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瓊瓊小說女性書寫之創作背景
第二節 八○年代文學環境與女性小說家
文學作品根植於時代,適時反映時代社會的脈動;文學環境與文學論述必然具 有一定程度的連結相關,然而每一個時代與時代之間,文學論述即使改弦更張,事 實上或仍存在依存承繼與伺時而動的關係。六○年代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思潮的引介
,雖日後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受到西化傾向的攻訐批判,實則在當代激發本土作家的 創新思維及前衛作品,帶領臺灣文學走出五○年代的傳統,且培育許多當代文學前 鋒與經典作家12,其中又以《現代文學》雜誌及其創辦參與等作家首推其功;現代 主義雖給予女性作家受到文學界及學院的認可,與躋身菁英文壇的機會,也突破五
○年代以報刊為主的發表空間,然而如范銘如所言:
因為自視為不同,她們也否定「軟性」、「女性」的文風內容。一方面使她們 勇闖禁區,探索女性身體、情欲與身分的固定性,一方面也使她們認同與男 性文友及其西方大師們的性別意識。她們挖掘到了許多八○年代女性主義開 始關注的性別議題,可是這真實強壯,甚至「異常」「醜陋」的女性面目又令
12 施淑在〈現代的鄉土 六、七 0 年代台灣文學〉中如此寫道:「事實顯示,六 0 年代文學並不僅 只是台灣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鬧劇,它的影響,也不全然是負面的。以小說為例,它除了為戰後自成 系統的台灣文學建立發展上的必不可少的新典範和國際視野(儘管並不全面),還使文學成為異端 的語言,成為對官式文藝政策的意識形態的抗拒(儘管遠非直接有力)。作家方面,聶華苓、白先 勇、王文興、七等生、劉大任、林懷民、施叔青,不論日後是否改弦易轍,都在這階段留下顯著的 成績,成為他們個人創作或文學傳統的重要成分。就是現在被定位於鄉土、社會批判的宋澤萊、李 昂,也曾現代主義過,而且表現不惡。甚至自稱對現代主義免疫的陳映真,一致被肯定為鄉土文學 傑出代表的王禎和,貫串他們作品的風格化取向,恐怕也與現代主義精神脫離不了關係。這整個現 象說明了六 0 年代台灣現代文學的發生,並非畸變,也不是偶然⋯⋯。」參見施淑著:〈現代的鄉土 六、
七 0 年代台灣文學〉,收錄楊澤主編:《從四○年代到九○ 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頁 254。
人膽戰,不敢再深入歷險。現代主義的注重個人、叛道,導引臺灣女作家注 意到女性,而非人性的問題。但是當七○年代鄉土關懷的大敘述興起,壓抑 了個人取向,遑論女性取向的現代主義式的敘述時,現代主義的女作家們不 是停筆就是轉向13。
六○年代的現代主義不僅是文學史的分水嶺,對於後來大放異彩的女性文學、
自覺書寫而言,可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雖在當時可能微弱難見;後來又受七○年 代因應國家機制而起的鄉土文學,以及六、七○年代興起的大規模留學潮影響,女 性取向的文學創作蟄伏黯淡,然而到了七○年代末,生於戰後嬰兒潮的女作家逐漸 展露風華,履獲文學大獎,加之昔日受西方現代主義蘊藉,今日又有女性主義思潮 催化,而時勢亦在八○年代中末期產生丕變,具足諸多條件促成女性文學得以成為 時代之聲,故論者謂「八、九○年代堪稱是台灣女性小說的文藝復興時期」14。本 節除為八○年代女性文學做出定位,並分析此時女性小說的書寫向度、引領風潮的 女性小說家,以透顯當代臺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
一、八○年代女性文學的定位
以台灣文學籠統的十年分期試看,女性文學從五○年代初見端倪,經六○年代現 代主義文學菁英的衝擊拓展,七○年代隱身鄉土文學到進軍文學獎,八○年代的女性 文學,已然跳脫依附地位,尋求女性主體意識呈現。如上節所言,此時的社會上掀起
13 繼施淑青於六○年代末的轉向,李昂與季季也在七○年代分別創作「鹿城故事」系列,和《澀果》、
《拾玉鐲》等鄉土、寫實文學。歐陽子和陳若曦則在出國後另闢戰場:前者往批評和散文創作上發 展,後者在短暫「回歸祖國」後寫出一系列寫實主義政治小說。曾於六○年代展露才華的李渝、黃 娟,則在出國後蟄伏許久。七○年代由鄉土文學路數崛起的女作家除了〈我愛博士〉的曾心儀外,
尚有以《梅村心曲》(一九七六)三部鉅著得過國家文藝獎的謝霜天。參見范銘如:《眾裏尋她-台 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105-199。
14 同前註,頁 151
一陣婦運狂瀾,而歷來沈默的女性,也希冀在紙上斫出一片新天地。
學術專書及短篇論文,對於八○年代女性文學亦迭有論述,呂正惠在〈八○年 代臺灣小說的主流〉中亦指出,八○年代政治、社會小說的盛行,以及女作家的崛 起為當代文學的兩個主要現象15。女作家及女性文學的突起,是探討此時文學現象 時必談重點之一;然而,對於此現象之形成及價值評斷,評論家所持意見則毀譽互 見。因女性作家在小說現代化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故以全球婦女運動的背景及 女性經驗,肯定此時女性小說創作價值者,他們認為此時作品帶有女性自覺意識,
強調回歸女性本體與平等,重建兩性之間和諧關係,並認為她們提供一個新起點,
讓男女都能探討公私領域的主體問題。
雖然女作家們提出的問題,可能遠多於她們所能解決的,然而提出這些質疑的 當下,更代表著臺灣女性文學的可貴一面16;在部份男性論者的認知中,將女作家 及作品的崛起,定義為國家權利運作與介入,藉此對鄉土文學產生制衡作用,所累 積出對社會觀照的細節寫實17;或將八○年代女作家崛起的現象,喻為文學人口的 結構變遷使然,而非女權運動衍生的「女性主義」結果18,並認為女性文學多乏現
15 呂正惠:〈八○年代臺灣小說的主流〉,《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出版社,1992 年),頁 75-94。
16 見於王德威:〈一九八○年代初期的臺灣小說〉,《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88 年),頁 409-410;李仕芬:《女性觀照下的男性-女作家小說析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5;季紅真:〈甦醒的夏娃__新時期女作家的創作傾向〉,《廿一世紀》第 2 期(1980 年 12 月),
頁 117-125;以上三篇皆有論述。
17 同註 13,及楊照《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從鄉士寫實到超越寫實》(臺北:聯合文學 出版社,1998 年),頁 179-197。
18 同註 13,蔡英俊:〈女作家的兩種典型及其困境-試論李昂與廖輝英的小說〉,《文星》第 110 期
(1987 年 8 月),頁 100;李瑞騰:〈女性文學的多元化〉,《臺灣文學風貌》(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145-148。
實感,將之定義為「閨秀文學」,即女性寫給女性看的文學19。
更有男性論直接否定女性文學價值,以貶抑態度談道女性文學所以受人歡迎,
是因所謂的高水準著作,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芸夫》被列為禁書;而比起 政治主義的反共文學,女作家所寫的題材較讓人感覺真實,但又缺乏時間性,或沒 有歷史感的特質,正可滿足小市民的惰性和趣味性要求20;然而,這些絕斷的評論,
並無法完全詮釋女性作品的真實意涵。正如女性論者自身試圖破除閨怨定義,以實 力評論臺灣女作家時所言: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女性文學幾乎完全被歸類於『閨怨文學』。現在文壇上,
任何女作家被稱為『閨秀作家』時,就等於被釘死在一個狹窄的籠子裏了。
因為她的主題瑣碎、風格『委婉』;如果有什麼見解的話,也是無足輕重的。
因為她對政治、社會、醜惡的人生大概是無知的21。
以男性的歷史國族政治標準,對女性文學預設立場、大加撻伐,於創作內容愈 趨多元的女性作者而言,確實是未盡完全、偏頗籠統的定論。
八○年代的女性文學評論中,或因性別或立場的認知不同,而產生不同論述,
但對於此時女作家崛起創作的現象,與其文學作品內容價值,卻無法略而不論。台 灣的文學發展走過現代主義、鄉土文學階段,在七、八○年代交替之際,新興女作 家群突然受到文壇重視,或被稱為「閨秀文學作家」、「女性主義作家」,此異軍突起 的文學現象,對於長期處於男性主導下,被忽略的女性而言,說明了女性文學在台 灣文學中所佔的地位,與對男性為主流的文學傳統之辯證;也將傳統步入現代產生 矛盾衝突的兩性關係,印證在文本之中;同時對女性文學的獨立探討批評,也突顯
19 呂正惠:〈臺灣閨秀文學的社會問題〉,頁 135-151。
20 尉天驄:〈臺灣婦女文學的困境〉,《文星》第 110 期(1987 年 8 月),頁 97。
21 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臺灣女作家〉,《聯合文學》1 卷 5 期(1985 年 3 月),頁 6。
性別議題在當代文學中的迫切性。
分析此時女性文學的創作背景環境,七○年代呂秀蓮倡議的「新女性主義」不 可忽視。年輕學者投入體制內改革,受西式教育的女性投入婦運,使兩性平等成為 女性追求的時尚,「墮胎合法化」、「丟掉你的高跟鞋」、「合作家政」等都激起 女性自覺意識,此波婦女運動確實開闊女性視野,也隱然成為女性書寫的自我經驗 與心理檢視。七○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22,促使作家們思考新題材與新風貌的可 能性;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更讓文學突破禁忌。女性文學開始擺脫依附 思想,呈現以女性自我觀照為出發的面向。一九八七年政府宣佈解嚴,使政治社會 結構產生遽變,傳統價值與舊時制度的瓦解鬆動,讓性別文化與法則議題在八○年 代末大放異彩。時代背景的伏流,配合著兩大文學獎的推波助瀾,新生代作家與報
分析此時女性文學的創作背景環境,七○年代呂秀蓮倡議的「新女性主義」不 可忽視。年輕學者投入體制內改革,受西式教育的女性投入婦運,使兩性平等成為 女性追求的時尚,「墮胎合法化」、「丟掉你的高跟鞋」、「合作家政」等都激起 女性自覺意識,此波婦女運動確實開闊女性視野,也隱然成為女性書寫的自我經驗 與心理檢視。七○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22,促使作家們思考新題材與新風貌的可 能性;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更讓文學突破禁忌。女性文學開始擺脫依附 思想,呈現以女性自我觀照為出發的面向。一九八七年政府宣佈解嚴,使政治社會 結構產生遽變,傳統價值與舊時制度的瓦解鬆動,讓性別文化與法則議題在八○年 代末大放異彩。時代背景的伏流,配合著兩大文學獎的推波助瀾,新生代作家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