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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事蹟可考的文士作家。從高明的生平考可知，儒家經世濟民的使命，三綱五 常的人倫秩序，與《琵琶記》反映的忠孝節義相輝映，在高明的筆下，儒家思想 與南戲的初相遇，可謂實驗成功。
明代開國以來，科舉與理學緊密結合，程朱理學達到前有未有的聲勢，理學 與南戲的互動關係，從「崇儒抑戲」轉向「援儒入戲」的新階段，吸引越來越多 文人參與南戲的寫作，迎來了南戲文士化的高峰。季國平《宋明理學與戲曲》剖 析理學思潮的脈絡對照出同時代戲曲發展的興衰，2周麗楨《天理與人欲的流動：
理學在南戲中的呈現》則以五大南戲為討論文本，分析理學如何在南戲中展現戲 劇張力，3二書補充了理學的發展與同時期戲曲的脈動，提供給我們豐富的歷史 背景。本章從「元明的文人作家為何書寫南戲」切入，探討現存可見、最早的幾 部文士化南戲劇本，出現在歷史上時空的意義為何；第二節比較正德末年至嘉靖 年間的「文士化南戲」，與先前流通民間集體創作的宋元南戲差別何在；第三節 解析當文人品味的思想情感、題材內容、曲文修辭逐一滲透到南戲創作之中，繼 而影響到南戲體製規律的演進。
一、元明南戲「文士化」的歷史軌跡
元人高則誠（1305-1359）是南戲史上有名有姓、具備科考仕宦經歷的第一位 文士作家，接棒者是明初的邱濬（13421-1495），《五倫全備記》以後要到正德、
嘉靖年間（1505-1566）才開始湧現南戲劇本，而且是出之於生卒可考，有科考經 歷的儒生文士。
《琵琶記》與《五倫全備記》相距有九十年，《五倫全備記》以後約七十年，
迎來正德末期、嘉靖初年南戲的量產，那麼文人作家在這三個時間點從事南戲創 作的時空背景、個人動機及劇本旨趣，正是南戲進入「文士化」的重要轉折，也
2 詳見季國平：《宋明理學與戲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
3 周麗楨：《天理與人欲的流動：理學在南戲中的呈現》（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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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被簡單帶過的明初戲曲史。本文先就此三個時間點，梳理南戲何以進入「文 士化」的歷史軌跡。
（一）元代文士作家的首例：高明《琵琶記》
高明（1305-1359），字則誠，一字晦叔，號菜根道人，世稱東嘉先生，浙江 溫州瑞安崇儒里人。元代開國（1271）時並未延續宋朝的科舉制度，仁宗皇帝皇 慶二年（1313）下詔恢復科舉，隔年（1314）才舉行元朝的第一次鄉試，爾後每 三年舉行一次，中間因為丞相伯顏擅權並執意廢科舉，故有至元廢科（1336、1339 年停辦兩屆），至正二年（1342）復科，高明是至正五年（1345）四十一歲考上 乙酉進士。先後任處州錄事（1345）、江浙行省丞相掾（1348）、四明都事（1352）、 江南行台掾（1354）等職務，勤政愛民，頗有政績；思想上追隨業師理學家黃溍，
以儒家思想為立身之根基。
至正十一年（1351）二月從軍南征方國珍，因先前江浙行省參政朵兒只班兵 敗反被方國珍拘執，朝廷指派江浙行省丞相孛羅貼木兒討之，高明是在此時加入 戰局。方國珍反元的心志十分頑強，和元兵纏鬥多時，佯順復叛，次年又殺泰不 花。至正十二年（1352），高明改調浙東閫幕四明都事，至正十四年（1354）轉 江南行台掾（任所在紹興），方國珍自起兵以來，叛服無常，佔有海道，騷擾浙 東一帶，高則誠這幾年的遷調，都在浙東的暴風圈中，地方官員對起事的農民軍 如反復無常的方國珍、胸無大志的張士誠輩頗為厭惡，而元朝腐敗無能，欲振乏 力的世道使官員深為苦悶。朝廷的態度，亂事的滋擾，人事的紛爭，終於使得高 明心生退隱之意。至正十五年（1355），高明謝病去官，但足跡仍未出紹興路範 圍。至正十七年（1357），高明除官福建行省都事，因方國珍、張士誠各據陸路 要轄，則誠只能選擇從慶元（浙江省西南）走海路赴福州，但在路經慶元時，被 方國珍強留幕下，高明力辭不從，解官自保，寓居鄞縣櫟社。至正十九年（1359）
歲末，高則誠病逝於四明，享年五十四歲。
《琵琶記》當成於解官之後三年間（1357-‧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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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
從至正十一年（1351）高明從軍起，便捲入方國珍反元之亂，至正十七年（1357）
赴任福建途中又被方國珍招攬，高明棄官自保，也婉拒朱元璋徵召纂修《元史》
的禮聘，但避居四明櫟社，仍屬方國珍的轄地，高明面對方國珍，只能採取消極 的不合作態度。高明的用世熱忱，在死前十年的浙東兵燹中燃燒殆盡。4
歷來分析《琵琶記》的創作動機，多從援儒入戲、懲戒勸善的角度剖析，司 徒秀英指出《琵琶記》乃是「以翻改有勸懲作用的歷史故事和傳奇人物為主」，
5因為歷史上道德分明的人，在傳統社會中，更易發揮勸善懲惡的影響力；再者，
「《琵琶記》寫諷刺，寄判斷，藏人生的疑惑和解答，也寫出作者對倫理關係、
道德抉擇的最普遍最自然而合乎人情的看法。因此才算得上體現『風教』內涵之 重要作品。高明用『風化體』概括寫作戲曲的精神。」6又王圻《續文獻通考》卷 一七六〈經籍考．樂律類．《琵琶記》典〉云：「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棄妻而 婚於貴家者，作此記以感動之。」7這個說法乍看不無道理，貌似也能說明高明將 趙貞女故事翻改為大團圓，但不見於其他文獻，聊備一說。
若回歸《琵琶記》第一齣〈副末開場〉，副末念【水調歌頭】說道：
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芸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
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論傳奇，
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作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 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正是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
4 以上高明的生平事蹟，摘錄自黃仕忠：〈高則誠行年考述〉，《《琵琶記》研究》（廣州：廣 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頁 10-23。
5 司徒秀英：《明代教化劇群觀》，頁 8。
6 司徒秀英：《明代教化劇群觀》，頁 2。
7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 176，頁 4，總頁 356。〔清〕惠棟《九曜齋筆記》又轉抄之：
「王圻《續通考》曰：『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棄妻而婚於貴家者，作此記以感動之。思苦 詞工，夜深時，燭焰為之相交。至今猶為詞曲之祖。』（事載杜坤《誠齋雜記》）」，收入
《叢書集成續編》第 2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據聚學軒叢書本影印），卷 2，頁 13，總頁 633。然〔元〕杜坤：《誠齋雜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82 冊（臺北：新文 豐出版社，1985），查無此條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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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仕忠分析這闋上場詞，認為隱涵了高則誠內心的苦悶，「當高則誠在元代末葉 天下大亂之中，在拒絕方國珍欲其為幕僚的邀請之後，在浙江四明鄞縣櫟社的沈 氏樓中，面對朗朗秋月，挑燈疾書，心中實在充滿了無窮的感慨。」8那麼高明為 何在古往今來的歷史故實中選擇東漢末年的蔡邕作為男主角呢？筆者從董卓專 政、強覽蔡邕一事擷取到蛛絲馬跡，蔡邕的經歷正與方國珍招攬高明如出一轍，
只是歷史上的蔡邕為保家族勉為出仕；高明則是避居櫟社，保存殘生，在遠離官 場世亂之後，寄情南戲筆墨。
宋代傳唱的是蔡中郎負心趙貞女的故事，高明取材之後翻改為全忠全孝蔡伯 喈，且蔡伯喈兩次辭官的理由，都是基於孝道想返家侍親，只不過前一次尚有生 養的機會，後一次就是守墳了。而高明筆下的五娘，所有高貴動人的行為、情操，
所有足以「動人」的地方也可歸於「教孝」。但深究之，高明的寫作意圖應當不 只是狂熱的宣揚人倫風化。
元代儒生普遍都是仕途蹭蹬，甚至青雲無門的；因此宋代文士發跡變泰、負 心攀娶的社會亂象，對元代讀書人無疑是天方夜譚。高明選取趙貞女的故事原型，
並設計「辭試不從」、「辭婚不從」、「辭官不從」這三個關目，後人觀賞到的 蔡伯喈是三不從的全忠全孝實踐者，但隱身在戲文背後的執筆者，更深層的書寫 情緒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這三件事對元代讀書人而言都像是海市蜃樓、空中 樓閣般的渴望而難以企及。高明是延祐復科後才考上進士，打從他出生識字以來，
科舉從沈寂到重開，讀書人好不容易盼到延祐開科，卻又中途廢止十二年之久，
這對學業養成中的高明，從躊躇滿志到失望落空，最後又失而復得，隨著科舉的 有無而內心煎熬，所幸高明還是很爭氣的，在至正五年（1345）考上進士，授處 州錄事。高明的功名得來如此艱辛，不只是他個人學養要和全國舉子相競爭，更 殘忍的是還有考生自身所不可控的國家因素；由此再對照高明給蔡伯喈設計「辭
8 黃仕忠：《《琵琶記》研究》，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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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不從」的關目，在提倡文治，獎勵掖進的宋代，可以堂而皇之以孝親理由不去 赴考，還要父親出面逼試的蔡伯喈，高明心中肯定是有酸楚的。
黃仕忠細繹高明個人仕宦與《琵琶記》，精闢指出：「元蒙時代極少數僥倖 從科舉走上仕途的儒生，面對知遇之恩，他曾是真心希望為統治效力的，『幾回 欲挽銀河水，好與蒼生洗汗顏』（〈遊寶積寺〉）但現實又否定了他的想法，否 決了他有所作為的可能性。出與處皆難，明知不可為，卻仍得面對，仍得虛與委 蛇。這種心境，或許在《琵琶記》的蔡伯喈身上有所展露。雖然則誠的『慷慨任 事』，與他筆下的蔡伯喈的軟弱性格完全不同，但蔡伯喈的兩難處境，卻正有意 無意之中滲入了高則誠本人的心緒。」9從文學史「文窮而後工」的結果論來說，
筆者認為高明還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幸成為元代第九屆科考的進士，依循著讀書 人嚮往的正道實踐用世的抱負；然而現實情況是一入官場深似海，高明夾在元朝 政府和漢人反元之間，最後只能狼狽的棄官保身。這些親身經歷，讓高明筆下的 忠孝節義在每個人物身上有細緻的差異，貼近人性的複雜，因而真摯動人。「朝
筆者認為高明還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幸成為元代第九屆科考的進士，依循著讀書 人嚮往的正道實踐用世的抱負；然而現實情況是一入官場深似海，高明夾在元朝 政府和漢人反元之間，最後只能狼狽的棄官保身。這些親身經歷，讓高明筆下的 忠孝節義在每個人物身上有細緻的差異，貼近人性的複雜，因而真摯動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