，不只是能解釋 及限制語言行為的社會規則或規範，也不只是語區內對某種語言所持的態度，更 是各種語氣對其使用者而言所具的不同象徵價值；而不同象徵價值的造成，乃是 各種語氣或語型各有其不同功用的必然結果。因此，社會語言學家企圖用最少的 變數如語料的取材及實驗的設計等，去儘量解釋語言背後成因的變化度，如社會

因素或社會型態等。

Joshua A. Fishman(黃希敏譯，1991：7-11)在解釋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方向及目 的時，認為語言社會學的最終目的可以說有兩個：一是「描述性語言社會學」的 取向，焦點在「誰對誰在什麼時使用什麼語言講了什麼話？」，重於描述在一個語 區或語文區內所約定俗成的語言社會組織，探討各種社會網和社區內的語言使用 規範，也就是要找出在社會網或社區中一般人所採用的語言方式，及他們對語言 的行為與態度；另一個是「發展語言社會學」的取向，在於研究使社會組織中的 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產生不同速度的變遷的因素。這二者加起來便是社會語言學 的全貌；而由於在語區內和語區間的語言型態、功用及其使用者都是不斷地在相 互影響，引起變更，所以語言社會學的標的就在於研究此三者(就是語言型態、功 用及使用者)的性質。

從上面這段話來描繪社會語言學對於漢語語法的研究樣貌，我們可以知道，

當我們要從歷時的角度去研究漢語社會如何影響語法變化的時候，此時的研究較 傾向於「發展語言社會學」的取向；而當我們要從共時的角度去探討漢語社會中 對於漢語語法使用系統內部的差異時，則就會偏向於「描述性語言社會學」。不過 除了結構主義主張研究共時的語法現象以外，社會語言學或文化語言學均傾向於 共時與歷時的方法要交錯使用，以使我們從語法及其他語言現象中獲得對某語言 認知的全貌。

以漢語語法的靈活性來說，在此也是採共時與歷時的方法交錯運用的方式來 研究，因此提出漢語語法靈活性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社會交際運用功能：

(一) 情境生成的集體性特徵；

(二) 柔化交際的憑藉；

(三) 綰結人情的結構化；

(四) 詩化升級摶造出文人圈。

首先，漢語社會的「集體性特徵」，指漢語使用者的社會組成是一個以集體 生活為主的社會，在漢人世界裡生存的個人，會將自己放在群體之中、甚至放在 群體之後。它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學統、宗法以及禮教有關。這種「自抑性」的特 性體現在文法上的特色是：大量使用自謙詞與敬詞；代名詞或指稱詞的使用上，

盡量以「不凸顯個人」為原則來進行對話；也由於漢語使用者不太凸顯「個人」，

因此對於個人物品的領屬也常模糊表示，體現在漢語語法上如所有格或名詞的限 定均不明顯。

其次是「柔化交際」，指漢語使用者自謙自抑、不願意凸顯個人的特性，從 而延伸出漢語社會中「柔性」的交際方式，這種柔性交際，具有含蓄又委婉、深

沉而向個人內心探求的特性。此特性使得漢語使用者在交際及溝通時，傾向於向 內尋求意義，即在有限而模糊的對話關係之中，向「個人內心」尋求解讀的模式。

例如在溝通上各種含蓄婉轉的語用(動詞疊字、形容詞「一點兒」、副詞「一下」

等)均表示一種非不得已不想為難別人的心理狀態。

再來是「綰結人情」，從漢語社會的集體性特徵開始發展而來，自古在層層 分化的封建制度中卻仍要表現出家國的一體性而造成社會文化網絡的複雜，又在 柔化交際的作用之下，漸漸發展成人際關係上的複雜，伴隨而來對應的是我們對 於語義結構複雜化的需求，這種複雜關係和先前在第三章第一節所提過的「隱含 意義」與「語義指向」有關，在修辭上表現為形式多樣的委婉修辭的存在(如用典、

誇飾、雙關、諷諭、留白、藏詞……等)，使得「言不盡意」成為一種可以追求的 對話效果，甚至是「美的」，不只是文學或藝術上，就算是日常對話也是如此。這 些語法結構和語義之間的複雜關係，已經不同於前兩節所論述的「自謙」或「委 婉」，而是在以「自謙」和「委婉」為基底的社會底下發展出的另一種格局，而在 人際關係上及語法現象上均呈現出的複雜樣貌。

最後是「詩化的語言」，象徵知識崇高的社會地位，這種詩化的語言將漢語 語法的靈活性發揮到最極致，以最精練而簡省的字句去表達最大的意念；同時許 多詩人或文人也為了韻律及意念上的不同內涵，而採用語序更換、詞類轉品等方 式，這些靈活性的手法不但不影響我們對這些言語作品的美感與態度，反而更讓 我們推崇漢語社會文化的特性在語法上的體現。林秀君(2006：P86-87)，曾提出

最後是「詩化的語言」，象徵知識崇高的社會地位，這種詩化的語言將漢語 語法的靈活性發揮到最極致，以最精練而簡省的字句去表達最大的意念；同時許 多詩人或文人也為了韻律及意念上的不同內涵，而採用語序更換、詞類轉品等方 式，這些靈活性的手法不但不影響我們對這些言語作品的美感與態度，反而更讓 我們推崇漢語社會文化的特性在語法上的體現。林秀君(2006：P86-87)，曾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