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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公共政策或政策趨同的討論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視,與歐盟的產生以及全球 化概念的散佈有相當大的關係,目前大多的實證研究也都以歐洲地區為主。不過,即 使這個概念與政策發展研究有相當的關係,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發展也提昇了樂觀主義 者對它的期待,但是從本節的文獻回顧整理來看,包含理論基礎、方法論、或實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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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上的「政策趨同」,與一個成熟的理論之間仍存有相當大的落差。首先,理論 上對於政策趨同的討論,不像經濟趨同或系統趨同,有相當清楚的基礎理論來源(如 經濟趨同當中的新古典成長理論,以及系統趨同當中的現代化理論、新制度論),政 策趨同的理論基礎是來自於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是借用自其他領域的概念,而這 種現象也是第一個造成政策趨同概念不清、實證結果多元、甚至尚未受到傳統公共行 政與公共政策研究學者接受的原因。更具體的說,趨同的理論基礎是以探討組織結構 與經濟成效為標的而發展的,並沒有將過去公共政策研究所建構的相關元素納入討論 當中,舉例而言,目前的政策趨同討論沒有將政策類型(分配性政策、管制性政策….)

所可能導致的差異考量進去,就公共政策理論來說,經濟管制性政策或許會如同經濟 趨同的「向下沈淪」(race to the bottom)概念,因為全球經濟競爭的因素而產生全球 性的趨同,主要的力量可以來自於國際上的驅動,但是對於重分配性質的社會福利政 策,不僅與國家本身歷史制度途徑所依循的「主義」有相當大的關係,更關係到國家 本身的經濟情勢,這類型的政策是否會有趨同現象,相當令人懷疑。此外,過去公共 政策研究有許多堅強的理論模型做支撐,但是政府間的政策趨同既然作為一種公共政 策的效果,這個效果究竟是一種漸進的政策決策模型(incrementalism)、是一種政策 窗模式的政策採用效果(Kingdon, 1995)、還是政策倡議聯盟(Sabatier, 1998)…的 政策發展結果,目前的政策趨同討論並未與這些已經在公共政策領域發展有相當長的 理論基礎做結合。綜言之,目前公共政策領域裡面對於政策趨同概念的建構過程,在 借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趨同概念到學科裡時,並未結合學科內本身的理論基礎,使得 政策趨同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受到學科內學群的支持與重視,其所產生的實證結果也 常受到解釋力上的質疑。

第二個是方法上的問題,政策趨同理論所存在的問題在於趨同是否發生這個問 題的解答,在方法上是相當難以驗證的,過去在經濟學當中對於經濟趨同的討論,都 是以經濟「成效」作為解釋的面向,但這對於可細分為工具、內容、成效、途徑…等 面向的公共政策而言,測量上的複雜與定義的多元,造成了研究結論難以產生共識。

這部份有待更多的文獻整理與架構整合,以及實證研究的累積。Jordan(2005)就曾 經大力的批判說,政策趨同的研究與理論,連共同的基礎(common ground)都尚未 建立,當然得不到學界的認同,實證的結果當然沒有共識。

第三,「趨同」、「轉移」、「擴散」等概念的討論,最早是從1900 年開始出現在

歐洲的人類學、社會學等研究,主要內容在探討人與人之間觀念或意見的相互接受與 流傳,類似研究發展至今都仍然保有學術研究上的熱度與價值(Rogers, 2003)。不過 問題在於,當這些概念從分析「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層次,提昇至(或被借用到)分 析「組織與組織之間」、「政策與政策之間」時,原本可以用在人與人之間分析層次的 解釋因素,就產生了測量以及效度上的問題。舉例而言,以往人與人之間的擴散研究,

人是否理性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解釋因素,但到了政策或組織的分析層次,人的因素就 會因為測量上的限制而被以「假定」的方式排除。換言之,政策趨同必須假定所有的 行為者都是理性的決策者,而政策發展是一個理性決策過程 (Radaelli, 2000),不過,

這樣的假定難以在政策研究過程中,人(如政治領導者或菁英)常常扮演著關鍵因素 的現實中取得正當性。總之,政策趨同的概念是否能完全的自「人」的分析層次轉移 到「組織與政策」的分析層次,是在討論政策效果之前所必須回答的理論問題。

最後,以往趨同的討論,在架構上常混淆了「原因」(causes)與「機制」

(mechanism),所謂的原因是指造成某團體或個人決定往某一個位置移動的影響因 素,但機制則是決定之後,往那個位置移動的方法(例如透過學習、透過模仿),這 兩個可以是相互影響,也可以是互為因果,但卻是不相等的概念。可惜的是,過去對 於政策趨同或政策擴散的討論,在這兩個不同分析層次的概念常是混和使用,也因為 如此,在政策發展的解釋架構上,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總之,政策趨同是一個剛開始發展的概念,近年來因為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影響,

引起許多學術與實務界的重視,但是從理論來源的完整性,或從方法的精緻度上來 看,這個概念距離一個成熟的理論,都還有相當的努力空間。本小節從政策趨同的理 論基礎與研究方法等角度分析,一方面提供未來政策趨同研究一個清楚的理論圖像,

透過文獻檢閱來縮小上述所談論政策趨同在理論、概念或方法上的缺失,另一方面也 穩固本研究後續趨同及模型分析的基礎。

趨同與否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比較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就可以清楚的呈現,

當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發現,以往討論公共政策發展所應用的理論模型與現實之間有 相當大的落差時,政府之間比較公共政策(comparative policy)的議題就變成無法逃 避的重點(Jreisat, 2005),因為這是政策發展過程的效果,雖然這個「效果」在政策 過程的時間軸上是最晚發生的事件,但卻是政策發展研究的第一步。只是未來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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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同」概念如何結合到政策發展過程中(policy stage),如何建構一個具有解釋力 的架構,本研究認為一方面必須仰賴更多結合議題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要著手整合不同領域的文獻,建構完整的解釋架構,或是Jordan(2005)所說的 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

第三節 全球化與資訊化下的電子化發展趨同?

從上一節的的文獻探討中發現,趨同不僅在概念上橫跨多個不同主題,甚至多 個學科,而在操作化上也有許多難以測量的問題,導致趨同現象在學術研究的成果 上,到目前為止仍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理論上,趨同的爭議需要更多概念化的釐清,這也是本研究在前一節針對經濟、

系統、與政策趨同做了一系列的文獻檢閱的目的之一;從實證上,這個爭議需要更多 的經驗資料作累積,以作為理論強化的基礎,本研究後續即以這個目標作為主軸,選 取政府電子化政策作為標的,檢視政策成效的理想點趨同是否是一個可能的現象,因 為從理論上,電子化政策相對於其他政策,承受著更多可能促成趨同產生的「壓力」, 包括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讓國家領導人擔負更重與其他國家進行效率競爭的壓力;包 括一個全球蔓延的新公共管理趨勢主導,讓國家領導人面臨取得社會正當性的壓力;

也包括資訊化後容易相互學習的特質,使領導人更容易獲得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

Kamarck(2000,轉引自孫同文,2005)將目前政府所遇到的挑戰歸納為四項:1)全 球性的經濟競爭;2)民主化;3)資訊科技的革命性突破與進展;4)績效赤字。而面對 資訊社會的潛在衝擊,政府的直接反應是在實務運作上強調軟硬體的購置和應用,以 提升政府資訊蒐集和分析的能力,甚至利用電子化政府的建構改變政府提供資訊和服 務的方式(孫同文,2005)。總之,電子化政府的數位化發展成為各國一致遵行的管 理架構(Al-Hakim, 2007; Jaeger, 2003; Rose, 2005; Grant and Chau, 2005; Hee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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