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趨同的論點，是來自經濟與社會學中多元的理論觀點整合；實證上，政策 趨同與趨異之間的爭辯，到目前為止還無法找到一致性的答案（Hiechel et al., 2005）。
Drezner（2001）歸納認為，最早期討論政策趨同的文獻認為，社會之間的相似性是 來 自 上 述 系 統 趨 同 的 概 念 ， 也 就 是 來 自 於 工 業 化 與 現 代 化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而最近的文獻則將原因歸於全球化。另外，
Drezner（2001）也認為，討論政策趨同的來源，可以從兩個面向的理論區別，組成 一個2*2 的表（表二-1），
表二-1 政策趨同的壓力來源
趨同 壓力來源
強調結構力量（structural force）: 強 調影響國家之環境條件，認為造成政 策趨同的壓力來自國家外部
強調自主的代理機構的力量（power of autonomous agents）：並不否認跨 國家之間結構的力量，但認為國家可 以在不同政策選項之間做出選擇
觀念上的 Ideational
World society approach: 強調趨同來自 於散佈的模型或觀念。當一個主導性 的觀念產生，其他的模型與政策就會 失去其正當性，導致一個很強的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Elite Consensus:強調 epistemic communities 的重要性。與 world society 強調結構不同，這個途徑強 調關係，因此相互依賴是很重要的政 策協調前提。
經濟上的 Economic
Race to the Bottom: 相對於另外三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認為政策 趨同是國家之間政策協調的結果，如 果成員較少、有國際組織在推動、比 較好監控，則比較容易產生趨同。在 區域之間比在全球容易產生趨同，因 為成員較少。
資料來源：整理自Drezner（2001）
第一個面向趨同的壓力來源，一個是經濟學上所討論的經濟交換成本，因為全 球化的影響，主權國家長期對於國內產業的保護需求變小，國家之間經濟交換成本降 低，一個是因為觀念上的原因（ideational），導致全球政策出現趨同；第二個面向是 強調結構力量與代理機構力量，也就是經濟學當中的所討論的外生力量與內生力量。
以「結構為基礎」的理論跟「以機構為基礎」的理論間，一個主要的差異在於描述國 際管制的語言不同，結構為基礎的理論將政策趨同視為是一種依變數，認為各國的政 策會趨同變成一個全球政策。以代理機構為基礎的理論比較喜歡用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認為國家之間可以達成某種協議，但不必然要採用固定的方式。
相較於前面的討論，Pollitt（2001）認為當代組織理論中對於趨同持正面意見的 大多是結構功能論者（functionalist in structure），而持反對意見的則是所謂的詮釋學 派。在這樣的觀點之下，Pollitt 認為 Osborne and Gaebler（1992）的論點就是一種功 能主義的應用，也就是認為當環境變遷，舊模式（傳統官僚模式）無法適應新環境時，
所有的政府都將尋求一個新的方法（例如企業型政府）。
從Dobbin et al.（2007）的觀點，建構主義是四股形成國家社會之間政策擴散力 量之一，另外還有強迫理論學者（coercion theorist）、競爭理論學者（competition theorist）、以及學習理論學者（learning theorist），社會建構論者與學習論者，是透過 改 變 潛 在 使 用 者 的 想 法 （ideas ）， 而 競 爭 與 強 制 力 則 是 改 變 政 策 本 身 的 誘 因
（incentives）。首先，Dobbin et al. （2007）所分類的建構理論，事實上就是 Drezner
（2001）所指的世界社會途徑（World society approach），透過國際組織、專業社群等 社會集體創造出來的公約（conventions），產生適用於全球的政治文化，其中包含合 適的社會目標為何、達成目標的方法為何，然後所有的政策選擇都依循在這些概念或 共識之下，藉此取得社會的合法正當性。這就是Meyer et al. （1997: 173）所說的「…
許多的證據支持世界社會模型（world society model）透過全球性的文化與相關途徑，
形塑了國家的特性、結構、與行為…」。總之，瞭解一個政策是如何變成大家都接受 的共識（socially accepted），是去瞭解這些政策如何在國際間散佈的重要關鍵。
相對於前面建構主義所提到的力量，第二個造成政策擴散的明顯力量是比較非 自願性的，反自由主義的機制—強迫，強迫可以透過政府、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來 執行（Owen, 2002），主要的途徑有三個：條件性（conditionality）、政策領導（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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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支配性主意（hegemonic ideas）。所謂條件性是指國際組織在提供援助給 國家時，對國家所開出來的要求、條件。政策領導指的是強權對於弱勢者的指揮，例 如 Drezner（2005）的研究發現，影響全球政策趨同與否的力量，仍然是以國際強權
（great powers）為主要來源，如果國際強權介入，則會有效地產生政策調和（policy harmonization），如果國際強權並不同意某項政策，則政策趨同會透過競爭產生。至 於支配性的主意，則是跟社會建構主義相當接近的概念。
第三個主要的理論來源在於經濟競爭，這就是Drezner（2001）所指的向下沈淪
（race to the bottom）概念。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研究當中，對於競爭所產生的政策 採用，大多從吸引產業投資的角度來看，認為各國為了發展自己的經濟，爭相降低自 己對環保的要求、減少政府管制措施、或甚至減低課稅標準。當自己的競爭國採用了 比本國更為吸引外資的措施時，通常也會逼得本國採用類似或甚至更具有吸引力的政 策，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Dobbin et al., 2007）。總之，政府為了與相鄰的 地區競爭，將更有動機來推動可能提昇本身競爭力的政策，Simmons and Elkins（2004）
就以自由經濟政策為解釋對象，發現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以及國內的社會文化背 景，會影響國家對於自由經濟政策的採用。
最後一個是學習理論。當政府面臨一些問題時，領導者容易藉由一些開會或互 動的場合，與其他地區政府的領導者交換意見、學習，進而模仿其他地區的問題解決 方式及成功經驗（Berry and Baybeck, 2005; Berry and Berry, 2007; Newmark, 2002;
Bennett, 1997; 黃東益，2004），例如 Boehmke and Witmer（2004）的研究發現，社會 學習的力量可以解釋博奕事業政策的採用，而彼此之間的競爭，則會影響博奕事業的 擴張；Bala and Goyal（1998）透過數學模擬的方式，認為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的概念可以解釋科技的擴散，而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資訊的缺乏，因此需要與鄰近 地區進行互動與資訊交換。Lee and Strang（2006）用此來解釋國際上對於政府員額縮 編的現象。Mintrom and Vergari（1998）以教育改革方案為例，發現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是行銷政策概念相當重要的場合，以及影響政策擴散發展的重要媒介，越 投入在政策網路當中的領導者，越容易受到其他參與者的影響，外部網絡所產生的力 量，影響組織內部的議程設定。
制度論當中的同型化（isomorphism）也是探討政策趨同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
（Knill, 2005）。所謂同型化，意指在同性質的制度環境中，組織結構與運作情形會越 來越一致，而這種影響過程將演變為制度的同型化（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所謂 制度環境，即組織欲從其所處環境中獲得支持或正當性（legitimacy），所必須順從的 一些規則（Scott and Meyer, 1991）。DiaMaggio and Powell（1983）認為，有三種同型 化的途徑，強制性的同型化、模仿性的同型化、以及規範的同型化三種機制來影響組 織的結構與運作：
1. 強制的同型化（coercive isomorphism）：例如法規環境、行政程序與命 令等所產生的影響。組織必須順服上述強制性的力量，才能取得合法性 而存活。
2. 模仿性的同型化（mimetic isomorphism）：當環境產生問題，組織不知 如何因應時，可以透過模仿其他較穩定組織的方式來達到生存目的。
3. 規範性的同型化影響（normative isomorphism）：組織為獲得專業的合法 性，自發性的遵守制度性規範，例如工會守則。
總之，組織的運作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很大，且具有同型化的功用，在同一制 度環境中運作的組織會越來越像，讓組織與制度環境吻合，獲得正當性（legitimacy），
減低不確定性。不同於DiMaggio and Powell（1983）的同型化論點，Meyer and Rowan
（1977）認為，制度性的規則（institutionalized rules）常常會出現相互衝突的狀況（異 質性的制度環境），因此組織必須保持自己在寬鬆連結的狀態（loosely coupled），建 立正式結構與實際工作活動之間的空隙（雖然這是很浪費資源的），也就是保留彈性，
使自己可以應付每一種不一樣的衝突。
Richard Scott（1995）在其所出版的「制度與組織」一書，分別從歷史的分析途 徑、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的角度看制度論的發展，整理過去不同領域學者對於 制度論的看法。書中提到，約束社會行為者的制度包含任知性的（cognitive）、規範 性（normative）的與管制性的（regulative），而這三個支柱各有其正當性的基礎，各 導致不同的結果。過去的研究一直著重在何種制度可以提升組織，管制性的社會實在 論（social realist）強調理性選擇的行動邏輯、認知性的為社會建構主義，以及比較寬 廣的社會選擇與行動，而規範面向則是介於兩者之間，不同的假定決定了行動者如何 做出選擇（Sco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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